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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和兩漢文學，由于秦代歷時短促，文學成就不高，因而主要是兩漢文學的成就。
從文學樣式看，秦漢文學主要在辭賦、史傳文、政論文和樂府詩歌等四個方面取得較高成就，在上有較為深遠的作用和影響。
秦代文學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建立了大一統的中央集權的封建專制國家，至嬴子嬰即位（公元前207）不久為劉邦所滅，僅歷時15年,文學上無重要建樹。
秦王朝在統一全國之初，實行極端的文化專制主義，“史官非秦記皆燒之。
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
”（《史記·秦始皇本紀》）不僅如此，秦王朝還對儒生實行肉體消滅政策,曾一舉坑殺儒生460余人。
在秦王朝統治期間，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遭受了一次嚴重的挫折，先秦時代的文書典籍幾全遭毀滅。
“秦世不文，頗有雜賦”(《文心雕龍·詮賦》),“秦皇滅典,亦造仙詩”（《文心雕龍·明詩》），即使遺留一些雜賦、仙詩（仙真人詩）亦皆亡佚。
現在能看到的僅僅是秦始皇巡行各地時，等人寫作的歌頌功德的文字，由于它們刻在各地山石之上，后世稱為。
它們在形式上模仿雅頌，為四言韻文，多以三句為韻。
文學價值不高，但由于它們是今存最古的碑文，對后世的碑志文有一定影響。
西漢文學 漢王朝建立初期，統治者汲取秦王朝短期覆滅的教訓，在政治上恢復了分封同姓侯王制度，以鞏固自己的統治基礎，在經濟上采取了一系列減輕農民負擔的政策和措施，以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而黃老的“無為而治”學說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
在文化政策方面，惠帝時廢除了秦的挾書律，“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漢書·藝文志》），加之戰國以來百家之學的影響，各地侯王也仿效戰國諸公子的辦法,招致各種人才于自己的門下,這使漢初的哲學和社會思想都比較活躍自由，促進了學術文化的發展。
漢初文學成就，主要表現在和辭賦的發展上。
漢初文士有戰國游士的余風，喜歡奔走于諸侯、權貴之門，比較關心國家和社會的問題，并勇于發表自己的看法，這就促進了政論文的發展。
漢初政論文作者以、為最著名。
他們注意總結秦王朝由弱轉強、政權得而復失的經驗教訓，對如何鞏固漢王朝的統治，完善中央集權的政治制度，表達了自己的政治見解。
這些政論文議論宏闊，說理暢達，感情充沛，富于文采，對唐宋以后散文創作有明顯的影響。
漢初的辭賦屬于戰國的余緒,但漢初辭賦作者缺乏那樣的強烈感情,多為模擬之作，作品亦多亡佚。
現存的《招隱士》，其氣象、格調逼近屈宋，為其中的佼佼者。
賈誼在貶謫長沙時寫有《吊屈原賦》和《鳥賦》，其中滲透了個人的身世感嘆，抒發了自己的政治抱負,特別是后者,在體制和寫法上，顯示了由楚辭到漢賦過渡的痕跡。
是文景時期的重要作家，他以上書吳王、諫阻其謀反而知名于世。
他的《七發》雖然不是以賦名篇，但其寫法和格局都可以說是漢代新體賦——漢大賦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在漢賦發展上占有重要地位。
漢武帝時代，西漢封建王朝進入了全盛時期。
經過漢初以來六、七十年的休養生息，經濟得到一定的恢復和發展，漢武帝雄才大略，內外經營，進一步加強了漢王朝的封建集權制。
與此相適應，在思想文化方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以為代表的儒家學者,在儒家思想的外衣下，包容了戰國以來的陰陽五行和黃老、刑名等思想。
它不僅解釋了漢王朝奪取政權的合理性，而且也指出了鞏固統治的方法。
從此以后，儒家思想就一直成為封建統治階級的正統思想。
這一方面對封建統一帝國的形成和封建集權制的鞏固起著促進作用，另一方面，又結束了戰國以來百家爭鳴的局面，思想定于一尊，對當時和以后的學術和文化的發展有重大的影響。
漢武帝時期至西漢末，文學上的成就，主要表現為樂府機關的設立、擴展，辭賦創作的繁榮和的出現。
漢高祖時,叔孫通制定朝儀,使漢高祖體會到了“為皇帝之貴”，也使他認識到制禮作樂對建立封建王朝秩序的重要。
漢初設立的樂府，其主要職能就是為了管理郊廟、朝會的樂章。
但由于“大漢初定,目不暇給”,還無力進行大規模的“定制度，興禮樂”（《漢書?禮樂志》）的工作。
漢武帝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班固《兩都賦序》）“以興太平”(《漢書·禮樂志》)為目的,把樂府規模和職能加以擴大,大規模搜集各地的民間歌謠，以豐富朝廷樂章。
所謂“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班固《兩都賦序》)，“采詩夜誦，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漢書·禮樂志》），反映了當時制禮作樂的實際情況。
樂府機關的設立和擴大，使各地民歌有了記錄、集中和提高的條件，這在中國文學史上有著劃時代的意義，它對中國古代詩歌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西漢樂府所演奏的樂章,除漢高祖唐山夫人以“楚聲”為基礎創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時《郊祀歌》外，據《漢書?藝文志》所載還有遍及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各地民歌55首。
