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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殷商時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記史的散文。
到了周朝，各諸侯國的史官進一步以樸素的語言、簡潔的文字記錄列國間的史實，如《春秋》。
隨著時代的需求，產生了描述現實的歷史文學，有了《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著作。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相傳是春秋末年魯國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萬字，記載了春秋240年間列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活動和言論以及天道、鬼神、災祥、占卜之事。
這部書敘事富于戲劇性，情節緊湊，戰事描寫尤為出色，語言精煉，富于形象。
《國語》是國別史，分別記載了周王朝及諸侯各國（BC990——BC353）之事，記言多于記事，所記大多為當時較有遠見的開明貴族的話。
《戰國策》作者不可考，現版本為西漢劉向輯成。
同《國語》一樣，也是分國記事，記載了西、東周及秦、齊、楚、趙等諸國之事，內容是謀臣策士的種種活動及辭說。
《戰國策》文章的特點是長于說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極為生動。
先秦歷史散文為中國的歷史文學奠定了基礎，對后世歷史家和古文家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春秋戰國之交是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各種學術流派紛紛著書立說，爭論不休，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
代表不同階級或階層的思想家的著作，促進了說理散文的發展。
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
記載他們言論的書流傳到現在的有《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
《論語》和《孟子》是儒家詮釋“仁”的著作。
《論語》是記錄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簡短的談話和問答。
《孟子》是記載孟軻言論的。
孟軻長于辯論，因此書中語言明快，富于鼓動性。
《墨子》代表墨翟“喜愛”的主張，語言樸素，說理明確，邏輯性很強，《兼愛》、《非攻》等篇極有代表性。
《莊子》代表道家莊周“無為而治”的主張。
莊子散文在諸子中獨具魅力。
這表現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銳的觀察力，善用民間寓言，長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學趣味。
《韓非子》代表法家“因時制宜”的主張。
韓非散文結構嚴謹，鋒芒銳利，說理深刻。
《荀子》代表荀況的學說，現有32篇，多長篇。
荀子散文特點：論點明確、層次清楚、句法整練、詞匯豐富。
《呂氏春秋》是秦丞相呂不韋門客的集體創作。
它包括八覽、六論、十二紀，兼有儒、道、墨、法、農諸家學說。
書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時代的文獻和佚事。
它是一種系統化的、集合許多單篇的說理文，層層深入，最見條理。
和諸子散文一樣，它往往以寓言故事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
先秦諸子的說理散文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對后世散文的發展產生了顯而易見的影響。
2、漢初，政論散文有所發展。
賈誼（西元前200——前168）是西漢初年杰出的文學家，他的文章《過秦論》總結了秦代滅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農民起義的教訓，發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
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語言富于形象性。
除賈誼外，漢初還有不少散文家，他們的文章大多或論秦之得失，或針對時弊，提出自己的主張，其中以晁錯和鄒陽成就較高。
