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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對文學的觀念有了更清楚的認識。
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也有“文學”與“文章”的概念，但“文章”的含義卻與漢代不同。
曹丕所認為的文章有四：奏議、書論、銘誄、詩賦。
雖然這種“文學”與現今的“文學”還有一定的差別，但是比漢人有很大的進步。
一是它將史傳排除在外，二是將詩歌同辭賦并在一起納入到了文學的范疇中來，這種一減一增雖然可不是簡單的數學問題，而是大大的純凈了文學的概念。
除此之外，魏晉南北朝時期還對“文筆”進行了清晰的辨析。
在漢代，文筆是對各種文章著作的總稱，是一個很模糊的概念。
后來劉勰對其作了一個語言形式上的分析：“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為無韻者筆，有韻者文也”這種分析也是比較粗淺的。
再后來蕭繹才從文學的性質上對其作了精確的辨析：“至如不便為詩如閻篡，善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
”這種區分，無疑使人們對文學的概念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也正是由于，這一時期的人們對文學認識清晰化，才有宋文帝時國家設立了與儒、玄、史并列的第四館“文館”。
還有一點我覺得是有必要一提的，那就是曹丕從文學創作的角度高度概括出來的“以氣為文”這個命題。
“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
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
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曹丕這里所認為的“氣”自然不是哲學層面的“氣”，而應該是指文人創作的一種氣質個性，是不能模仿和傳授的一種內在的東西。
而由它便形成了各種不同風格的文學作品。
這也不得不說是對文學概念的一種進步的認識。
綜上所述，魏晉南北朝時期人們的“文學”觀是大大超前與漢人的，也是更接近與現今文學的。
二，魏晉時期人的覺醒、文人和文學地位的提高，推動了文學的自覺。
“文學的‘自覺’決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它是以人的個體意識的覺醒為先導的。
沒有對人的自身價值的認識和肯定，沒有尊重人的個性人格的觀念的形成，就不可能有文學‘自覺’時代的來臨。
因為藝術的創造，從來就是一種個體的精神活動，沒有創作主體的相對自由，就談不上文學的‘自覺’發展。
” 而魏晉南北朝時期，正是一個讓人認識到自己的時期。
有人認為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為動蕩的時期，戰亂不斷，朝代更替十分頻繁，漢代所形成的那種政治大一統和思想大一統已經是變得支離破碎，整個社會秩序被打亂。
在這種亂世之中，文人是不同于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
雖然他們同老百姓一樣感受到生活的艱辛，然而，文人是有思想的，他們的目光不僅僅是僅限于此的。
他們是非常敏感的，所以“在戰亂中最容易感受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命運的難卜，禍福的無常，以及個人的無能為力” ，所以，當時的文人思想是極為痛苦與復雜的。
他們以無心去繼續遵守儒家的傳統禮教，不愿意再讓它束縛自己的思想，而是將更多的時間用在思考自己的價值上面。
他們開始不斷的追求自己的獨立與自由，追求自己感官上的享受。
“六經以抑引為主，人性以從欲為歡。
抑引則違其愿，從欲則得自然。
”這正是當時文人的寫照。
同時，當時群雄并起，文人學士都受到各路地方勢力的格外禮遇。
為了網羅文人為己所用，他們都屏棄漢代遵循的以“德”取人，而是采取一種不問品德如何的“唯才是舉”的用人之道。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進取，進取之士未必能有行。
”在這樣的環境下，文人們認識到自己才學的價值，使得自己的主體精神得到了張揚，文學的抒情功能也便得到了極大的發揮，文人們能夠充分的表達自己的情感和志向，展示自己的個體精神世界，“使得人成為文學的真正主題。
”除了文人的地位提高之外，文學的地位也開始得到提高。
按照傳統觀點，著書立說被看作是人生中次要的事情。
孔子有云：“行有余力，則以學文。
”⒄正因為如此，才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為之不朽。
”的說法。
⒅然而，曹丕卻有不同的看法，他把文學從一種次要的位置拔高到與德行一樣，是最高之不朽。
他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
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
”⒆在他看來，世上的一切貴賤榮辱都不值一提，那都是空虛的，人不必以其作為人的成敗得失的標準，而只有文學創作才有可能實現你的人生價值。
這無疑是對文學的一種至高無上的褒揚。
而上述所有的這些，是漢人所沒有的，也正是因為這些，才促成了當時文學獨立的、自然的發展。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的主題和體裁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和發展。
“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最痛苦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
”所以，這一時期的文人創作的主題和體裁是多種多樣的，也是前代無法比及的。
在創作主題上，有的抒寫胸懷大志的，如曹操的《觀滄海》 ；有的表達渴求建功立業的，如曹植的《求自試表》和《白馬篇》 ；有的描寫動亂社會人民苦難的，如曹操的《蒿里行》 ；有的傾訴思婦之苦，如曹丕的《燕歌行》 、潘岳的《悼亡詩》等；有的描寫山水田園風光的，如陶淵明的《桃花源詩并記》 、謝靈運的《從斤竹澗越嶺溪行》等。
除此之外，還有抒發行軍之苦、敘述個人遭遇、闡發玄言義理的，幾乎網羅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展示了當時人們的現實生活和精神世界。
在創作體裁上，五言詩在曹氏父子的努力下，進入了它的發展繁榮期；七言詩也在這一時期開始發展，比如說曹丕的《燕歌行》就被認為是我國第一首成熟的七言古詩。
抒情賦、駢文都進入了它們的高峰期。
同時，小說和格律詩也初見端倪，如《搜神記》。
而曹丕的《典論·論文》 、陸機的《文賦》 、劉勰的《文心雕龍》 、鐘嶸的《詩品》這些重量級的文學專著的出現更是使得這一時期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站據非常重要的位置。
從上面所有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魏晉南北朝時期才文學自覺的時代，這也是大多數學者所認可的結論。
中國的文學自覺由此始發，純文學也便走上了發展的快車道。
可以這樣說，后來唐宋文學的興盛正是建立在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之上的。
也由此可見魏晉南北朝文學在中國文學史上所占據著怎樣一個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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