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在思想史上，“孔孟”并稱，孟子以孔子學說的繼承者和捍衛者而聞名，其思想的犀利和性格的剛烈在先秦諸子中獨樹一幟；《孟子》文章議論風發，文辭華贍，氣勢磅礴，奔放不羈，具有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風格，是極富感染力的文學散文。
20世紀以來，傳統經學瓦解，作為儒家重要經典的《孟子》得到了多學科多領域的廣泛研究，文學研究是其中之一。
關于《孟子》一書，研究者認為，今存內七篇其體式雖不脫語錄窠臼，但“所記對話，多于獨白，對話復以往復辯論之辭為多”[1]（P316）；成書方式亦與《論語》出于弟子和后學眾手“論纂”不同，而是由孟子“與萬章、公孫丑等親炙弟子一次纂成，故全書一致耳”[i2]；論說方式與《論語》等春秋之文重在“立意”和“見志”的“陳述”有異，而更多帶有戰國之文的“論辯”色彩。
在先秦儒家之文中，《孟子》素以富于“文學”性而著稱。
郭沫若將其列為“戰國散文四大家”之首[3]，劉大杰稱揚：“當代的儒家作品以孟子最有文采，他的散文對后世很有影響。”[4]（P81）縱觀20世紀的《孟子》文學研究，涉及面廣泛，從散文藝術的角度看，主要是從語言藝術特色及其修辭技巧的運用、論辯藝術及其氣勢風格、文章的邏輯性及其文體特征等方面展開的，取得了可觀的成績。
本文著重就《孟子》散文藝術，從以上幾個方面對百年的《孟子》文學研究狀況進行簡要回顧，并對其得失和未來的研究趨向作一個粗淺的評說與前瞻，以期為未來的《孟子》及先秦諸子散文藝術研究提供一些借鑒與啟示。
一、語言特色與技巧研究
關于《孟子》的語言特色，一般認為與《論語》基本相同，屬語錄體，而多由對話所組成，明白曉暢、通俗易懂，但比《論語》更有文采和富于氣勢。
柳存仁認為，《孟子》之“記言文字，極見流利豐暢。”[5]（P70）劉大杰認為：“孟子的文章不僅文采華贍，清暢流利，尤以氣勢勝。”[4]（P83）譚家健發表于50年代中期的《略談〈孟子〉散文的藝術特征》一文[6]對孟文語言藝術特征作了細致而獨到的分析，認為：孟文語言給人的“第一個印象便是明白曉暢”，這是因為它不事雕琢，不用生僻的詞匯和蹩扭的句法，加之善于精工刻鏤，精辟準確地使用詞匯，平實淺近，干凈利落，“有一種爽朗明快的風格，給人樸素自然的美感”。
譚氏并由人物語言入手，分析了《孟子》的人物形象，認為孟文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生動而復雜的孟子形象，他具有“豪爽直率、潑辣大膽的個性”，“鋒芒畢露、痛快淋漓的風格”，“基本上是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代表”；而作為議論散文，既沒有曲折的情節，也無法描寫繁復的活動，主要是利用個性化的人物語言，通過孟子自己說的話，“塑造一個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
在50年代初中期人們大多只注重諸子散文思想內容的評判，而忽視其藝術特征探究的背景下，譚氏之論引人注目，而由人物語言入手把握論說散文中的人物形象，亦令人耳目為之一新。
楊公驥認為，《孟子》的“語言嚴謹而流暢，委婉而犀利，雄恣而細致，在生動潑辣的語言中，流露著強烈而鮮明的感情”，使“孟子的性格活現在紙上”，從而充分地表現了孟子的個性特征[7]（P354）。
一些研究者從修辭技巧運用的角度分析了《孟子》散文的語言藝術。
羅星明撰文認為孟文大量地使用排偶句式、重復對比以及實詞、虛詞的交錯搭配，使語言既簡潔精煉又概括性強，“以準確、凝練的語言來表達豐富、深刻的思想”，“幾乎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了。”[8]章滄授認為孟文通過書面語的口語化、引俗語入文、釋古語通俗化等方法，形成了“平樸自然，開口見心”的語言藝術風格；加之“具有自如嫻熟地駕馭語言的技巧和能力”，從而“準確凝練，辭簡義豐”[9]。
邊家珍也指出《孟子》具有“高超的表達技巧”，其語言“曉暢明白，通俗易懂，確如泛舟中流，優游自如”[10]。
賀友齡《漫話〈孟子〉的語言風格》[11]，聯系具體作品分析了孟文“豐富多彩的修辭手段”，認為《孟子》文章樸實通俗而不粗淺俚俗，是因為其極重視“文采”，從詞語的錘煉，到句式的選擇，以至篇章結構的安排，都是“極見功力的”。
