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作為綠原的詩友，著名詩人牛漢曾經在《荊棘與血液——談綠原的詩》一文中這樣評價過：“從詩的角度來說，我倒覺得綠原詩里一直有著一種時起時伏、若明若暗的理念化傾向。”而在《綠原的詩》一文中，著名詩歌評論家周良沛則又有“綠原詩中表現的全部知性，起先都是來自自身的不幸遭遇和各個時期在底層人民之間而有的活生生的感受、思索和剖析，以及同時接受的先進的——由切合抗戰現實的民族的、愛國的思想到馬列思想的引導。
由于有這些思想準備，他又是詩人，必定會發而為詩，發而為‘知性’強的詩，但決不是概念化的詩的哲理和哲理的詩。
有思想的自覺，有藝術的自覺，才有‘將太陽同向日葵溶解在一起’的詩。”雖然，上述兩種評價在表面的概念使用上存有不同，但如果聯系詩人綠原的具體創作和生活歷程的話，我們似乎不難發現：諸如“理念化”、“知性”以及“哲理”等詞語（事實上，關于類似的論述遠遠超過以上所列舉的）盡管有語義色彩和程度之間的差別，但它們在具體指涉綠原的詩歌時，其整體含義卻是基本相同的，即這些詞語最終所要說明的都是貫穿綠原詩歌寫作中的“理性化色彩”。
那么，這種“理性化色彩”究竟如何在綠原的詩歌寫作中予以呈現并展開其歷史情境的呢？所謂“熔鑄的執著”正是以此為邏輯起點進行闡述的。
盡管，最初登上詩壇的綠原是以《童話》詩集的方式，讓眾多讀者在他的“童音”與夢一般的天國中迷醉，而徜徉于其“童話”中那奇妙、夢幻與淡淡哀傷的境界，也會讓令人不自覺的想起曾經一度流行于30年代詩壇的、如卞之琳式的現代派詩歌[3]。
但即使在這一時期，詩人也往往在類似“不是沒有詩呵，/是詩人的豎琴/被誰敲碎在橋邊，/五線譜被誰揉成草發了。
// 殺死那些專門虐待青色谷粒的蝗蟲吧，/沒有晚禱！/愈不流淚的，/愈不需要十字架；/血流得愈多，/顏色愈是深沉的。
// 不是要寫詩，要寫一部革命史啊。”（《憎恨》，1941年）的詩句中，以“渾身都是敏感的觸角”[4]的方式傳達出詩人當時險惡的生存環境，以及戰爭的烽煙正焚毀那一個個如夢般的“童話”。
而后，在建國前7年的時間里，綠原便進入了其怒張式的政治抒情詩時代。
在《給天真的樂觀主義者們》(1944年)、《終點，又是一個起點》(1945年)、《復仇的哲學》（1946年）、《伽利略在真理面前》（1946年）等作品中，綠原不但關注時代風云以及掙扎于社會最底層的人物的命運，而更為重要的是，綠原正在這些具有時代性和戰斗力的詩篇中和過去的自我進行“告別”。
于是，在諸如“有戰士詩人/他唱真理的勝利/他用歌射擊/他的詩是血液/不能倒在酒杯里”（《詩人》，1949年）、“人活著/像航海//你的恨，你的風暴/你的愛，你的云彩”（《航海》，1949年）的詩句中，詩人對真理的追求、戰士的認可、人生的理解正以理性融合情感的方式出現在讀者的面前。
當然，建國前在綠原詩歌中呈現出的“理性化色彩”以及詩風前后的轉變，除了與詩人自覺反叛當時黑暗專制社會以及適應時代要求有關外，還與埋藏于綠原心中的幼年生存體驗有關。
綠原從小父母雙亡，是在比他年長十九歲哥哥的撫育下長大成人的。
父母的過早離世、幾個姐姐相繼送人當了童養媳，以及生活的清苦，不但使他缺少兒時的快樂，而且也造成了他身體上的羸弱以及性格上的內向、心靈上的孤寂。
這種現實的生存環境不能不在詩人幼年的記憶中留下所謂“苦難的心理原型”，因而，雖然最初的綠原是以一種單純、透明、充滿幻想的“童音”方式登上了詩壇，但這種在詳細考察詩人生平之后的“獨特表達方式”除了是寄予一種對不幸童年的精神補償外，更多是在于具體表達方式與創作風格上的不同。
而一旦外在的環境再度發生變化和詩人自我逐漸在成熟的嬗變中走向廣闊的“大我”空間后，那么，這種潛在的因子就會適時而發，并在犀利與備份中釋放出哲理與思辨性的色彩。
而從“童真”到“莽漢”的轉變過程不但是綠原建國前詩歌創作的整體趨勢，同時，也無疑是符合諸如“七月詩派”那種融合時代、藝術于一體的綜合性之“創化”的歷史特點的。
