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建安風骨到正始之音
建安時代,“三曹 ”“七子”并世而出,為中國詩歌打開一個新的局面,并確立了“建安風骨”這一詩歌美學的典范。
曹操古直悲涼,曹丕便娟婉約,曹植風采氣骨兼備。
曹氏父子的創作,完成了樂府民歌向文人樂府詩乃至徒詩的轉變,為五言詩的發展開辟了道路。
以曹氏父子為中心,王桀、劉楨等“建安七子”競逞才藻,各造新詩,都有鮮明的文學個性。
正始時期司馬氏專權,政治險惡,作家陷入極度苦悶之中。
阮籍的《詠懷》 詩,用比興的手法,隱晦曲折地抒發感慨、批判現實,形成了與建安文學不同的風貌。
嵇康則繼承了從《詩經》到曹操的四言詩創作經驗,用四言詩表現其高蹈獨立的情懷,語言率直,能體現“清峻”的風格。
二、兩晉詩壇
兩晉詩壇上承建安、正始,下啟南朝,呈現出一種過渡的狀態。
兩晉與東晉又各有特點,西晉詩壇以陸機、潘岳為代表,所謂太康詩風就是指以陸、潘為代表的西晉詩風,講究形式,描寫繁復,辭采華麗,詩風繁縟,藝術性強。
左思的《詠史》詩,主要是寫寒士之不平及對士族的蔑視與抗爭:(1)其中有的表達對門閥制度的不滿及對豪右的蔑視,有的肯定寒士自身的價值,有的慨嘆寒士生活的困頓。
(2)慨嘆歷史人物,借以抒發自己內心的悲憤。
(3)表現自己的胸懷、志向、氣概。
東晉詩壇被玄風籠罩,以王羲之、孫卓、許詢為代表的玄言詩人,作品缺少詩意,“理過其辭,淡乎寡味”,雖在當時被視為正宗,卻無生命力。
玄言詩興盛于東晉,一方面是魏晉玄學及清淡之風興盛的結果,另一方面也與東晉政局及由此而形成的士人心態有關。
其特點一是皆平典似道德淪,建安風力盡矣;二是在寫山水游樂的同時,抒發佛理。
東晉末年的偉大詩人陶淵明,開創了描寫田園生活的風氣,成為魏晉古樸詩風的集大成者。
東晉建立后數十年間,詩壇幾乎被玄言詩占據著。
從建安、正始、太康以來詩歌藝術正常發展的脈絡中斷了,玄言成分的過度膨脹,使詩歌偏離了藝術,變成老莊思想的枯燥注疏。
陶淵明的出現,詩歌才重新煥發藝術的生機,并且增添了許多新的因素。
陶詩沿襲魏晉詩歌的古樸作風而進入更純熟的境界,像一座里程碑標志著古樸的詩歌所能達到的高度。
陶淵明又是一位創作的先鋒。
他成功的將“自然”提升為一種美的至境;將玄言詩注疏老莊所表達的玄理,改為日常生活中的哲理;使詩歌與日常生活相結合,并開創了田園詩這種新的題材。
他的清高耿介、灑脫恬淡、質樸真率、淳厚善良,他對人生所作的哲學思考,連同他的作品一起,為后世的士大夫筑了一個巢,一個精神的家園。
轉載請注明出處華閱文章網 »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