此文分析頗有深度，立論平實而新穎，在孟文語言藝術研究方面較有特色，值得注意。
孟子生當戰國中期，激烈爭辯的現實需要和策士縱橫文風的沾染，使《孟子》與《論語》的“慎言”間拉開了距離，而呈現出雄辭激越和氣勢磅礴的風格。
魯迅精辟地指出：“孟子生當周季，漸有繁辭，而敘述則時特精妙。”[12]張振鏞認為：“大抵孟文以閎肆勝。”[13]（P26）鄭振鐸認為，孟文“沾了戰國辯士之風”，因而“辭意駿利而深切，比喻贍美而有趣”[14]（P74）。
錢基博ii認為：“儒家之文，至《孟子》而極跌宕頓挫之妙。”[15]（P33）均含有對孟文由“繁辭”而形成的語言風格認識的意思，對此研究者多從修辭的角度作了探討。
譚家健認為，孟文喜歡運用排偶的句式和反復重疊的句型，“使文章的如長江大河，浪頭一個接著一個，造成渾灝流轉，滔滔不絕的壯觀”[6]。
李澤厚指出：“孟文以相當整齊的排比句法為形式，極力增強它的邏輯推理中的情感色彩和情感力量，從而使其說理具有一種不可阻擋的‘氣勢’。”[16]（P60）賀友齡具體地分析了《孟子》遣辭造句方面的特點，認為其“行文中那種鏗鏘頓挫的音節，排散結合的錯落句式，使人讀來朗朗上口，有一種鮮明的節奏性和優美的音樂感，使人感到作者筆端凝聚著的激情，使人受到感染，受到啟迪，使人得到一種美的享受！”[11]章滄授把孟子散文的語言風格概括為“氣勢磅礴，雄健有力”，其表現有三：1、語句排比而起，連貫成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御”；2、口若懸河，滔滔不絕，列盡事理，千言不窮；3、居高臨下，勢如破竹，水到渠成，迎刃而解[9]。
侯愛平、呂玉玲《論〈孟子〉和〈戰國策〉說辭的共同特色》一文[17]通過二者的比較認為，戰國時期以“辯”為特征的政治文化背景，形成了二者語言上的共同特色，一是善于揣情摹意，引人入彀，以利害打動人心，二是體現出文學性與邏輯性相統一的特色。
文章著眼于二者之“同”，而忽略了光明正大的孟子之文與“逆探巧合”的縱橫家言之“異”，而二者的貌合神離正是孟文語言藝術特色之所在。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語言藝術的顯著特色，對此研究者也從多方面進行了探討。
鄭振鐸認為，孟子“喜以比喻宣達他的意見”，“比喻贍美而有趣”[14]（P74）。
劉大杰指出，《孟子》文章在說理論事時，“偶爾舉例取譬，時時露出一種幽默”，如牽牛過堂、齊人妻妾諸段，“實在是巧妙，然而又是出色的比喻和諷刺”，“顯示出散文的活潑和機智”[4]（P83）。
譚家健認為，孟子的比喻“淺近平易而生動有有趣，輕快靈便而又深刻貼切”，“堪稱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設譬，運用靈活，精辟允當，一語中的，從而引起讀者廣泛的共鳴；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為開風氣者，這類“敘述則時特精妙”的長喻“曲折多姿，生動有趣”，“有很高的藝術價值”；短喻則既平易又精練，正喻生動有趣，反喻夸張幽默。
因此，《孟子》的比喻“既有高度的藝術性，又結合著深刻的思想內容，充分表現了偉大散文家的藝術匠心”[6]。
楊公驥認為,孟子尤為擅長以寓言故事作譬喻，從而使《孟子》更具文學性，雖然這些譬喻有時并不都能恰切地闡明其理論，然而卻充分地表現了人物的感情，因而孟子使用譬喻“不是邏輯思維的產物，而是情感聯想的產物，因此它也是抒情的”[7]（P354）。
徐立認為，《孟子》設喻取譬不僅數量多，而且豐富生動，“孟子設喻不拘一格，有的是眼前景物，有的是出于杜撰，有的是當時的故事；有的夸張，有的幽默；有的一語破的，有的妙喻成串。”[18]章滄授分析了《孟子》用喻的具體情況，認為孟文或以物喻理，深入淺出，或以事喻理，情理顯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從而化抽象為具體可感，化深奧為淺近通達，因此，作者認為：“孟文用喻，自如嫻熟，搖曳多姿。”[9]管仁福《孟、荀散文藝術比較》[19]iii，通過比較論析認為，孟文用喻不僅多而廣，而且比喻手法富于創造性，作者往往根據不同的對象、不同的內容設喻，既有針對性，又妙趣橫生，同時孟子的比喻富于想象力，并且通過與對比手法結合，以一些超乎常理的比喻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
