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魏晉南北朝小說可以分為志怪小說和志人小說兩大類，前者記述神仙方術、鬼魅妖怪、殊方異物。
佛法靈異等等，大致可分為三類：地理博物（《神異經》、《博物志》）、鬼神怪異（《列異傳》、《搜神記》、《拾遺記》）、佛法靈異（《冥祥記》、《冤魂志》）。
志人小說的興盛則與士族文人之間品評人物和崇尚清淡的風氣有很大關系，可以說志人小說既是品評人物和崇尚清淡的結果，反過來又促進了這種風氣的發展，志人小說主要分為三類：笑話（《笑林》）、野史（《西京雜記》）、逸聞軼事（《語林》、《郭子》、《俗說》等，以《世說新語》成就最大）。
首先，玄學對文學的影響：魏晉時期形成了一種新的人生觀和世界觀，它的理論形態就是魏晉玄學。
魏晉玄學思想的形成和老莊思想有著明顯關系，東晉以后又吸收了佛學的成分。
魏晉玄學提供了一種新的解釋經籍的方法，對于打破漢代繁瑣經學的統治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從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是中國思想史的一大轉折。
玄學有幾個重要的論題：崇有與貴無、名教與自然、言意之辨、形神之辨、名理之辨。
對于文學和藝術有直接影響的是崇尚自然的一派、言不盡意的一派。
其次，佛學的影響：在魏晉時期，文人與佛教關系密切，許多影響深遠的文學家都信佛或者與僧人交好。
佛教對文學的影響可以從五個方面來看：其一，想象世界的豐富。
佛教傳入以前中國傳統的思想中只有今生此世，不知前世或來世，正如孔子所說“未知生，焉知死也？”佛教帶來了三生三世、因果輪回、三界五道的觀念，擴大了思維上的時間與空間性。
并且用因果報應解釋人世間的諸多現象，遂有了《幽明錄》、《冥祥記》、《冤魂志》等筆記小說的出現。
維摩和觀音的形象也在這時建立起來，對后代文學產生了廣泛影響。
其二，故事性的加強。
佛經中記載的大量故事，隨著佛經的翻譯傳入中國，在民間流傳，加強了中國文學的故事性。
其三，反切的產生和四聲的發現，這個主要是指梵語的拼音法對古代音韻學的影響，便不多言。
其四，詞匯的擴大。
隨著佛經的大量翻譯，反應佛教概念的詞語也大量融入了漢語，使得文學用語的詞匯量得到豐富和擴展，比如“因果”“緣分”“境界”等。
其五，文學觀念的多樣化。
魏晉南北朝本是文學觀念脫離儒家強調的政教中心說，發生重大變化的時期。
這與玄學有重大關系，但是佛教中關于真與空、心性、境界、象和象外的觀念，以及關于形神的討論，也豐富了文學觀念。
所以從以上看來，玄學對于魏晉小說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志人小說上，魏晉風骨呈現出一種穎達、曠悟、自然，對于藝術化和個性化、人生自由有著強烈的追求，這樣文人清淡的風氣受到了老莊哲學的影響，促進了志人小說的產生。
佛學，乃至道學對小說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志怪小說。
可以說志怪小說的興盛與當時的社會背景密不可分，宗教迷信思想的盛行是其興盛的土壤。
一是，社會上流傳的許多巫術靈驗的故事成為了志怪小說的素材。
二是，秦漢以來方術盛行，神仙故事層出不窮，這也為志怪小說提供了營養。
此外，東漢晚期建立的道教、東漢傳入中國的佛教，在魏晉以后廣泛傳播，產生了許多神仙方術、佛法靈異的故事，這些也成為志怪小說的源泉之一。
至于這些素材被收集記錄下來，則帶有自神其教的目的。
志怪小說的作者有些就是宗教徒，如《神異記》的作者王浮是道士，《冥祥記》的作者王琰是佛教徒。
當然也有一些只是因為興趣而集。
志怪小說，一方面有佛道宗教提供的土壤而成，另一方面也宣傳了宗教思想，這一點志人小說亦然（前面有提到，我就不重復了）。
其實我覺得，玄學思想的主要影響體現在詩歌上，因為詩歌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表現方式十分切合玄學思想，其次是散文，在小說上只能說是一個側面或者間接的效應，魏晉的玄言詩有著十分獨特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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