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在先秦諸子之中素以“善辯”著稱,其門人公都子曾對他說:“外人皆稱夫子好辯”。
孟子回答說:“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其好辯善辯,動輒與人言辭交鋒,必欲爭勝的個性特點,反映在文章里,就不僅僅是從邏輯上說明道理,而且具有強烈的文學性和感染力了。
筆者就其論辯的主要特色,現援例以抒管見。
如果說把孔子比作一位老者,他用溫和的語言教導我們該如何做人,如何處世。
那么孟子便是一位血氣方剛的小伙子,他用有力度的語言教導國君如何成為明主。
孔子重在成仁,孟子中在取義。
但孟子的取義卻并非一味地說教。
伴君如伴虎。
如何馴虎,讓兇猛的老虎聽話?這是一個非常需要技巧的差事。
孟子的善辯流傳很久了 ,為何世人會稱道?
孟子善辯中在善于用譬喻。
孟子的譬喻取材于我們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所喜歡的具體的是事物。
如用禾苗與雨露來說明百姓與君子的恩惠之間的關系,形象易懂。
在說明人們做事經常以“不能”為借口代替“不為”。
正如用“月攘雞”取代“日攘雞”而已。
孟子善辯重在對比。
既有雙向的對比,如《王何必曰利》中由懷利------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與懷義-------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做對比。
還有單邊對比的 。
如得民心----得民—得天下與失民心---失民---失天下。
孟子的善辯中在善于偷換概念。
孟子在《民為貴》中從行為角度吧桀和紂定位為獨夫,像這樣的殘暴的獨夫任何人都可以除之而后快。
這樣就解了齊王給下的弒君的套了。
在一般人眼中對桀和紂的定位是從身份上定位暴君的,而湯和武王是他們的臣子,在儒家傳統思想中,臣是不能殺君的,無論此君是殘暴還是仁慈。
但這種大逆不道的事情在孟子的偷換之下卻變成了正義之舉了.
孟子的善辯還非常善于邏輯推理。
孟子文章的核心是王道,但王道的核心是以民為本,而以民為本的核心又是民以食為天,而食的核心又是制恒產。
所以王要對得天下,即要得民,要得民就要得民心,要得民心的具體手段可以包括助民生產,與民同樂等等手段。
孟子善辯的這些技巧再配上他強烈的感情,充沛的氣勢,靈活的論證手法。
使得它的論證散文或如疾風驟雨般快捷或如清湯白水般流暢,韻味綿長,非常有意思。
一、論辯機智靈活
孟子論辯中的機智靈活,主要體現在他善于巧設機關,誘敵上鉤,善于欲擒故縱,借題發揮上。
例: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
無以,則王乎?”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 《梁惠王章句上·齊桓晉文之事》。
⑵孟子謂齊宣王:“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
(《梁惠王章句下·孟子謂齊宣王》)
⑶他日,見于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
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曰:“可得聞與?”
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人。”
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
曰:“不若與眾。”
(《梁惠王章句下·莊暴見孟子》)
例(1),一心效法齊桓公、晉文公的齊宣王,一開口就向宣揚“仁政”的孟子討“霸天下之術”,可見話不投機。
孟子此時若順王意,必曲己意,如違王意,必廢此行。
但孟子不急不躁,閑暇從容,他巧轉話鋒,避異求同,以“孔子的學生沒有說過齊桓晉文之事,我也沒聽說過”斬斷齊王問霸之念,繼以“如果你要我說的話,我講講用‘王道’統一天下”為誘餌,釣齊王上鉤。
而齊王旨在統一天下,當然除“霸天下”之道外,其他能“王天下”之計,也是不妨一聽的,于是,就讓孟子執耳牽鼻,大談起“仁政”來。
此例足顯孟子善誘之智,從全章看也并非孟子“仁政”主張的勝利,而實在是因他善辯的智慧才使宣王心悅誠服的。
例⑵,顯現了孟子論辯中善設埋伏欲擒故縱之智,孟子這次見齊王,意在責其“不行仁政,喪失民心。”試想,客居之臣,若直接詰問萬乘之主,他能接受得了?機敏的孟子卻從“對失信的朋友,對失職的官吏”怎么處置問起,讓齊王說出“與他斷交”,“撤掉他”的話之后,猛然提出了“假若一個國家治理不好應怎么辦”的問題,齊王就是清楚了孟子的目的,然欲辯無辭了,所以直窘得左右張望岔開話題了,這真是問者有心巧設伏,答者無意自結網,這結果是齊宣王始科不及的。
例⑶,孟子為游說齊王,勸其“行仁政”,“與民同樂”,采用了“借題發揮暗渡陳倉”之計。
其始齊王聽孟子問“樂”,真是“聞樂色變”,十分擔心出丑。
孟子把握了齊王這一心理,用“如果大王喜歡音樂,那么齊國就差不多治理好了,其實當今的音樂也就好似古代的音樂”來解除齊王疑慮,甚至還使齊王產生了點僥幸和得意,在此基礎上,孟子偷梁換柱,一步步把純音樂之“樂”與治國之“禮樂”混為一談,并誘出了齊王獨樂“不若與眾”之語,從而達到了向齊王宣揚“與民同樂”的目的。
這一回合齊王更是輸得莫名其妙了。
例⑶,孟子為游說齊王,勸其“行仁政”,“與民同樂”,采用了“借題發揮暗渡陳倉”之計。
其始齊王聽孟子問“樂”,真是“聞樂色變”,十分擔心出丑。