現除《鐃歌十八曲》外，大部分沒有流傳下來。
《鐃歌》是武帝時吸收北方民族音樂所制的軍樂，它的歌辭由于文字衍誤過多，大都難于讀通，其中少數言情和反映戰場慘象的篇章，明白可誦，有一定現實意義。
辭賦創作也因為“潤色鴻業”的需要，在漢武帝時得到極大的發展,進入了漢賦創作最興盛的時代據《漢書?藝文志》著錄西漢的賦，不算雜賦在內,有900余篇，而武帝時的賦就有 400余篇。
司馬相如是漢賦創作最有成就的代表作家。
他的《子虛》、《上林》賦，以宏大的結構、絢爛的文采和夸張鋪陳的手法，描寫了漢天子上林苑的壯麗和天子田獵的盛大，迎合了漢武帝好大喜功的心理，因而受到重視，表現出漢賦作為宮廷文學的特質。
漢武帝周圍，除司馬相如外，還有、枚皋等所謂“言語侍從之臣”,他們“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如倪寬、董仲舒等也“時時間作”，從而造成了漢賦創作盛極一時的局面。
宣帝效武帝故事，亦好辭賦,在他周圍也有一批辭賦作家,如、張子僑、、華龍等，他們的作品除一些描寫帝王田獵、宮苑的大賦外，還有一部分是所謂“辯麗可喜”、“虞說（娛悅）耳目”的詠物小賦。
但這一時期的作品大都不存。
是西漢末年著名辭賦家他寫的《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處處有模擬司馬相如賦作的痕跡，缺乏創造性，但由于他才高學博，有的賦還寫得比較流暢，有氣魄。
揚雄晚年認識到漢賦無補于諷諫的根本弱點，輟不復為，并在《法言》等著述中正面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強調文學內容與形式統一，這在當時有一定的進步意義。
漢賦是西漢經濟、政治、文化高度發展的產物。
但就其思想和藝術的成就來說，并不足以表現西漢各方面的發展，真正代表這個時代文化發展最高成就的是的。
漢武帝時，“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漢書·藝文志》），這就為《史記》的寫作準備了物質條件。
司馬遷獨立完成了“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的《史記》,為中國古代歷史文化的發展,樹立了一塊豐碑。
《史記》以人物傳記為中心，不僅開創了“紀傳體”史學，也開創了歷史，所說的“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正確地評價了司馬遷在歷史學和文學發展上的貢獻。
司馬遷的《史記》在漢宣帝以后就在社會上傳播，由于它記事止于漢武太初年間，就有不少文人綴集時事來續補它,但大都文辭鄙俗,不能和《史記》相比。
西漢后期散文成就表現在政論文方面，桓寬的和的奏疏、校書的“敘錄”,繼承漢初政論文傳統,內容充實，說理明暢，表現了作者匡救時弊的熱情。
東漢文學 初始元年（公元8）,漢室外戚王莽代漢稱帝，天鳳四年（公元17），爆發了赤眉、綠林農民大起義。
建武元年(公元25),漢光武帝劉秀定都洛陽,史稱東漢。
在政權性質上，東漢王朝是西漢王朝的繼續。
東漢初年，劉秀采取了一些緩和社會矛盾的措施，以及農業技術的進步，使生產有所發展，劉秀為了使自己的統治合法化，推崇在西漢末年開始興起的讖緯之學，它與今古文經學合流而泛濫于一時，成為思想文化領域的統治思想。
在這樣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影響下，東漢文學也出現了新的變化和發展。
的漢書是東漢史傳文學的代表。
它沿襲《史記》體例而小有變動，記敘西漢的歷史，開創了中國斷代史的先例,其中有一些人物傳記,詳贍嚴密。
舊時史漢、班馬并稱，說明《漢書》同《史記》一樣對后世的史學和文學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東漢政論文如《潛夫論》、崔《政論》、《昌言》等，繼承西漢傳統，反映了東漢中葉以后的各種社會矛盾和激烈的政治斗爭是東漢反對讖緯迷信的杰出思想家,他的《論衡》是一部“疾虛妄”之書，對當時統治者所宣揚的神學迷信進行了有力的揭露和抨擊。
他還從這一精神出發，批判了當時“華而不實，偽而不真”的文風，并正面提出了一系列文學主張。
東漢辭賦仍在司馬相如的影響之下，模擬因襲的風氣盛行，但以班固《兩都賦》為開始的京都大賦，由宮苑而都城,在題材開拓上是一個進步。
東漢中葉以后,政治極端黑暗，賦風開始轉變，的《歸田賦》以清麗的語言、情景交融的手法，表現了作者歸隱田園的恬靜心緒，是這一轉變的標志。
桓靈以后，一些憤世疾俗的士人如等，也寫有揭露現實、抨擊社會黑暗的短賦。
這類抒情小賦數量雖然不多，但它突破了沿襲已久的賦頌傳統，是魏晉六朝抒情賦的先導。
現存漢樂府民歌大都是東漢的作品。
這些民歌形式多樣，反映了東漢人民的苦難處境和思想感情，是東漢文學的重大收獲。
東漢文學的另一重大收獲，是在樂府民歌和民謠影響下,文人的形成,無名氏是東漢文人五言的成熟作品。
東漢文人五言詩是東漢后期中下層士人生活和思想的反映。
它們的作者有一定的文化素養，在創作中既保持了樂府民歌的樸素自然、平易流暢的特色，又能借鑒、《楚辭》的藝術手法，在樸素自然中求工整，在平易流暢中見清麗，“深衷淺貌，短語長情”，極大地提高了詩歌的表現力和抒情性，這對以后魏晉五言詩的發展和的產生都產生了巨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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