自1949年下半年創作出《從一九四九年算起》，到1959年寫成《又一名哥倫布》之前，綠原進入了他創作上的一段“低回時期”。
在這一時期內，雖然新中國的誕生讓詩人感受到了無比的幸福，但由于長期忙于機關工作，無法更深入地進入到生活的內部，所以，完成于這一時期的詩歌大多顯得有些空泛乏力，而這，對于始終在詩歌創作上有不懈探索精神的綠原來說，無疑是可以明顯感受得到的。
寫于1953至1954年間的《雪》（1953年）、《快樂的火焰》（1954年）、《小河醒了》（1954年）等作品，是詩人努力擺脫束縛之后的創作，其樸實、活潑、自然、明朗的生活氣息曾一度讓人耳目一新。
然而，無論就當時的發表機會，還是1955年的身陷囹圄，都使得這種探索被人為的中斷了。
1955年5月13日，綠原因“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干分子的罪名，被投入監獄。
至此基本中斷創作達20余年之久，直到1979年才獲得重新發表作品的機會。
然而，監獄的生涯并沒有使其意志徹底消沉，在1955至1962年單身監禁的七年里，綠原雖然在心靈上遭受煉獄式的煎熬，但他依舊通過頑強自學的方式，練就了德語翻譯的技能。
對苦難的反復咀嚼和深入靈魂的體驗，不但使其意志得到了巨大的磨練，同時，也為其深刻認識人生、社會、時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完成于這一時期的著名的“潛在寫作”文本《又一個哥倫布》（1959年）、《手語詩》（1959年）、《面壁而立》（1960年），以及完成于十年浩劫中的《重讀〈圣經〉》（1970年）、《信仰》（1971年）等均在“理性化色彩”方面達到了詩人的頂峰。
與此同時，詩人也由于其坎坷的經歷、中年的成熟心態，漸次達到了詩歌藝術與自我人格意義上的雙重成熟。
在最近一次接受訪談中，綠原在回憶80年代初期重獲新生后的具體詩歌創作時曾經說道：“停筆二十多年，到八十年代重新拿起筆來，我發現距離自己過去的藝術思維很遠了，對過去的作品幾乎不認識，在感情上已經無法相互交流。
原來我已開始變成一個老人，對很多事物不再是從前的感覺和看法，所以在我的筆下，詩風、文風也就跟從前不大一樣了。
多年來，我已不再寫那種激昂的政治抒情的作品，也沒有《童話》式的唯美的詩句。
現在我寫詩試圖表現的，只是自己對于人生的一點感悟。
所以，我的詩風比較沉穩，和從前的風格相比，幾乎判若兩人。
這里有很多原因，主要是我經歷了太多的變故，再寫，在思想感情上已不可能像青少年時代那么單純了。”[7]這足以證明詩人重新面對詩歌時無論從心態，還是從情感方面都已經有了嶄新的認識，不過，在這種認識中，集中傳達的仍然是一種理性化的東西。
而完成于這一時期的《秋水篇》、《高速夜行車》以及90年代的《憶曇花一現前后》、《讀馮至〈十四行集〉》、《紫色雨》等都是以較為典型的哲理詩、具體象征和寓言的方式以及對生命的深刻感悟與認知，對這種“理性化色彩”進行了具體而外在的表達。
至此，我們在全面聯系詩人生活經歷的前提下，已經可以較為清楚地看到常常彌漫于綠原詩歌中的“理性化色彩”的具體成因了：除了幼年的苦難經歷和適應時代性、社會性的外在要求之外，生存背景的強烈轉變、煉獄式的生涯、歲月流逝中成熟與堅定都是形成這種理性化色彩的重要原因。
當然，在此過程中，我們同樣不能忽視綠原本人勤奮好學、博覽群書，兼備古今中外哲學、歷史、文學等多方面知識的事實。
《螢(新版)》是村上春樹1987年發表的短篇小說集，共5篇。
其中1983年發表的《螢》是《挪威的森林》的前奏，4年后村上春樹以此為基礎寫出了《挪》。
另外幾篇多寫人生中的無奈、無聊以及無聊中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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