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狂飆突起的愛國行動
——解讀《一條鐵路的完成》
一、作品主題
1928年冬，17歲的蕭紅經歷了她生平第一次反帝學生運動。
9年后，她用生動而不
乏幽默的筆調寫就，作品描述了她參加示威游行的經過和當時的心理、情態。
她以女性細膩的觸覺捕捉時代情境中自我與他人的精神氣息，并以有別于傳統定勢的視角、鮮明的自我立場真實地描摹了當時人們那狂飆突起般的愛國行動。
“走在石頭道街又碰到了一個日本女子，……我們就用手指著她而喊著。
另一方面，我們又用自己光榮的情緒去體會她狼狽的樣子”，“男同學們跺著腳，并且叫著，在我聽來已經有點野蠻了”，“我的耳邊鬧著許多種聲音，那聲音并不大，也不遠，也不響亮，可覺得沉重，帶來了壓力，好象皮球被穿了一個小洞嘶嘶的在透著氣似的，我對我自己毫沒有把握”——
人們的義正辭嚴似乎顯得有些虛弱和可笑。
理直氣壯的愛國熱情與嘈雜混亂的游行隊伍與血腥、無奈的運動結果構成了“不和諧”反差，一場正義的運動似乎成了一場游戲。
然而，作品的價值，正在于蕭紅對歷史的尊重。
她的每一筆都真實而生動，坦然地再現了那個特定的歷史時代學生們堅決維護民族尊嚴的熱情，這熱情之中也包容著幼稚與困惑的精神因素。
做個比喻，蕭紅所參加的那次示威游行也是百年中國人民反帝救國斗爭軌跡中一個具有研考價值的節點。
二、 層次結構
全文按事情的發展順序可以分為三個部分。
第一部分：“一九二八年的故事……我一回頭看見了有幾個女同學尿了褲子的（因為一整天沒有遇到廁所的緣故）。”
這一部分寫“我”參加到哈爾濱學生反日護路示威游行隊伍和第一天情愿無果的經過。
可以分為兩層——
先寫包括“我”在內的哈爾濱女子中學的學生們參加情愿游行的緣起，即被男同學“攫”入隊伍——
“拿長棒的童子軍”“沖進了教員室，沖進了校長室”，“我聽到校長室里在鬧著”。
女校長“好象被鷹類捉拿到的雞似的軟弱，她是被拖在兩個戴大帽子的童子軍的臂膀上”。
“有那許多人，我從來沒有見過，使我想像到軍隊，又想到馬群，又想像到波浪……總之對于這個我有點害怕。”“那些男同學們還滿院子跑著，搜索著，好象對于小偷那種形式，侮辱！侮辱！他們竟搜索到廁所……”
書聲朗朗的女子中學學生就是這樣有些不明所以地，甚至是強行地被拉入了游行行列。
然而，年輕的她們卻感受到一種興奮——
“這一切好象有一場大事件就等待著發生，于是有一種莊嚴而寬宏的情緒高漲在我們的血管里。”
接下來寫游行隊伍經過日本領事館、長官公署、教育廳。
在道尹署前苦等，而道尹終究沒有出來。
作者生動地表現了“我”的心理變化——
“可是一出校門不遠，連對這侮辱的憤怒都忘記了。
向著喇嘛臺，向著火車站。
小學校，中學校，大學校，幾千人的行列……那時我覺得我是在這幾千人之中，我覺得我的腳步很有力。
凡是我看到的東西，已經都變成了嚴肅的東西，無論馬路上的石子，或是那已經落了葉子的街樹。
反正我是站在“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喊聲中了。”周圍學生的情緒更強烈地感染著“我”，于是大叫著口號，體會著學運的光榮。
同時，作者也以冷靜而細膩的筆法記錄了光榮背后的狼狽——“這還不算什么慘事，我一回頭看見了有幾個女同學尿了褲子的（因為一整天沒有遇到廁所的原故）。”
第二部分：“第二天沒有男同學們來攫”……我聽到他們關于受傷的議論和救急車”。
這一部分寫學生聯合會組織愛國學生“示威”的經過。
在抵抗日軍修鐵路的宣傳下，“我”自告奮勇參加了宣傳隊。
隊伍在濱江同濱江縣政府警察發生了流血沖突。
作者對事件的簡練描述揭露了當局的反動嘴臉，也如實描寫游行隊伍的的潰亂狀態和學生與當局的激烈沖突，真實地再現了這場學生示威運動給一個中學生帶來的激動、亢奮與驚心動魄——
