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整理國故運動不可估之過高
整理國故運動在有力地推動中國現代學術轉型的同時，也留下了一些缺陷。
首先，正如郭沫若所說：“這種整理事業的評價我們尤不可估之過高。
整理的事業，充其量只是一種報告，是一種舊價值的重新估評，并不是一種新價值的重新創造，它在一個時代的文化的進展上，所效的貢獻殊屬微末。”（《整理國故的評價》）確實，由于過分注重考據、反對疏通，整理國故運動實際上只是以史料考訂與整理為主，基本屬于微觀史學的范疇，從而欠缺從宏觀上整體駕馭的能力，更無法進行高層次的歷史哲學思辨，這就很難達到它所謂“重新估定一切價值”的目的。
對此，周予同曾十分敏銳地指出：“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雖然也曾提出治史的三個目的為‘明變’、‘求因’與‘批判’；但疑古派與考古派究竟多只做到‘明變’的一部分工作，而沒有達到‘求因’與‘批判’兩個目的。”（《五十年來中國之新史學》）
其次，古史辨運動雖然鑿破鴻蒙，廓清迷霧，打破了傳統古史觀念，揭示了舊有古史體系的不可信，強烈地震撼了當時的社會人心，積極配合了思想解放潮流的發展，但無可諱言，由于對中國歷史文化缺乏必要的“敬意”，同時又混淆了“辨偽書”與“辨偽史”之間的界限，過多地運用了“默證”的方法，也就使古史辨運動在某些方面不免“疑古”過勇，以致完全否定了古史“傳說”的可靠性，一度造成了中國上古文化的空白。
尤為關鍵的是，盡管胡適在揭橥整理國故運動時，已意識到“國故”事實上也不乏有“真意義”與“真價值”，但因為以所謂“捉妖打鬼”為根本的出發點，致使整理國故運動對中國傳統文化做出了過多的否定。
胡適便曾聲明：“我所以要整理國故，只是要人明白這些東西原來‘也不過如此’！本來‘不過如此’，我所以還他一個‘不過如此’。
這叫做‘化神奇為臭腐，化玄妙為平常’。”（《整理國故與“打鬼”》）他還不無遺憾地表示：“‘打破枷鎖，吐棄國渣’，當然是我的最大功績。
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夠，吐棄的尚不夠耳。”不難想見，由于在潛意識中已經預先有了這種否定性論斷，整理國故運動不可能對傳統文化加以真正客觀的評判。
在“中西文化觀”上，胡適發起整理國故運動的初衷本是要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到可以有機地聯系現代歐美思想體系的合適的基礎”（《先秦名學史??導論》），進而在此基礎上融合中西文化，“再造文明”。
但因為片面地拔高西方文化，“整理國故運動”實際陷入了某種程度的“西方中心論”，一切以西方為準繩，從而不僅欠缺對西方文化的批判，而且還直接影響到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客觀評判。
胡適后來也說過：“我們的固有文化究竟有什么‘優’、‘長’之處呢？我是研究歷史的人，也是個有血氣的中國人，當然也時常想尋出我們這個民族的固有文化的優長之處。
但我尋出來的長處實在不多。”（《三論信心與反省》）他并且斷言：“我們的固有文化實在是很貧乏的”，“我們必須承認我們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機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識不如人，文學不如人，音樂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如人。
……肯認錯了，方才肯死心塌地的去學人家。
……不要怕喪失我們自己的民族文化。”（《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今天看來，這些言論誠然是針對那些盲目自大的“國粹”論者而發，但其中畢竟流露出某種明顯的民族虛無主義情緒和“全盤西化”的傾向，這在很大程度上無疑意味著整理國故運動存在著嚴重的方向性偏差。
由此出發，這種一概奉西方文化為圭臬的“西方中心論”傾向，當然也給整理國故運動的學術研究帶來了不容忽視的負面影響。
陳寅恪便曾經批評說：“以往研究文化史有二失：舊派失之滯……新派失之誣。
新派是留學生，所謂‘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者。
新派書有解釋，看上去似很有條理，然其危險。
他們以外國的社會科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材料。
此種理論，不過是假設的理論。
而其所以成立的原因，是由研究西洋歷史、政治、社會的材料，歸納而得的結論。
結論如果正確，對于我們的材料，也有適用之處。
因為人類活動本有其共同之處。
所以，‘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是很有可能性的。
不過也有時不適用，因為中國的材料有時在其范圍之外。
所以講‘大概似乎對’，講到精細處則不夠準確。”（蔣天樞：《陳寅恪先生傳》）此外，朱自清在與浦江清交談時也曾談及：“今日治中國學問皆用外國模型，此事無所謂優劣。
惟如講中國文學史，必須用中國間架，……以西方間架論之，即當抹殺矣。”（《朱自清日記》，1933年4月21日）顯然，他們對胡適等人簡單套用西方理論來“整理國故”的取徑不無保留，而這些針砭恰恰擊中了整理國故運動的偏頗所在。
如果說以上所述主要還只是就整理國故運動的學理缺陷而言；那么在實際運作過程中，它同樣也產生了不少流弊。
當胡適逐漸從“整理國故”走向“全盤西化”時，另外一些被裹脅入“整理國故運動”的“國粹”論者，則反借“整理國故”之名，行封建復古之實。
于是，隨著整理國故運動的風行一時，向來被“冷擱在毛廁邊緣的線裝書，連孔家店的一應舊禮教在內，卻逐步的得藉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美名，而重受時代之盼睞”（錢穆：《論百年來之讀書運動》）。
以至當時便有人觀察到：“除了適之先生自己和顧頡剛唐擘黃錢玄同等三四位先生外，哪一個國故學者在‘磨刀霍霍’呢？唉，哪一個不是在進湯灌藥，割肉補瘡呢！哪一個不是在垃圾桶里掏寶，灰土堆中搜珍奇呢！”（《整理國故與“ 打鬼”??西瀅跋語》）此言容有夸大，卻也十分形象地反映了整理國故運動所導致的流弊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大學學生周刊》在創刊之際，就在《發刊詞》中嚴正申明：“我們相信新思潮，相信必然趨勢的新思潮，……我們懷抱了這種態度，所以勇往向前，寧可任‘神經過敏’和‘鶩新’的譏罵，永不作‘時代錯誤’的‘國粹’論調和阻礙文化的調和見解”，“我們的手段：是研究學問，輸入學理，激發思想，再造文化”。
這與胡適所謂“研究問題、輸入學理、整理國故、再造文明”雖大致相同，但此處之所以特意以“激發思想”替換“整理國故”，顯然正是為了避免“整理國故運動”所造成的現實流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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