晁錯以主張募民備塞的《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兩篇散文最為著名。
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封建王朝迫切需求總結古代文化，給予大一統的統治局面以哲學和歷史的解釋，司馬遷的《史記》應運而生。
它的出現將先秦歷史散文又大大向前發展了一步。
在《史記》的影響下，東漢產生了不少歷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漢書》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漢代出現了一種新的文體“賦”。
賦的名稱始于戰國趙人荀卿的《賦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體制。
講究文采、韻節，兼具詩歌和散文的雙重性質。
接近散文的稱“文賦”，接近于駢文的稱“駢賦”。
漢初賈誼的《吊屈原賦》、《鵬鳥賦》；司馬相如（前118—前179）的《子虛》、《上林》；西漢末年楊雄（公元前53—18）的《甘泉賦》、《羽獵賦》、《長楊賦》、《河東賦》；班固的《兩都賦》；東漢張衡（78—139）的《二京賦》，都是漢賦的名篇。
3、魏晉南北朝時期，駢文盛行，散文衰落。
但在酈道元的《水經注》和楊衡之的《洛陽伽藍記》等學術著作中仍有一些質樸的敘事、抒情、寫景的優美文字。
4、唐朝韓愈大力反對浮華的駢儷文，提倡作古文，一時從者甚眾，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創作業績大增，影響更大，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文學史上稱其為古文運動。
以韓柳為首的古文運動的勝利，樹立了一種擺脫陳言俗套，自由抒寫的新文風，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敘事、議論、諷刺的藝術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運動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歐陽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運動，此后的王安石、曾鞏、蘇軾、蘇洵、蘇轍等人都在古**新運動的影響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將他們與唐代韓愈、柳宗元合稱為“唐宋八大家”。
5、北宋的歷史文學家司馬光編有一部歷史巨著《資治通鑒》，它除具有史學價值外，還非常具有文學價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諸位大家影響下，產生了一部分上書言事的政論文，表現了作者鮮明的政治態度，胡銓、陳亮、葉適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家。
古文運動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實用，南宋時大量出現的筆記雜文便是一個明證。
洪邁的《容齋隨筆》、王明清的《揮塵錄》是筆記雜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長于說理，造詣非淺。
6、明初的宋濂（1310—1381）是“開國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傳記文很有現實意義，比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錄》、《王冕傳》、《李疑傳》等。
明中葉以后，針對程朱理學、八股文的束縛，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發起“復古運動”，倡導文必秦漢。
他們在對掃蕩八股文風起到一定積極作用的同時，又走上了盲目模擬古人的路子。
后來的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后七子”復古運動，也再一次重復了他們的錯誤。
歸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來反對復古派，進而是萬歷年間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擊擬古主義的隊伍。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為代表，時稱“三袁”，袁宏道（1568--1610）最為著名。
他們認為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文學，因此反對貴古賤今，模擬古人。
