華閱文章網信與非信
春秋戰國時期，群雄爭霸，先有春秋五霸，后有戰國七雄。
自衿為仁義之國的中原諸侯互相爭伐，而一直被諸侯國鄙視的蠻夷之地——秦國，卻在一次次戰火洗禮中逐漸變強，最終稱霸天下。
賈誼在《過秦論》中曾提到過，“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勢，序九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秦國之所以變大變強，我認為在于秦國統治者于戰局紛亂時，能夠把握“信與非信”的尺度。
材料一：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于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
民怪之，莫敢徙。
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
乃下令。
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
于是太子犯法。
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
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
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于公戰，怯于私斗，鄉邑大治。
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
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于邊。
其后民莫敢議令。
材料二：衛鞅言于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
何者？魏居嶺厄之西，都安邑，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
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
今以君之賢圣，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于齊，諸侯畔之，可因此時伐魏。
魏不支秦，必東徙。
然后秦據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
魏使公子卬將而御之。
軍既相距，衛鞅遺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歡，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為然，乃相與會。
盟已，飲。
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
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于秦以和。
因去安邑，徙都大梁。
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
材料一，商鞅對民的法治思想是“取信于民，兼具公平”，在秦國，因為軍功而受賞的士兵享有極高的榮譽，而那些無功而富的人地位卻不是很高，甚至不被允許在家里穿奢華的衣服。
項羽曾經稱“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那些富人雖有家財，但如果沒有軍功，連炫耀于人的資格都沒有，政策如此，民風也以尚勇為能，因此才能煉造出一支虎狼之師。
荀子在與趙孝成王談論到秦國軍隊時，提到“其生民也狹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勢，隱之以厄，忸之以慶賞，鰍之以刑罰，使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斗無由也”，意思大致為秦國以嚴苛法術統馭人民，人民只有通過戰功，通過砍下敵軍的頭顱，才能加官進爵，因此諸侯軍忌憚與秦兵交鋒。
當年長平之戰，趙國派大軍抵御秦兵的入侵，結果趙軍碰到秦兵，一觸即潰，最后被坑殺的達40多萬，慘烈程度超過南京大屠殺。
從而可以看出，秦王對國家實行的法制，是以嚴苛的法律相伴，使其威信發揮到極致，使秦兵如《秦風·無衣》里面表述的，軍隊能夠同仇敵愾，以殺敵立功為渴望，最終滅六國，統一天下。
材料二中，商鞅率秦軍攻打魏國時，魏國派公子卬率軍抵御，因為商鞅與公子卬是舊交，于是寫信給他，希望他們能夠通過結盟而罷兵，公子卬輕信于商鞅的建議，親自參與會盟，結果被秦兵扣留，最終導致魏軍大敗。
在實際戰役中，尤其是針對敵對勢力，所謂“兵不厭詐”，往往不會講究誠信，而片面拘泥于道義，可能會錯失戰爭時機，最終使戰局發生根本性的扭轉。
如宋襄公，當初宋國在他統治下，國力強盛，而齊桓公之后，齊國威信下降，宋襄公打算成就一番霸業，于是宋楚間發生一場大戰。
當楚軍渡河時，將領建議趁機發動攻勢，宋襄公認為這種做法不仁義，予以拒絕，最后宋軍大敗，2000多年后，**在《論持久戰》中說道，“我們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種蠢豬式的仁義道德”。
同樣，楚漢爭霸時，韓信帶兵攻打成安君陳馀的軍隊，李左斗曾建議派奇兵截斷韓信的糧道，從而不戰而勝。
而成安君空稱道義，稱道“韓信兵少而疲，如此避而不擊，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矣”，最終趙軍大敗，自己也被韓信所殺。
秦國成功權衡了“信與非信”，最終滅六國而霸于諸侯。
這種模式也得到傳承，像現今的國際關系，兩個國家倘若是貿易伙伴，則彼此信守承諾，將促進外貿發展，最終贏得雙贏，若兩個國家對峙，尤其是敵對時，有時放出些虛假消息，成功迷惑對方，或許會為自己贏得先機。
同樣在一家公司里，對職工能以“信”，使員工明白通過自己的努力，可以實現自我價值，則公司氣氛也能極大活躍。
而面對競爭企業，一些營銷類的策略就得依靠放煙霧彈，讓對方無法獲取有價值信息，這樣才更有利于占得市場。
