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據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索引粗略統計，1996——1997年發表的有關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論文大約有670篇左右，涉及了詩賦、散文、小說、文論等各個方面。
茲擇要予以概述。
一、總論
這兩年發表從宏觀角度研究該時期文學的論文約35篇。
錢志熙《論中古文學生命主題的盛衰之變及其社會意識背景》論述了中古各時期社會意識中生命觀念的交替變化對文學中生命主題的影響，認為中古漢魏六朝時代經歷了三種文化類型，即兩漢型、魏晉型和南朝型。
由兩漢社會的以非理性生命觀為主流傾向轉為魏晉社會的以理性生命觀為主流的傾向，促使了個體生命意識的自覺，引發體驗自身生命境界的矛盾和激情，使魏晉成為“濃于生命色彩的一個時代”。
南朝時，佛教的非理性生命思想全面地被釋放出來，并被文人群體普遍接受之后，魏晉式的生命情結被解開，文學中的生命情調因而淡化，甚至消失。
〔1〕傅剛《論漢魏六朝文體辨析觀念的產生與發展》梳理了從漢到南朝文體辨析的歷史發展，認為文體辨析的學術淵源出自《七略》、《漢志》，漢人已有文體辨析的意識，魏晉時期文體辨析更為明晰而自覺了，南朝時期對純文學文體辨析的認識更加深刻，更接受了文學的本質。
〔2〕何新文《從〈詩賦略〉到〈文集錄〉——論兩漢魏晉南北朝目錄的發展》，論述此期古代文學目錄形成、發展狀況，指出文學目錄形式多樣，成就突出，是綜合性圖書目錄中的主要形式〔3〕“文學的自覺”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中長期討論的一個話題，此期圍繞該論題發表了一組文章。
張少康《論文學的獨立和自覺非自魏晉始》不同意魯迅的看法，認為從文學觀念的發展演進、專業文人創作的出現和專業文人隊伍的形成，多種文學體裁在漢代的發展和成熟，漢代文學理論批評發展的特點等方面看，文學的獨立和自覺有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它從戰國后期開始初露端倪，到西漢中期已經相當明確。
〔4〕劉晟、〔韓〕金良美也撰文對“魏初文學自覺”說提出質疑，認為魯迅的論說不足為據，張少康的看法也不確切，爭論文學的自覺始于何時亦大可不必，“對中國文學史、文學批評史的描述應回到體的范疇上進行”。
〔5〕李文初則連續撰文認為中國“文學的自覺”始于魏晉，魯迅的論述并未過時。
〔6〕此外，孫明君的《建安時代“文的自覺”說再審視》對這一問題的濫觴和嬗變作了簡略的回溯和描述，并認為建安時代士人心態與文學創作之情勢異常復雜，它固然有與魏晉大系統的一致之處，但更有其屬于自己的獨特內涵與價值。
〔7〕
二、魏晉詩歌研究
這兩年關于魏晉詩歌研究的論文有250篇以上，主要集中在建安詩歌研究和陶淵明研究兩個熱點上。
宏觀研究方面，李建中《魏晉文學的人格生成》用人格心理學的方法解讀魏晉文學，試圖展示魏晉文學的心路歷程。
〔8〕王力堅《西晉文學與建安文學承傳關系論》認為這兩個時期的文學有一脈相承關系，“不僅是相似的時代特征與社會風尚等因素對文人的影響，更重要的是西晉文人繼承并發展了建安以來的文學觀念與審美意識。”〔9〕錢志熙《魏晉“雜詩”》對魏晉時期的“雜詩”一類做了較為全面系統的探討，認為“雜詩”在魏晉時期是一個獨立的詩歌種類，它是魏晉文人抒情詩的代表性作品，比較充分地實現了自覺的抒情，雖名為“雜”，卻體現了純詩的精神。
〔10〕
關于建安文學，劉剛《論建安詩風的時代性轉換》從時代、政局及文化環境對詩歌創作的影響方面論述了建安前后期詩風的轉變情況〔11〕；汪春泓《潁川區域風習與建安文學》則從地域風習的角度探討了建安文學形成的原因，認為潁川之士荀或、鍾繇等代表的新思維對于建安文學有很大的影響。
〔12〕孫明君《論曹操對原始儒學精神的詩化》認為曹操的詩歌第一次把原始儒學的天下意識與憂患意識注入詩的創作，開創了悲壯雄健的詩風和闊大雄奇的意境，從而使標志著中華民族理性覺醒的原始儒學精神轉化為具有動天地、感鬼神之藝術魅力的詩篇，為中國詩史開一坦途。
