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這種積極的意味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郁達夫的頹廢以及這種頹廢的具體表現——性苦悶，不僅是一己的感受，而且是作為一個社會問題提出來的。
這種頹廢和性苦悶，是當時青年的普遍心態，郁達夫則以自己的感受，集中地表現了這種“時代病”，從而將一個尖銳的問題提到了歷史與社會面前，所以，具有積極性。
第二，郁達夫的感傷、頹廢包含著對封建舊道德的自覺的挑戰。
正如郭沫若在《郁達夫》中所說：“他那大膽的自我暴露，對于深藏在千年萬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虛偽，完全是一種暴風雨式的閃擊，把一些假道學，假才子們要驚得至于狂怒了。
為什么？就因為這樣露骨的真率，使他們感受著作假的困難。”
郁達夫在文學創作上主張“文學作品，都是作家的自敘傳”，因此，他常常把個人的生活經歷作為小說和散文的創作的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飾地勾勒出自己的思想感情、個性和人生際遇，郁達夫的自傳體小說代表作品是《沉淪》，郁達夫在《沉淪》中大膽地描寫了男女**、性心理，同時也發出了“祖國呀祖國！我的死都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來吧！強起來吧！”“你還有許多兒女在那里受苦呢”的悲號。
這篇自傳體小說一出版，立即在中國文壇引起了軒然大波，受“五四”運動洗禮后的青年一代，從他的小說中找到了與自己心靈相撞的東西，那些不敢與封建道德決裂的文人，也把矛頭直接指向了郁達夫。
郁達夫在自傳體小說中，除了反映下層知識分子失意、苦悶外，還有一些作品通過知識分子的視角反映處于社會底層民眾的疾苦，表現了對勞苦大眾的同情和關懷，如《春風沉醉的晚上》、《薄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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