孟子把握了齊王這一心理,用“如果大王喜歡音樂,那么齊國就差不多治理好了,其實當今的音樂也就好似古代的音樂”來解除齊王疑慮,甚至還使齊王產生了點僥幸和得意,在此基礎上,孟子偷梁換柱,一步步把純音樂之“樂”與治國之“禮樂”混為一談,并誘出了齊王獨樂“不若與眾”之語,從而達到了向齊王宣揚“與民同樂”的目的。
這一回合齊王更是輸得莫名其妙了。
二、氣勢咄咄逼人
孟子論辯除了機智之外,字里行間總洋溢著一種倔傲不貳,勢不可遏的逼人之氣。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中言:“文者氣之所形;文不可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塞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這話雖說得過于抽象,但卻說明了孟子行文氣勢凌人,尖銳犀利,如長河大浪,磅礴而來,咄咄逼人,恣行無阻的特點。
例⑷景子曰:“……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
’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禮若不相似然。”
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公孫丑章句下·孟子將朝》)
例⑷所記是孟子本打算朝見齊王,當聽說齊王準備拜見他卻推有小病而未至,后又讓使臣召孟子朝見,孟子就推病,回避使臣和太醫,朋友責怪孟子失禮,孟子和朋友的一段對話。
當景子指責孟子“聞王命而遂不果”“與禮若不象似然”時,孟子聞言,似乎就上了火氣,引經據典,理直氣壯陳辭:“他有財富,我有仁,他有爵位,我有義,我為什么覺得比他少了什么呢?”“輔助君主治理百姓自然是德為上,他哪能僅憑爵位來輕視我的年齡和道德呢?”這些話錚錚有聲,字字珠璣,不僅表現了一個“不召之臣”的凜凜氣節,顯示出一個傲然儒者的尊嚴,而且論議的氣勢也給對方欲辯不容之感。
孟子文章的氣勢逼人還顯示在行文利落通俗流暢上,文中多用短句,偶有長句,段落分明,節奏鏗鏘,頓挫跌宕。
如例⑷中“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再如膾炙人口的《魚我所欲也章》《天時不如地利章》,讀來無不給人一種酣暢淋漓,如水決堤,浩浩蕩蕩,所向披靡的雄肆之美,難怪后人提到孟子散文總要說它以氣取勝。
三、說理善用譬喻
漢趙岐《孟子題辭》說:“孟子長于譬喻,辭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孟子》全書二百六十一章,有九十三章總共使用譬喻一百五十九種。
有時是短小的比喻,如:“哀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告子》)再如《齊桓晉文之事章》也一連用好幾個比喻,既有生動的直觀性,又能夠揭露事物的本質。
用“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來突出齊宣王的“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同樣是力能做到而不去做,“不為也,非不能也。”“挾泰山以超北海”與“為長者折枝”也是形象的對比出前者是絕對做不到的,而后者不過是舉手之勞。
這樣,“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就異常鮮明突出了。
“天下可運于掌”這個比喻也是具體而形象的。
“緣木求魚”的比喻,和孟子其他許多比喻一樣,已成為成語,孟子用它來告誡宣王以區區之齊,要戰勝力量八倍于齊的各諸侯國,和“緣木求魚”在本質上是一致的,是多么異想天開荒唐可笑的事,所以要安國定本統一天下,唯一的出路就是“保民”,推行“仁政”。
孟子取譬除了運用文辭簡約的比喻之外,還選用完整的小故事和經典的寓言來塑造形象點題明理。
前者如“揠苗助長”“五十步笑百步”“再作馮婦”等等,后者最精彩的當數《離婁》中的一段: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后反。
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后反,問所與飲食者,盡富貴也。
而未嘗有顯者來。
吾將間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人與立談者,卒之東郭番間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顧而之他。
此其為饜足之道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
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人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這是一則完整的寓言故事,它最后點明所諷刺是當時“求富貴利達者”,但它不抽象說理,而是將所闡發之理通過故事具體化。
文字雖短,但情節有變化,人物有性格,達到寓理于形,形理并盛的境界。
故事中的齊人勢利卑鄙,虛偽造作,外表的莊嚴自足與內心的委瑣骯臟形成強烈反差,達到美學上的滑稽效果,完成了尖銳的諷刺目的。
特別到最后,把批判的鋒芒直指那些不擇手段,謀求富貴的“齊人”型的士大夫,使文章蘊意更加深刻,更具普遍意義。
孟子散文對后世影響深遠,它重感性和理性的結合,既主張以文載道又重視文學美感,因而《孟子》不僅是一部哲學著作,也是先秦諸子中杰出的散文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