〔13〕繆軍《走向心靈——曹植〈雜詩〉小議》指出，由于曹植生活環境、思想及感情變化，其詩表達方式由外向表現走向內心展示，由群體走向孤獨，其作品充溢著內在的熱情，富有生氣和力度；曹植的悲劇是門閥制度嚴重的魏晉南北朝時期居于社會下層知識分子的普遍悲劇，因此雜詩所表現的，不僅是他個人的心聲，也成為后代詩人的共同主題。
〔14〕
這兩年對于正始名士的研究，重在從思想、文化和人格的角度進行論述，沒有大的突破。
西晉文學也是研究的薄弱環節，但曹道衡《陸機的思想及其詩歌》對陸機的思想品格和在詩歌史上的地位作了較為細致的分析和論述，認為陸機在入晉之后，心理上與晉室的隔閡是次要的，在維護國家統一和政局的穩定面前，他能夠放棄成見，顧全大局，為晉朝效忠；陸機為司馬穎盡力雖有過失，但不能說他是“傾仄”或“犯順”。
陸機的詩歌對后世產生了多方面的影響，他在文學史上的成就，大抵自晉迄隋，多數人持贊揚態度，但宋以后，批評意見占了上風，這有其時代原因，不能因而忽視陸機詩歌在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15〕柏松《潘岳：在超越與沉淪之間》對潘岳的人生軌跡作了描述，認為他在超脫與沉淪中的掙扎帶有一種毀滅性的意味，而他的所作所為卻被烙上了深深的時代的印痕。
〔16〕張曉林《由自卑到超越的心靈歷程——論左思的創作》認為僅從社會學去分析左思，難以真正理解他的創作，更難以探出其杰出藝術成就的原因，文章試圖從生理和心理的角度去探明形成左思的性格和對世界的感受方式，他的審美趣味和文學成就，以及他對生活意義和生命價值獨特領悟的直接原因。
〔17〕
對于東晉文學的研究，(陶淵明之外)有三篇文章較為突出，一是曹道衡《試論東晉文學的幾個問題》，作者在文章中不無感慨地說：“如果我們不想割斷歷史而是從發展的觀點來看待文學的演化過程，那么，對于東晉這樣一個歷史階級的文學，也應該適當予以注意。”文章征引大量的材料，說明“東晉不僅是一個民族大遷徙和南北分裂的時代，也是一個各民族和南北文化大交流、大融合的時代”，“南北士族之間由矛盾而日趨溶合”，深深影響了文學的發展；東晉文學的變遷“不光表現在形式方面，更主要的應該說是在內容方面。
文學內容的這種變化，主要是由于思想界的變化。”文中還指出，東晉一代的山水散文已很盛行，而東晉的道教詩“和玄言詩一樣，都是山水詩出現的先河”。
〔18〕二是胡大雷《玄言詩的魅力及魅力的失落》，文章認為，“玄理與論辯玄理而產生的玄遠超邁和面對美好自然心中的感發，此二者的相互融合構成了玄言詩的魅力”，玄言詩作者為了從詩中概括出哲理來，就不能讓自然景物有太多的特殊性和具體性，“如何在不違背普遍性的同時而突出某方面的特殊性，就成為玄言詩實現魅力的關鍵”。
但是，“在玄言詩中，主人公擺脫了‘情’的束縛而進入‘理’的領域翱翔”，“把人生各種各樣的情感全以淡泊中和、逍遙自在的玄理內容來矯正”，這種“消失了人生道路的各種各樣的情感而達到淡泊中和境地的詩”，就必然地流于“淡乎寡味”，失落其魅力了。
〔19〕三是王力堅《山水以形媚道——論東晉詩中的山水描寫》，文章認為“東晉人玄覽山水以悟道，雖然有理性思辨的意義，卻要通過‘流目四矚’的感性直觀手段才能實現”，“詩人對山水之形’的直觀描摹以及‘媚’的感性表現，確實使清新秀麗的景物描寫，構成了詩中獨立自足的美感意象。”東晉詩壇對山水聲色描寫的傾向日益顯著，而個人情感的抒發，則相對地較為淡薄， “在這個意義上說，劉宋山水詩的‘性情漸隱’在東晉詩中已表現得相當突出；東晉詩重山水之形與景物之色的描寫，則肇始了文貴形似、聲色大開的南朝山水詩創作；而謝靈運的山水詩，更是在對‘山水以形媚道’傳統的直接繼承與革新中，得到發展與繁盛。”〔20〕這三篇文章都從宏觀把握的角度對東晉詩的特色和文學史地位作了深刻闡述。
陶淵明研究歷來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研究的重頭戲，這兩年發表的有關陶淵明研究的文章在125篇以上，涉及到淵明其人其文及陶學研究的各個方面。
