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著名作家梁衡先生認為文章之法就是雜糅之法、出奇之法、反差映襯之法、反串互換之法。
變化再多，但基本的東西只有幾樣，概括說來就是形、事、情、理、典五個要素，這就是梁衡先生所稱的“文章五訣”。
《與朱元思書》是吳均寫給朋友朱元思述說行旅途中所見所聞所感所思的一封信的一部分，題目雖為“書”，內容卻突破了一般書信的格式，而是對奇山異水的描繪，是一篇典型的山水游記。
同時又不僅僅局限于寫景抒情，而是如一場豐盛的視聽宴會一樣，綜合了形、情、事、理、典五大要素，即梁衡先生所說的“文章五訣”。
一、形
《與朱元思書》寫景清新自然，如一幅蕭疏淡遠的水墨畫，讀后令人悠然神往，有身臨其境之感。
“風煙俱靜，天山共色”八字點出了秋季的晴爽天氣，陽光明媚，天高云淡，呈空靈清澄之境，“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顯其廣闊遼遠。
之后，作者分別寫了富春江的“異水”、“奇山”。
寫“異水”——以簡練傳神之筆從靜態和動態兩方面寫富春江的水，“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
急湍甚箭，猛浪若奔”。
“縹碧”寫水之色，水本無色，在這里卻成綠色，是水中荇藻，還是青山倒映，或者兼而有之使之然也，總之是“素湍綠潭，回清倒影”；“千丈”寫水之深；“見底”寫水之清；“游魚”寫水之活，同時襯水的清澈。
“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游無所依”，“魚翔淺底”，借魚的狀態寫了水的清澈與靜美；“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用夸張的手法寫出水之動美。
如此靜如處子、動如脫兔般變化萬端的富春江水，讓朱元思，也讓讀者，頓生神往之情思。
畫“奇山”——山勢之“奇”，“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峰”。
“競”非一山能為之，皆參與即“互相”，方可成“競”之“勢”，使靜止的山峰成為一種姿態，如人的姿態一樣“爭高直指”。
“軒邈”，指縱橫方向的發展，空間上的擴大，使靜態的山動態化，如“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筆墨之間透露的是勃勃的生機，生命的活力，令人耳目一新。
山聲之“奇”——空山幽谷中“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
蟬則千囀不窮，猿則百叫無絕”。
大自然的天籟組成美妙樂章，匯成一曲對生命的頌歌，把寂靜的山谷變成一個熱鬧、和諧、歡樂、祥和的世界。
“泉響”、“鳥鳴”、“蟬囀”、“猿啼”，長短錯落，高低交替，連綿不絕，免費的自然歌詠會絲毫不受塵世的影響，使得林更靜，山更幽，帶給人的是超乎人世的一份欣喜，一份悠然，一份寧靜，一份清涼。
二、情
游記散文，重在寫景，直接抒情的句子雖然不多，但是情景相生，自古皆然。
如“霪雨霏霏”之景而有“感極而悲”之情，“春和景明”之景而產生“其喜洋洋”之情，“奇山異水，天下獨絕”的佳境，“風煙俱凈，天山共色”的良辰，自然使游者有了“從流飄蕩，任意東西”的閑情，泛舟于浩浩江面之上，飽覽沿途悅目賞心的綺麗風光。
其心情如蘇軾《前赤壁賦》中所云：“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
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與此同時，“從流飄蕩，任意東西”呈現出的不僅僅是作者的游覽玩賞之心態，更多體現出的是其慣有的一種生活狀態。
試想，一位整日繁忙于事務，過著案牘勞形生活的人，怎能如此安然自適，怎能有縱情游賞、無拘無束、無牽無掛的輕松愜意的生活狀態？這種閑適是蘇軾的“從今若許閑乘月，拄杖無時夜叩門”，是王維的“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人閑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是一種野云孤煙、逍遙任性的生活傾向，這種生活率性而為，信天而游，一切的憂愁煩惱皆煙消云散，也讓塵世俗子羨慕不已。