從上述可知，對孟文擅長的譬喻手法的研究比較深入，實際上無論是單純的比喻，還是故事性的長喻，為先秦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為人所稱道，是因為有其獨特的“個性”，從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風格，管文提供的思路當有某種方法論意義。
二、論辯藝術研究
戰國諸子，好辯、善辯為時尚，而孟子尤以知言善辯著稱。
孟子在中國文學史、美學史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氣”這一概念，并把“養氣”和“知言”結合起來，“他所謂知言的本領植根于養氣，而養氣就是對自己本性中的善端，循乎自然地加以擴充，不斷地進行道義的積累”[20]（P112），具體運用于在對話和論辯中，形成了孟文剛柔相濟而析義極精的論辯藝術，充分表現了《孟子》散文鮮明的個性和獨特的與風格。
在對孟子論辯藝術的研究中，又大致集中在論辯方法技巧與論辯風格兩方面。
錢基博認為孟子論辯“開辟抑揚，高談雄辯，曲盡其妙……一縱一橫，論者莫擋。”[15]（P33）段凌辰發表于20世紀30年代的《〈孟子〉之辯論術》一文[21]，對孟子的論辯技巧方法作了條分縷析的分析概括，奠定了孟文論辯藝術研究的基礎。
另外，楊壽昌《孟子文學之管見》[22]、李長之《論孟子文章的特點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之地位》[23]等一批早期論文，對孟文的論辯技巧也時有論及。
而從文學散文的角度對孟子論辯藝術進行理論研究，當是50年代中后期以后。
譚家健從文章結構入手分析了《孟子》的論辯藝術，認為其特征是：（一）抓住要害，突出中心，在論辯中“有如老吏斷獄”，一下子就能把握住問題的關鍵，作集中分析論證以服人；（二）脈絡分明，有條不紊，次序極為清楚，“簡直是塊天成的織錦”；同時（三）又極富于騰挪跌蕩，搖曳多姿，在一問一答中逐步深入問題，穿插變幻章法，富于戲劇因素，“真是極盡曲折變化之能事”[6]。
李竹君《〈孟子〉散文的論辯藝術》一文[24]，對孟子的論辯風格和論辯方法作了綜合研究，認為：孟子其人“堪稱一位雄辯家”，“《孟子》幾乎是一部辯論集”，作為一個“有血性的漢子”，孟子“嬉笑怒罵，感情畢露，豪爽直率，痛快淋漓，心地正大光明，議論開口見心”，其論辯具有“若決江河”、勢不可擋的“氣勢”和鋒芒畢露、萬物披靡的“詞鋒”；行文以暢達詳盡取勝，運用了“逐層疏解，不怕反復，多用排語，重言申明”的鋪排手法，“具有戰國時期縱橫家的氣概”；“不得己”而辯的現實所迫，促使孟子“十分講究辯論技巧”，論辯中往往采取誘敵深入因勢利導的欲擒故縱方法，形成咄咄逼人的氣勢，加之嚴密的邏輯推理，引導對方，使其漸入彀中，陷論敵于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使其無可置辯，甘心折服。
徐立《孟子論說文的特色》一文[18]稱孟子在論辯中“表現了自己的論辯技巧，可以稱得上是一個雄辯滔滔的辯論家”，“有縱橫家的特點”，指出：“他擅長縱橫家那套‘捭闔’、‘轉丸’、‘揣情’、‘摩意’之術，”加上他的長于“知言”，辯論起來“很會揣情摩意，把對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聽從他的擺布”，又重視第一手材料，論辯多以事實作基礎，所以有理有據，論辯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
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論辯方法》一文[25]認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論辯方法，形式多種，變化萬千，往往因所論辯之事不同而異其方法，“無不理充詞沛，說服力強”。
章滄授著力分析歸納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論辯技巧”：一是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針鋒相對地辯駁答難，二是引出話題，抓住要害，步步緊逼，勢如風雷，三是對比論辯，尖銳深刻，淋漓痛快，從而形成了孟子“鋒芒畢露、剜心入骨”的氣勢與風格[9]iv。