以下幾篇文章尤為突出。
袁行霈《陶淵明享年考辨》對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的陶淵明享年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考辨，文章首先指出，對于這一問題應有嚴謹的方法，主要包括對于相關的資料作通盤考察，不以偏蓋全；并進行分級，不以次易主；對于陶淵明的作品以各宋本為主，并以準確理解為基礎。
文章由這一思想方法入手，對于內外資料詳按細察，結論曰：“從現有的文獻資料出發，對其重要性加以區別，結合版本校勘，進行通盤考察，所得出的最為圓滿通達的結論就是陶淵明享年76歲，生于晉穆帝永和八年壬子(352)，卒子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427)。”〔21〕張可禮《陶淵明的文藝思想》論述了陶淵明文藝思想的特色及其文學史地位。
文章認為，陶淵明文藝思想的主要傾向屬于“非功利說”，他強調文藝以示志抒情，重視文藝的娛樂作用，把自然作為文藝理想；他“對外在的景物，往往是持有一種既留心又無心的超然態度。
在陶淵明那里，作為主觀的情志和作為客觀的景物，不是簡單的單向流動，而是雙向感觸，互相交融”；“陶淵明在認識上對言志抒情的重視和在創作實踐上的表現，突出的是‘示己志’，是抒個人之情，表現的是他自己的鮮明的個性”；他“在思想上對文藝的娛樂作用的重視，特別是他的文藝實踐，第一次打破了以悲慷傷感為基調的格局，使文藝的娛樂作用第一次比較完美地得到了顯現，也使娛樂的主題，在文壇藝苑上開始占有一席之地”。
〔22〕李建中《試論陶淵明的人格精神》認為，陶淵明的獨特的魅力，是他對人生意義的終極追問，以及在此追問中所建構的新的人格范型；而正是南山的自然、真率與沖淡、虛靜，鑄成陶潛詩歌永遠的神韻。
陶淵明的人格精神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采菊東籬，躬耕南山”的生存方式，與“質性自然，任真自得”的人格理想，在詩性與神美的層面，達到了完滿的契合；二是借“形、影、神”之間的人格對話消釋人格主體“營營以惜生”之苦，將大鈞之力、大化之功融入南山人格；三是兼用儒道之生死觀，建構“乘化以歸盡”的生命意識，使人格在生死之思中得到升華。
〔23〕顧農《前期陶淵明的雙重人格》則從陶淵明的詩文和生活經歷出發。
指出陶淵明有他“真”和“拙”的一面，“但他同時還有不真不拙的一面，是一個充滿矛盾的人”，“陶淵明自正式歸隱后思想上進入了新的境界，人格趨于成熟單一，雖有若干內在的矛盾，但與他先前那種相當典型的雙重人格相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
〔24〕這幾篇文章或以考辨精細見長，或發人之未發，是此間陶淵明研究的有力文章。
三、南北朝詩歌研究
這兩年發表有關南北朝詩歌的文章約85篇，以論述山水詩和宮體詩者為多。
關于山水詩，木公《山水詩興起原因新探》從道教對山水詩影響的角度，探討了山水詩興起的原因，文章指出道教徒最早自覺進入山林并賦予山水以新的意義，道士的山林活動引起了文人對山水的重視；文章考察了當時許多著名文人與道教的密切關系及其各種各樣的山林生活經歷，認為這引起了山水文學的產生，而山水詩中養生游仙的“道味”也反證了山7k詩興起與道教的關系。
〔25〕李炳海《廬山凈土法門與晉宋之際的山水詩畫》和《慧遠的凈土信仰與謝靈運的山水詩》則從謝靈運與慧遠關系入手，把南朝的山水詩和廬山凈土法門聯系起來加以考察，揭示二者之間的親緣關系。
前文認為，從東晉后期，影響名士們游覽山水的思潮已經發生變化，玄學不再居于支配地位，它被正在興起的中土佛教所取代，謝靈運不僅是以名士的身份寫山水詩，而且還用廬山凈土法門的觀念、理想及思維模式來審視自己的觀照對象，并用詩歌加以表現。
其文章還指出，“東晉劉宋之際主要有四類詩值得注意，它們是玄言詩、田園詩、佛理詩、山水詩”，“從思想傾向上看，玄言詩、田園詩是同類，屬于道家；佛理詩、山水詩歸入另一類，屬于佛家。