張養浩在《山坡羊·潼關懷古》一詞中提到——“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當王朝興盛，百姓過著困苦的生活，到王朝衰弱，各割據力量相爭，百姓更是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按魯迅的說法，是進入了“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戰國時期，硝煙四起，戰爭頻發，民生凋敝，天下人爭當奴隸而不得時，卻有兩位大忽悠，用三寸不爛之舌，且輔以天花亂墜的辭藻，游說諸侯國，使縱橫大行其道，從而影響了秦國統一的步伐。
縱橫，包括合縱和連橫，簡單而言，合縱是指弱小勢力間相互聯合，進攻強大勢力，如近代史范圍內，各殖民地頻頻爆發的起義，多是以合縱為策略的。
連橫指強大勢力聯合一些弱小勢力，壯大聲勢，從而攻打另一些弱小勢力，蠶食天下。
如八國聯軍侵華戰爭。
而在先秦時期，談到縱橫，不得不提蘇秦和張儀。
之前稱蘇秦與張儀是兩大忽悠，是因為他們出使諸侯國時，往往為其政治目的，加入些夸張、不符合實際的言論，比如蘇秦夸耀齊國強大，用了“臨菑之涂，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汗成雨”來形容，夸耀韓國士兵強大時，則說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跖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使幾位諸侯王飄飄然，最后蘇秦掛六國相印，顯耀一時。
張儀的忽悠技巧明顯高于蘇秦，而且用計更為陰險，如當時六國采用蘇秦合縱之術，欲共同進退時，張儀則巧設計謀，使六國聯盟最后分崩離析：先是，秦惠王派犀首（公孫衍）誘使齊國與魏國攻打趙國，引起六國間矛盾，之后張儀派兵攻下魏國蒲陽，然后又把蒲陽城還給魏國，魏割十五縣給秦，六國此時已是首鼠兩端，按著，為破壞齊楚聯盟，張儀出使楚國，答應楚王若與齊國斷絕來往，就把商於六百里地獻給楚王。
因為張儀忽悠水平實在高，楚王聽了滿心歡喜，與齊國斷交，之后看秦國貌似沒有獻土地的動靜，以為自己做的還不夠過分，又派勇士到齊國罵齊王，齊王聽說了后，十分惱怒，與秦國建立和好，這時張儀出來見楚國使者，讓楚王去接收商於六里的土地，六百里變六里，楚王自然大怒，派兵與秦國大戰，結果大敗而歸。
自此之后，張儀效法蘇秦，游說諸侯國，最終使連橫之術代替合縱之術，為秦國贏取天下奠定了基礎。
張儀之后，范睢又繼承合縱的精髓，提出“遠交近攻”策略，秦國又依其計謀，最后滅了六國，統一了天下。
秦朝之后，縱橫之術并未消沉，當國家進入割據狀態時，其往往能大行其道。
如漢朝時諸侯王發動“七國之亂”，漢景帝先平定了吳楚聯軍，最終瓦解整股反叛勢力。
晉朝時爆發“八王之亂”，各割據勢力相互聯合，攻打，導致西晉滅亡。
明王朝時，朱棣利用朱允炆削藩之機，起兵靖難，用縱橫之術孤立中央政權，最終贏取了天下。
舍生取義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
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于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
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惡有甚于死者。
非獨賢者由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勿喪耳。
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
呼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
萬鐘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鐘于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
——《孟子·告子上·魚我所欲也》
《資治通鑒》一書中，第一個“義”的例子，就屬“豫讓吞炭”。
三家分晉，衍生出魏、趙、韓三國，而趙國國君趙襄子有種特殊的嗜好，他喜歡把晉國亡國之君——智伯的頭骨作為酒器，而智伯的家臣豫讓打算為智伯報仇，躲在趙國宮殿廁所里，想借機殺死趙襄子，不料，他低估了趙襄子的特異功能。
趙襄子剛要上廁所，就聞到廁所里有股殺氣，派人查找，結果搜出了豫讓，之后把他放了，認為他是“義士”。
豫讓不死心，用漆涂在身上，把皮膚弄得腐爛，并且為了改變聲音，又吞炭使聲音沙啞，然后躲在橋下，想在趙襄子經過時刺殺他。
結果趙襄子又一次發揮其特異功能，派人去橋下搜捕，抓到后便把他殺了。
像后世一直為人歌頌的《趙氏孤兒》，關羽的“身在曹營心在漢”亦是此類型。
那么什么是“義”呢？孟子在上面文章中談到“義”字，內涵模糊，從表面意思看，似乎可以把“義”理解為一種道德與信仰， 根源于人的本性。
孟子強調“人之初，性本善”，即使是乞人，他雖身無長物，但卻擁有尊嚴，即使餓死也不吃嗟來之食。
而《禮記》中有稱“義者宜也，尊賢為大”，“尊賢為大”意指君禮賢下士，那么“宜”字，按訓詁學家的分析，是表示合宜之意，從這里又可以得出，義又是一種符合社會全體利益的道德，可以稱其為高尚的集體主義，所以孔子才會稱“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以利”，認為君子總是勸大家遵循社會的道義，而小人則是勸大家追求自己的利益。
那么即可認為，“義”是源于人的本心，但又為社會所尊崇，符合社會全體利益的所在。
可能有人會認為，文中稱“不吃嗟來之食”而餓死的人為義，難道是符合社會利益么？實際上，如果你了解到儒家思想中的“禮”，就可以清楚，這實際上是儒家在約束人的行為，不為私欲，卻為遵循禮的規范。
試想，如果人人都為滿足自我欲望，爭名逐利，甚至為私利放棄自尊與道德，那這社會一定會變得混亂不堪。
同理，談論到豫讓這行為，之所以稱其為“義”，是因為在當時“竊鉤者誅，竊國者諸侯”的動蕩社會中，他仍以忠君為信仰，符合“君為臣綱”思想。
而若臣下都以此律己，那社會就安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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