郭預衡通過與《論語》的比較，對孟文的論辯藝術作了闡述，指出：二者雖然都采用一問一答的對話體，但《論語》是坐而論道的“談論”，《孟子》卻是針鋒相對的論辯，而且結構更加完整、富于辭采、極有氣勢和感情色彩[26]（P135—139）]。
管仁福認為：“孟子散文的論辯藝術主要是在人物對話中表現出來”，從論辯主體和讀者接受兩方面看，對話體的論辯不同于文章論證式的論辯，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進行，因而論辯者必須在短時間內對問題做出快速的反應、對答，在這種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語言的激烈交鋒，最容易激發起論辯者的智慧和靈感，從而使論辯呈現出靈活、機智、生動的特點，發為文章極具活潑性和可讀性，讀者閱讀時會有親臨現場之感，從中很容易體會到強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氣”[19]。
楊福生認為，孟子論辯，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論辯過程呈現一種向心式回歸過程，其論辯藝術依托于自己強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論體系，將論辯焦點歸結到自設前提上來駁倒對方，既揮灑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論辯局面，行所當行，止所當止，從而形成了“理懿而辭雅”的論辯風格[27]。
三、邏輯性及其文體特征研究
春秋戰國時期也是我國邏輯思辨的發軔時期，《孟子》散文的邏輯性也為人所注目。
研究者認識到，孟子論辯之所以所向披靡，無往不勝，嚴密的邏輯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
譚家健認為孟子雖然不像墨子那樣有比較完整的形式邏輯理論，但是“卻能普遍而熟練地使用著形式邏輯的思維規律和思維形式，其文章都有著嚴格的邏輯”，在論辯過程中，孟子成功地運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從而“無論和誰辯論，孟子都從沒有輸過”[6]。
洪波認為，《孟子》“文章的組織與邏輯推理的規則極相吻合”，作者把孟子論辯中所運用的邏輯方法歸結為：（一）逐層推論法，在具體的論辯中，穿插運用演繹法和歸納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縱，開合自如，引人入勝；（二）破斥兩端法，針對論敵用假言推理與選言推理的綜合方法進行的責難，孟子從容應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三）提出新論點法，即當論敵用假言和選言推理進行論辯時，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論點，以擊破對方隱含的錯誤觀點；（四）例證法，即把例證作為一個前提，使邏輯推理更加嚴密。
文章還認為，與“名辯邏輯學”和“墨辯邏輯學”重在立論不同，“孟辯邏輯”重在駁論，因此作者認為：“辯難體散文，當自孟子始”。
[18]
顯然研究者已從《孟子》文章的邏輯特征進而到對其文體特性的認識。
關于辯難體，50年代中期，羅根澤認為是韓非子所“獨創”[28]。
到了80年代有研究者認為其“獨創”者應為《孟子》。
張惠仁《孟子——我國古代辯對文的開元者》[29]，從文體的角度考察了孟子的論辯藝術，認為《孟子》的論辯篇什，“把辭章藝術與嚴密的邏輯推理揉而為一”，形成了“以反駁藝術見長的辯對散文”，孟子以他“量多質高的辯對散文馳名一時”，而“辯對散文，是一種反映人們邏輯思維成果的文體，它以證明、反證明、推理的邏輯方法，闡明基本觀點”，主要是“以問對、答辯的方式展開文章，它的針對性較其他‘論’、‘說’體，要求更高，它以駁論為主要的或突出的論證方法。”辯對散文的產生有賴于邏輯學的形成和發展，孟子的“知言”說，提出和解決了“墨辯邏輯學”中所未提出和解決的駁論問題和方法，“自孟子的‘知言’說出現后，不僅使先秦時代我國樸素邏輯學體系從概念、判斷到證明、反證明、推理臻于系統化，而且在我國的文章史與邏輯史上，第一次從理論上把文章學與邏輯學合為一體”；在實踐上，“他認真地把我國古代邏輯學的成果運用到自己的辯對中來，使用多種邏輯方法，駁論有力，立論有據，從而使文章既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又具有那種高屋建瓴，勢不可擋，無可辯駁的邏輯力量。”賴志明《從孟子“好辯”看其邏輯觀》一文[30v]認為：孟子“給儒家的‘正名’學說中注入實際的邏輯內容，把‘正名’主張從政治、倫理領域逐漸地引向思維領域，從而使儒家的‘正名’與論辯這一思維邏輯的領域有了更多的聯系”，論辯中“很講究立論與駁論的論辯藝術，與嚴密的邏輯推理揉而為一”，“他善于抓住論辯的契機和對方難以自圓其說的地方，把反駁的重點放在論敵的‘所蔽’、‘所陷’、‘所離’、‘所窮’之處，在辯論中努力指責論敵的謬誤”。