從作品風格看，玄言詩和佛理詩相近，都是大談玄理，淡乎寡味；田園詩和山水詩類似，多寫自然風光，饒有情趣。”后文具體考察了謝靈運的山水詩與慧遠的凈土信仰的關系，認為謝靈運山水詩中表現的“賞心感受”、“大頓悟境界”和“定慧觀”等都受了慧遠凈土信仰的影響。
〔26〕朱起予《論謝(左月右兆)的山水詩》將謝(左月右兆)的山水詩放在六朝田園山水詩發展的大背景中進行考察，通過與陶淵明、謝靈運、鮑照等人詩作的對比，揭示謝(左月右兆)山水詩的意蘊特色，認為謝(左月右兆)山水詩的風格是“蕭散清新”，這表現在其山水詩閑雅曠遠的風致上。
謝(左月右兆)多寫“望”里的山水，從靜止的一點攝入山水風景，在寫景時也將思鄉念友的柔情注入其中，憂郁的感情與清亮的山水相融合，構成一種欣悲交加的溫潤意境。
〔27〕
關于宮體詩，傅剛《永明文學至宮體文學的嬗變與梁代前期文學狀態》詳細考察了永明文學和宮體文學的詩人詩作狀況，論述了它們之間的嬗變規律，認為二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但又有必然的發展聯系，后者是前者邏輯順序的演繹結果。
〔28〕許云和《欲色異相與梁代宮體詩》抓住蕭梁君臣父子對荒淫社會風氣表示強烈批判態度并有切實整齊措施和行動與其時宮體詩中看似荒淫的追情逐聲的描寫之間的矛盾，逐層分析了宮體詩內容對佛教內容的模仿，認為宮體詩極寫女色與男女**乃是實施教化的一種手段，“宮體詩在內容上總的特征就應該是極寫女性的淫欲姿態和妒性”，“為了充分展示女性的丑惡，就得要不遺余力地體味女性的客觀美。
所以，宮體詩的大肆鋪寫欲色從根上來說是承襲了佛經的這種極寫之、力破之的寫法。”該文為觀察宮體詩內容特色及其產生的背景提供另一視角。
〔29〕此外，詹福瑞《梁代宮體詩人略考》〔30〕和樊榮《梁陳宮體詩的發展和界說》〔31〕分別對梁代宮體詩人和梁陳宮體詩題材予以考證和清理。
山水詩和宮體詩之外，另有兩篇文章值得注意，一是李宗長《江淹詩歌的題材選擇及其文化意義》，文章認為江淹的擬古、游歷和贈和之作均有豐厚的文化意義：其擬古詩發揚光大了擬古這一特殊題材，形象闡明了五言古詩的流變，并奠定了江淹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的地位；游歷之作在反映其個人部分生活經歷、感情變化的同時，也從側面展現了那個時代的政治風貌；贈和之什則反映了由元嘉詩風向永明詩風過渡的傾向，具體表現為抒情的清婉和語言的清麗。
〔32〕二是許云和《梵唄、轉讀、伎樂供養與南朝詩歌關系試論》，該文認為，梵唄對南朝詩歌最重要的影響是其聲音的哀亮特征，二者因共同追求哀怨境界而互為推助；用漢語轉讀漢譯佛經這一模式所分別之三聲為中國聲韻中固有的平上去三聲，永明說的發明是依據及摹擬中國當日轉讀佛經之三聲而來；伎樂供養作為佛所特許的通向天國最為方便的途徑，供養者趨之若鶩是顯然的，供養既多，遂也就演化成了佛門禮佛的儀式之一，南朝文學聲色大開不能說與釋子的“行方便”毫無關系。
〔33〕
四、魏晉南北朝辭賦、散文、小說研究
此間發表關于辭賦的文章30多篇，關于散文的文章10多篇，關于小說的文章30多篇，計80多篇。
辭賦方面，亦多就單篇作品進行闡釋、賞析和考辨，如王粲《登樓賦》、曹植《洛神賦》、陶淵明《閑情賦》、鮑照《蕪城賦》和庾信的賦作均被紛紛論及。
其中傅正谷《〈洛神賦〉的夢幻辭賦史地位及當代論辯》將曹植《洛神賦》作為夢幻辭賦名作進行考察，并據以評述了論者對《洛神賦》本意的三種看法。
文章認為《洛神賦》的創作方法是夢幻主義，其藝術結構依據夢幻主義作品一般具有的夢前、夢中、夢后的結構形式，也可分為入夢、告夢、思夢三部分；《洛神賦》本意的三種說法，即“感甄”說、“君臣大義”說和“贊美女神”說各有一定道理，但都不夠圓滿，《洛神賦》作為一篇夢幻主義的愛情名作，其“藝術結構與描寫，是不應等同于一般現實主義作品的，更不同于結構嚴密的論著，而是具有忽然性、跳躍性、不確定性、不規則性、主觀隨意性、不能自控性和非理性、非邏輯性的特點”。
〔34〕此外，還有一些從宏觀角度立論的文章，如許結《聲律與情境——中古辭賦詩化論》將中古辭賦的詩化歸結為四個階段和五大重要特性〔35〕；郭建勛則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對魏晉南北朝騷體詩賦進行系統的探討，是這方面用力最勤者。