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觀要求提出了“性靈說”。
公安派的散文創作特點是：沖破傳統古文的陳規舊律，自然流露個性，語言不事雕琢。
與公安派存在的同時還有以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他們也主張獨抒性靈。
公安派與竟陵派革新的直接產物是晚明大量出現的小品散文，這是傳統散文的一個發展，張岱（1597—?）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較有成就的一位。
他的小品散文題材較廣，山水名勝、風俗世情、戲曲技藝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
他的散文語言清新活潑，形象生動，廣覽簡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
6、明末清初，晚節不保的侯方域（1618—1654）的散文取得了較高的藝術成就，代表作有《李姬傳》、《馬伶傳》、《任源邃傳》等。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葉最著名的一個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劉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
方苞（1668--1749）繼承歸有光的傳統，提出“義法”主張，并使之成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論。
桐城派古文作品選材用語只重闡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簡潔自然，但缺乏生氣，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
與桐城派對立存在的是提倡“駢文”的復社作家，汪中（1744--1794）是其中成就最大者。
7、清初有不少成績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
王猷定（1599—約1661）的傳奇性散文以小說傳奇體打破了傳統古文寫法，代表作有《李一足傳》、《湯琵琶記》、《義虎記》等。
魏禧（1624--1680）以人物傳記最為突出，代表作是《大鐵椎傳》。
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1873--1929）為清末改良運動的代表人物，也是學術上改良派的代表作家。
他們的散文無視傳統古文的程式，直抒己見，暢所欲言，是政治斗爭的有效工具。
梁啟超的新體散文更是對一切傳統古文的猛烈沖擊，為晚清的文體解放和“五四”的白話文運動開辟了道路，他的《少年中國說》即是這樣一篇典型作品。
伴隨著對封建主義文學和文言文的批判，最早的一批現代新文學作品誕生了，議論性散文便是其中之一，它是現代散文的源頭。
8、新文學誕生的初期，在報刊雜志上發表議論散文影響最大的有陳獨秀、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等。
他們的作品以隨感錄為主要形式，內容包羅廣泛，重點在思想革命和文學革命上。
魯迅是寫作議論散文成就最高的作家。
誕生期的議論性散文擔任了反封建的先鋒，它所議論的對象緊貼生活，具體而且細微；它的形式自由，可長可短；它的語言可剛烈悲壯，也可幽默諷喻。
議論散文之后，記敘性散文、小品文也相繼問世，現代散文進入蓬勃發展階段。
發展期的散文風格各異、樣式不一，呈現一派繁榮景象。
就形式而言，有記敘、寫景、抒懷、言志、評述；風格上形成了魯迅的峻冷峭拔，周作人的平和沖淡、朱自清、冰心等的清新雅致，郭沫若、郁達夫等人的豪邁揮灑，葉圣陶、許地山的樸素平直，徐志摩的濃艷絢麗等。
語絲社周作人是小品文的開拓者之一，代表作《故鄉的野菜》、《烏篷船》、《菱角》、《夏之夢》等多以小題材為描述對象，筆調從容、閑逸，于趣味性、知識性中潛移默化地培育著對生活的熱愛。
他的議論性散文在當時也占有重要地位。
與周作人藝術風格相近的是同為語絲社的林語堂。
他的代表作《翦拂集》著力諷刺時弊，批判傳統的中庸哲學，強調與舊世界的斗爭。
俞平伯的《雜拌兒》、《燕知草》等集子也帶有與周作人類似的雅致，但同時又多了些晦澀的味道。
郭沫若與郁達夫同屬奔放瀟灑一派。
郭沫若的散文詩集《小品六章》文筆精美，語言雕飾，設景味道深長；郁達夫的游記散文中《屐痕處處》和《釣臺的春晝》是代表他風格的作品，尤其是后一篇，寫出了富春江秀麗的景色，于憑古懷悼之間，抒發了對現實的憤懣之情。
何其芳的抒情散文在30年代別有風姿，被稱為“詩人的散文”。
做為現代派詩人，他將現代派的一些方法滲入散文創作，以達抒寫情感之目的，代表作為《畫夢錄》。