“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是作者對富陽至桐廬間山水景色特征的概括。
這里的山水奇異超俗，非別境山水可比，因此作者的行文吐墨飽含著由衷的激賞之情。
而那負勢競上的寒樹，那爭高直指的氣勢，難道不也正是作者獨立自由的一種個性，勇往直前的一種氣勢，“萬物獨尊，舍我其誰”的一種狂放？與禽鳥共舞，與山水同樂，沉浸在這奇山異水之中，什么世間俗務，什么利祿功名，什么王侯糞土，剎那間便會伴著美的體驗灰飛煙滅，行文中蘊含著作者對自由和諧的向往，對歡樂生命的禮贊。
三、理
奇山異水之景，賞心悅目之情，然后推出響徹心扉之理，“鳶飛戾天者，望峰息心；經綸世務者，窺欲忘反”。
那些為了名利極力攀附權貴的人，看到這些奇偉的山峰，就會平息追名逐利的欲望；那些終日碌碌、經營政務的人，看到這些幽美的山谷，就會流連忘返。
山水在六朝文人心目中有著不同尋常的地位，他們在山水中尋求身心的解放，人格的凈化，山水寄托著他們理想的人格。
正因為如此，作者奇異獨絕的人格才會在對奇山異水獨絕之態的描寫中轉向深化，轉變成理性的思考。
在這里，作者否定了世俗官場，對沉溺于宦海，以身殉物者給予批判，流露出厭棄官場、鄙棄世俗、淡泊名利的人生追求，與“從流”、“任意”中所表現出來的無相、無我的理想境界相吻合。
當然，也許還有對好友朱元思的一種“微斯人，吾誰與歸”的規勸。
很多人都認為文章的最后幾句“橫柯上蔽，在晝猶昏；疏條交映，有時見日”是作者最后對寫景的補筆，甚至還有人認為是文章的贅筆，可以刪去。
果真如此嗎？如果從純粹的抒情寫景來說，似乎有理。
然而，我認為，這才是文章的深化之筆，“橫柯上蔽，在晝猶昏”，難道不是對那些“鳶飛戾天者”的影射？雖然他們也許有錦衣玉食，有萬鐘的厚祿，有富貴的生活，有引以為自豪的物質享受，但是對一個完整的生命而言，他們“在晝猶昏”，因為他們是以失去自由、失去尊嚴，甚至失去人格為代價的；同理，“疏條交映，有時見日”，對像作者一樣過著自由自在生活的人來說，也許粗茶淡飯，粗衣素食，甚至短褐穿結，簞瓢屢空，即“疏條交映”，偶然才能見到“明媚的陽光”，得以衣暖飯飽，但是他們那種自得其樂是他人難以比擬的，從小枝罅隙中漏下的一線日光帶給他們的溫暖與愜意，是橫柯遮蔽下的人永遠無法體味的，讓人進一步深思：緣何要“任意”，因甚要“息心”。
四、事
相對于“形”、“情”、“理”來說，山水小品文中對“事”的敘述往往只是作為對寫景抒情的鋪墊，一筆帶過而已，敘述多了反而成為對抒情的一種干擾。
比如范仲淹的《岳陽樓記》是一篇“記”，但除用一兩句小敘滕子京謫守修樓之事外，其余都是寫形，寫情，最后推出一句震徹千年的大理“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
《與朱元思書》亦然，“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承上文揚起的文勢一宕，要言不繁，交代出地點、距離，以及特點，又為后文的寫景抒情作了恰當鋪墊，可謂恰到好處。
五、典
齊梁時代作家的作品大多文風浮艷，以典故辭藻爭勝，重形式而輕內容，吳均的詩文卻以真情實感、清新挺拔見長，在當時獨樹一幟。
《與朱元思書》作為以駢體形式寫給友人朱元思的一封書信的節錄，清新自然，只有一個用典之處，即“鳶飛戾天”。
出自《詩經·大雅·旱麓》：“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完全沒有同時代作品辭藻典故的堆砌，與下文的“經綸世務”相對，且恰到好處。
梁衡先生說：無論哪種文體，單靠一種手法就想動人，實在很難。
一般只有“五訣”并用，才能作成斑斕錦繡的五彩文章，如太極拳的掤、捋、擠、按，京戲的唱、念、做、打，全在臨場發揮，綜合運用。
高手運筆騰挪自如，奇招迭出，文章也就忽如霹靂閃電，忽如桃花流水，《與朱元思書》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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