〔36〕
散文亦是此期文學研究的薄弱環節。
莫礪鋒《南朝山水文初探》對南朝的山水文從興起過程、繁盛原因和演變軌跡等三個方面作了較全面的探討。
文章認為，南朝山水文不遜于山水詩，足以在古代山水文學中占一席之地；以其篇幅上從冗長夸飾向短小精悍演變、字句上從密麗新巧向清新疏朗演變、意境上從單純寫景向情景交融演變而論，南朝山水文的藝術成就遠遠超過北朝。
〔37〕范子燁《〈洛陽伽藍記〉的體例淵源及其與名僧“格義”的關系》認為，楊街之《洛陽伽藍記》由正文與注文合體構成的撰寫體例，雖說直接受到六朝時“合本子注”佛書體例的影響，其實，它更是那個時代流行“合本子注”體式風氣的產物，進一步追溯，淵源所自，乃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史官文化和經學訓詁。
六朝時名僧盛行“格義”之風，使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合本子注”現象步入佛學廊廡，并在其中不斷升華，進而為如楊街之等杰出作家和學者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參照模式。
〔38〕
小說方面，關于志怪小說的文章不多，其中歐陽健《東晉的志怪小說家群考論》對曹毗、祖臺之、孔約等東晉幾位志怪作家進行了考證，并且指出志怪小說的獨特價值在于它反映了人與自然相互依存的東方式思想，而且它在描繪人與自然的融合之美上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并非毫無文采與波瀾可言。
〔39〕鐘林賦《論魏晉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戀小說》對六朝志怪中的人鬼之戀作了專題研究，認為這類小說大體可分為四類，其產生與古老的靈魂不滅觀念有密切關系，佛教的影響甚微；魏晉六朝特殊的歷史環境是其滋生的沃土；它的怪誕之美，獨具魅力，對后來的小說戲曲創作影響至深。
〔40〕關于志人小說的文章，全部圍繞《世說新語》進行討論。
《世說新語》的文體特征是討論的一個熱點，張海明《〈世說新語〉的文體特征及與清談的關系》用一般小說應具有的基本要素進行比照分析，認為《世說新語》在人物、情節、結構上均不類小說，又不能歸于歷史，“從小說文體的形成過程看，《世說新語》處于中國古典小說的萌芽階段，只能說具有一些小說因子，而不得與成熟后的小說等量齊觀；從史傳文學向小說文體的過渡來看，《世說新語》處于歷史與小說之間，它兼有兩種文體的部分特征，因此很難說究竟屬于哪一種。”《世說新語》的文體意義即在于此，它從中呈現的獨自個性有：(一)內容的紀實性；(二)篇幅短小；(三)清通簡要、空靈玄遠的文體風格。
文章進一步探討了《世說新語》文體特征形成的深層原因，即與玄學思潮、清談風氣相伴而來的名士意識，指出名士意識之于《世說新語》文體特征的作用主要有二：一是對人的關注，對個體的關注，從而突出了人的個性；二是著述動機、旨趣的轉變，從先前的記事明理以資勸戒，變為敘寫刻畫人之才情風致以資賞鑒。
〔41〕此外，李雁《〈世說新語〉敘事藝術個案分析》〔42〕、美國學者Richard B·Mather(馬瑞志)《〈世說新語〉的世界》〔43〕也都討論了類似的問題。
劉仁樹《論〈世說新語〉的藝術成就》論述了《世說新語》的藝術風格、表現手法和語言成就。
作者認為該書的藝術風格是“玄遠冷峻，高簡瑰奇”，其形成源于魏晉時代的社會生活，與它記寫的對象密不可分；在塑造人物形象時成功地運用了多種文學表現手法；它的語言簡約含蓄，雋永傳神，富于表現力；同時，它又將口語熔鑄成具有生命活力的文學語言，從而增加了表現力和概括力。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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