何其芳散文的語言同他的詩一樣，精雕細琢，有很強的可感性。
記敘性散文中，李廣田（1906--1968）記人的篇章很有代表性。
他筆下的人物描寫沒有故事情節，只截取一些生活片斷，加以抒情的寥寥幾筆，以達傳神之效。
9、抗戰爆發，尤其是皖南事變之后，富有戰斗性的雜文發出時代的最強音。
郭沫若的《新繆司九神禮贊》、《斥反動文藝》等文成為國統區思想戰線、文化戰線的重要文獻；聞一多《最后一次的講演》表現了一個堅強的民主戰士面對手槍的英勇氣概；馮雪峰的雜文側重于人的心靈剖析，表現出較強的理論力量；聶紺弩（1900--1986）的雜文在藝術上作出了許多有益的探索，他善用令人興趣盎然的古代故事巧妙抨擊現實。
此外，豐子愷（1898--1975）、林默涵（1909— ）等許多作家也都寫了大量雜文。
記敘與抒情相結合的散文在國統區成績突出。
茅盾的《白楊禮贊》、《風景談》，巴金的《廢園外》、《燈》、《龍》都是名篇，沈從文的《湘西散記》是記敘自然與人文狀況的美文。
10、建國初期，作家和戰斗在各條戰線上的業余作者們，運用散文自覺地高唱反映新時代、新人物、新事物、新風貌的贊歌。
因為作者隊伍龐大，所以反映的生活面達到了從未有過的寬廣程度。
作品所呈現出的風格也是多種多樣的，如巴金的熱烈凝重，冰心的細膩柔婉，靳以的熱情澎湃，劉白羽的激越高亢，華山的幽默氣派，風格雖各不相同，但他們都以真實純樸的感情涂抹著新生活的絢麗色彩。
這時期散文創作一大特色是，抗美援朝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兩項內容交相輝映。
抗美援朝題材的作品影響較大的是：劉白羽的《朝鮮在戰斗中前進》、靳以的《祖國棗我的母親》、菡子的《和平博物館》、巴金的《生活在英雄們中間》等；寫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名篇有：柳青的《1955年在皇甫村》、秦兆陽的《王永淮》、沙汀的《盧家秀》、靳以的《到佛子嶺去》、華山的《童話的時代》、李若冰的《在柴達木盆地》、臧克家的《**向著黃河笑》、楊朔的《石油城》等。
形式多樣也是本時期散文創作的收獲之一。
游記、小品、隨筆和雜文都不同程度地發揮了它們在新時代的作用，不少作品受到讀者的歡迎。
游記有賀敬之的《重回延安棗母親的懷抱》，方紀的《歌聲與笛聲》，楊朔的《香山紅葉》，碧野的《天山景物記》，葉圣陶的《游了三個湖》，茅盾的《斯德哥爾摩雜記》，峻青的《歐行書簡》等；隨筆有菡子的《小牛秧子》，何為的《兩姊妹》；雜文有茅盾的《剝落蒙面強盜們的嘴臉》，巴人的《況鐘的筆》，任晦的《“廢名論”存疑》以及馬鐵丁的《思想雜談》等。
雖然本時期散文創作收獲豐厚，但從整個文學領域來看，散文相比其他文學體裁受重視不夠，尤其雜文顯得更為薄弱。
另外，有時由于受到不正常政治生活的影響，整個文藝界普遍存在著不敢大膽揭露現實矛盾沖突的現象，散文創作也不例外。
11、1957年以后，散文創作受到各界重視，作品無論數量還是質量都大大超過了上一時期，名家俊作競相涌現。
老作家葉圣陶發表的《記金華的兩個洞》是繼《游了三個湖》之后又一篇耐看的游記作品；冰心的《櫻花贊》和巴金的《從鐮倉帶回的照片》是兩支國際主義友情的贊歌；吳伯簫的《歌聲》、《記一輛紡車》，是對延安艱苦歲月的追憶；方紀的《揮手之間》記錄了歷史的緊要關頭，偉人**從容不迫的風采；**的《松樹的風格》詠物抒懷，意味深長；碧野的《雪路云程》、《武當山記》在蔥山麗水雪路云程之間洋溢著濃情畫意；陳殘云的《珠江岸邊》、《沙田水秀》描繪了珠江岸邊人民的變化；于敏的《西湖即景》、李健吾的《雨中登泰山》將人帶入迷朦的畫境，詩意盎然；翦伯贊的《內蒙訪古》以歷史學家豐厚的文化底蘊將游記散文寫得充實而辭采飛揚；沈從文的《新湘行記》中一如往日的山水煥發出了新生活的新氣象；韓少華的《序曲》和徐開壘的《雕塑家傳奇》是描寫人物散文中的優秀篇章。
此外，菡子的《黃山小記》，嚴陣的《牡丹園記》、馮牧的《沿著瀾滄江的激流》、宗璞的《西湖漫筆》、峻青的《秋色賦》、李若冰的《祁連雪紛紛》都是游記和抒情散文中的上乘之作。
這一時期的散文園地進入成熟的收獲期，冰心、巴金、葉圣陶等老作家以孜孜不倦的求索精神達到了爐火純青的藝術境界。
更為可喜的是，以楊朔、劉白羽和秦牧為代表的中青年散文家日漸成熟，形成了各自的藝術風格。
楊朔的散文似輕風撫柳般清新優美、婉轉動人，劉白羽散文如同熔巖爆發般恣肆汪洋、熾熱如火，秦牧的散文則將知識性、趣味性融合起來，如數家常、娓娓道來。
其他的散文家也各具特色，個性鮮明，如碧野的明艷動人，陳殘云的輕盈秀麗，鄧拓的深刻犀利，吳伯簫的簡煉真誠，曹靖華的平易樸素，峻青的高遠深闊，李若冰的豪邁冷峻，**的坦率峭拔，菡子的溫婉細膩，宗璞的娟雅清秀……家家都亮出了寫作散文的真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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