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左傳》敘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敘述事件的過程和因果關系。
《左傳》敘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寫戰爭。
《左傳》的戰爭描寫，全面反映了《左傳》的敘事特點。
《左傳》一書，記錄了大大小小幾百次戰爭，城濮之戰、崤之戰、邲之戰、{安革}之戰、鄢陵之戰等大戰的描述歷來被人們贊不絕口，不計其數的小戰役也寫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動。
一般說來，《左傳》寫戰爭，不局限于對交戰過程的記敘，而是深入揭示戰爭起因、醞釀過程及其后果。
如“僖公二十八年”寫城濮之戰，對大戰爆發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斷展示晉 勝楚敗的原因：晉文公伐怨報德，整飭軍紀，遵守諾言，傾聽臣下意見，上下齊心協力。
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見分歧，主帥子玉恃兵而驕，一意孤行，盲目進逼晉師。
城濮之戰的結果也寫得很全面，不僅寫了晉師大勝，晉文公確立霸主地位，而且還寫了戰爭的余波：楚子玉戰敗羞愧自殺，晉文公聞之大喜，回國后賞功罰罪，對這次戰役進行總結，然后以君子之言，贊揚晉文公的霸業。
至此，敘述圓 滿結束。
《左傳》對事件因果關系的敘述，還常有道德化與神秘化的特點。
如作者在總結城濮之戰經驗時云：“謂晉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不僅是城濮之戰，整個《左傳》敘事中，禮、義、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當作影 響事件成敗的重要原因加以敘述，而且敘述中往往還帶有神秘因素。
以《左傳》中常出現的預兆為例，這些預兆大都有道德化傾向：符合禮義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禮義之事，則常有兇兆。
這些預兆有時是智者的言論，有時則是占卜、夢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
如“僖公十五年”秦晉韓之戰，在“僖公十年”就有 已故晉太子“敝于韓”的預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晉卜偃“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的預言，戰前又有秦卜徒父釋卦之兆，晉惠公不從占卜之失。
在這些看似 神秘的預兆之后，是晉惠公違禮、失義、背信之舉。
作者面對既成的歷史事實，根據歷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敘述歷史事件時，加入種種神秘化的傳說故事，來 預示事件的結局，解釋事件的因果關系。
這反映了春秋時代人們的世界觀和認識水平，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
《左傳》是一部歷史著作，但作者有時就像一個故事講述者，把事件敘述得頗具戲劇性。
大量生動的戲劇性情節，使這部作品充滿故事性。
不僅如此，《左傳》有的敘事記言，明顯不是對歷史事實的真實記錄，而是出于臆測或虛構。
如 “僖公二十四年”記載的介子推母子間的對話，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聽見或記錄，當是作者根據傳聞和揣想虛擬而成。
這種寫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說家為人物虛擬對話的萌芽。
《左傳》中還記述了大量的占卜釋夢和神異傳聞。
如“成公十年” 記晉景公之死，情節曲折怪誕，用三個夢構成了互為關連的情節。
寫晉侯所夢大厲，畫鬼如生動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寫，極為生動有趣；桑田巫釋夢之語，小臣之夢的印證，更是充滿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說。
人物是敘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
《左傳》中描寫了各種人物，但《左傳》的寫人還不像紀傳體歷史著作在一個專章中敘述一個人物的生平事跡，也沒有像后世小說那樣塑造人物形象。
由于它是編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跡大多分散記錄在事件發生的各個年代，很少對某一人物集中描寫，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 跡聯系起來，才能得到一個完整的人物形象。
《左傳》中許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鄭莊公、晉文公、楚靈王、鄭子產、齊晏嬰等等，都是通過數年行跡的積累來表現的。
《左傳》中還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復出現而形成的一個完整形象，而是僅在某一時、某一事中出現，表現的僅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斷，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
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動傳神，能給讀者留下極深刻的印象。
如“ 晉靈公不君”中，鉏麑、提彌明、靈輒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齊晉{安革}之戰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
《左傳》廣泛描寫了各種人物，其中許多人物寫得個性鮮明。
《左傳》有些 描寫還展現了人物性格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表現了人物性格的變化。
晉文公是《左傳》中著力歌頌的人物（莊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
他由一個貴公子成長為政治家，由四處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個曲折的成熟過程。
楚靈王是《左傳》中被否定的國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 爭強好勝，野心勃勃，弒王自立，即位后的殘暴，驕奢狂妄等，都顯示出他確實是個昏君。
但同時，作者又表現了他寬容納諫，知過能改，不記前怨，風趣等性格特點，并寫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殘暴，刻畫出一個性格復雜的人物形象。
《左傳》敘事中人物的行動、對話構成了表現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絕少對人物進行外貌、心理等主觀靜態描寫。
通過人物在重大歷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現，形象得以完成。
如成公二年的齊晉{安革}之戰，《左傳》這樣描寫戰爭場面，展現戰爭的全貌，表現人物個性：郤克傷于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茍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
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
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桴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
齊師敗績。
逐之，三周華不注。
卻克受傷，解張、鄭丘緩鼓勵他堅持戰斗，當時戰場上緊張激烈的場面，可想而知。
三人同仇敵愾，視死如歸的氣概，在對話和行動描寫中，也得到充分表現。
《左傳》在戰爭描寫中還有許多與整個戰局關系不大的事，這些事只是反映了戰爭的一些具體情狀，在戰爭中并不具有重要意義。
《左傳》還在復雜的戰爭過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寫細節。
作為歷史著作，這些描寫內容完全可以不寫或略寫，但《左傳》卻大量地描寫了這些瑣事細節，它們在敘事生動和人物刻畫方面具有文學意義，如“宣公二年”的宋鄭大棘之戰，其中狂狡倒戟出鄭人，華元食士忘其御羊斟，華元逃歸后與羊斟的對話，城者之謳等，都非這次戰爭的重要事件，但如果只寫宋鄭戰于大棘，宋師敗績，鄭人獲華元，華元逃歸，則必然使敘事枯燥無味，毫無文學性可言。
正是這些次要事件中的細節描寫，才增加了敘事的生動傳神。
又如“宣公四年”記鄭公子歸生弒其君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寫了公子宋食指大動，鄭靈公食大夫黿不與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細節，整個事變由食無黿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貪饞好怒，公子歸生的遲疑懦弱、鄭靈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細節的描寫中表現了出來。
再如“哀公十六年”記楚 國白公之亂這一政治事件，最后寫葉公子高平叛，沒有著重寫葉公的重大軍政措 施，而就葉公是否該戴頭盔這一細節反復渲染：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
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
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于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
突出國人對葉公的愛戴和葉公急于爭取國人的心理。
葉公平叛之所以成功，他的可貴之處，都在葉公免胄的細節中表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