學者們在肯定孟文邏輯性的同時，對其不足亦時有論及。
張惠仁認為，孟子對邏輯推理方法的運用，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不自覺的，因此“在邏輯上必然有牽強附會之弊，有時甚至還使用一些詭辯法”[29]。
徐立亦認為，孟文在邏輯方面“沒有墨子、荀子那種‘隆正’、‘察類’、‘明故’的科學態度，而有時是一種‘無故’、‘亂類’的恣意推論。”[18]根據孟文的特點把邏輯學與文學作品結合起來研究，這類“跨學科”研究對拓展研究領域，深入理解作品內涵和把握作家作品的風格特色，無疑是有意義的探索。
但對孟子邏輯思想的評價，意見尚有較大分歧；對于《孟子》散文邏輯性的研究還有待深入。
回顧百年《孟子》散文藝術研究狀況，有創獲亦有缺憾。
僅從以上所撮要列舉的情況看，百年《孟子》散文藝術研究，從起步而蔚為大觀，逐漸擺脫了各種束縛與偏見，走上了獨立發展的學術道路，其文學價值與地位得到了認識與確立，其散文藝術得到了廣泛的探討。
然而相對于哲學思想、社會政治主張的研究來說，《孟子》散文藝術研究只能說是尚處于起步階段，無疑尚有不少缺憾。
揣度未來的研究趨向，筆者認為當有以下幾點值得注意。
首先是要對理論上存在一些失誤作冷靜的符合實際的分析。
百年中對《孟子》散文藝術性的確認，所使用的評判標準和術語基本上是用歐美移植來的，并不完全符合其實際情況，因為《孟子》以及先秦諸子散文有其獨特的內部構成因素，在諸如文體品類、題材內容、形式構造、表現方法等方面有其相對的獨立性，因此，先驗的理論模式和僵化的思維方法，將會閹割其豐富性，亦不足以揭示其真正成就。
因而，真正從實際出發，不套用某種現成的理論，從中提煉出相關的命題，探索出切合諸子散文自身特點的理論表述，以剖析自己的研究對象，從而做出令人信服的結論，把研究進一步推向深入，應成為新世紀諸子散文藝術研究者的當務之急；其次，由于《孟子》自身的特殊性，百年中對其散文藝術的研究過多地受到的主流意識形態的介入，重思想輕藝術，既造成了眾多的迷誤，也造成了研究的浮淺和領域的狹隘，甚至有一些“空白”的領域需要去填補。
這方面，徐華龍的《孟子對民間文藝的運用和認識》一文[31][4]或能給人以某種啟發。
徐文探討了孟子與民間藝術的關系，指出孟子大量運用了民間故事、神話、寓言、諺語、傳說等“勞動人民創造的豐富的民間文藝的內容和形式”，并聯系孟子的政治哲學思想、美學觀點和文章體式對此作了精到的分析，認為所以如此，有兩個方面的原因，“孟子有強烈的‘民’的觀念”和“為了對話的需要”，這表明孟子“在自覺地肯定民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其確有的科學價值。”事實上，在先秦諸子各家文章中都不難發現相同或相似的現象。
按照流行的觀點，一切文學活動和藝術形式均肇始于民間，因此探討先秦其他諸子與民間文藝的關系，無疑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課題。
因此，進一步拓展包括《孟子》在內的先秦諸子散文的研究領域，加強理論建設，開辟新的研究思路，推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實現新的跨越，將是新世紀《孟子》以及先秦諸子散文藝術研究的必然趨勢。
孟子，名軻，字子輿，戰國時鄒（山東）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繼孔子之后的儒家大師。
其中心思想是“仁義”，主張實行仁政，強調“民貴君輕”，重視民心向背。
在人性問題上提出“性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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