“雖然我和別人一樣地嚷著不怕，但我對這新的一刻工夫就要來到的感覺好象一棵嫩芽似的握在我的手中”“我的耳邊鬧著許多種聲音，那聲音并不大，也不遠，也不響亮，可覺得沉重，帶來了壓力，好象皮球被穿了一個小洞嘶嘶的在透著氣似的，我對我自己毫沒有把握”的忐忑心理，“只一秒鐘，我們旁邊那陰溝里，好象豬似的浮游著一些人。
女同學被擁擠進去的最多，男同學在往岸上提著她們，被提的她們滿身帶著泡沫和氣味，她們那發瘋的樣子很可笑，用那掛著白沫和糟粕的戴著手套的手搔著頭發，還有的象已經癲癇的人似的，她在人群中不停地跑著……”
“對于槍聲，人們象是看到了火花似的那么熱烈。
至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日本完成吉敦路’這事情的本身已經被人們忘記了，唯一所要打倒的就是濱江縣政府。
到后來連縣政府也忘記了，只‘打倒警察；打倒警察……’”
第三部分：“第二天的報紙上躺著那些受傷的同學們的照片”……那條鐵路到底完成了。”
交代這次學生愛國運動的結果：沒能阻止日本修建吉敦鐵路。
三、寫作特點
身在事中又能超出事外，言辭簡單而情思深沉。
以獨特的視角作極度真實地個人化敘說是這篇散文的突出特點。
表現學生運動的作品大多數是站在時代的大背景下表現學生運動的過程和偉大意義，突出進步學生的形象，謳歌他們的優秀品質。
1928年的哈爾濱“一一·九”反日護路運動在哈爾濱學運史上正是一次大規模的愛國學生運動。
雖然它沒能阻止日本在東北修建鐵路，但它仍然很好地體現了廣大學生維護民族尊嚴，保護國土和主權不受侵犯的決心和責任感。
然而，作者卻并未把敘述重心放在交代事件背景、突出學生英勇無畏的愛國精神上。
與轟轟烈烈的學運場景相比，作者更關注的是這樣的時代情境中真實的、具體的存在的人們，尤其是普通人的心態與精神特征。
本文正是從“我”這個當時對日本政府的侵略意圖并不了解的普通中學生的視角，審視這場學生運動的過程和意義。
無論是最初被攫去游行時的懵懂、游行進行中因為被感染而產生的興奮與驕傲，還是在學聯主席宣講下的熱情高漲、自告奮勇，以及面對與荷槍實彈的警察沖突時的亢奮與慌亂……我們沒有看到視死如歸，也沒有看到思想覺悟的快速提高。
相反，“至于‘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反對日本完成吉敦路’這事情的本身已經被人們忘記了，唯一所要打倒的就是濱江縣政府。
到后來連縣政府也忘記了，只‘打倒警察；打倒警察……’”，“這一場斗爭到后來我覺得比一開頭還有趣味。
在那時，‘日本帝國主義’，我相信我絕對沒有見過，但是警察我是見過的，于是我就嚷著：‘打倒警察，打倒警察！’”，“我手中的傳單，我都順著風讓它們飄走了，只帶著一張小白旗和自己的喉嚨從那零散下來的人縫中穿過去”……極度地真實讓我們看到了作者透過狂放的口號、激昂的誓言，用她的直覺和細膩忠實地審視自己、審視時代的冷靜和深刻。
（計靜晨）
2．獨具風格的女作家蕭紅
蕭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雖然算不上是一位“大”作家，但卻是一位獨具風格的作家。
她本名張乃瑩，1911年6月2日出生于黑龍江省呼蘭縣的一個地主家庭里。
幼年喪母，父親張廷舉是一個冷酷的官僚，只有祖父張維禎給她疼愛和溫暖，并成了她的第一位啟蒙教師。
1920年，在祖父的支持下，得以進入本縣南關小學讀書。
1925年，又進入本縣第一女子高小讀書。
這一年，她參加了本校支持“五卅”受難工人的募捐義演，在一出名叫《傲霜枝》的話劇中，飾演一個抗拒包辦婚姻的姑娘。
1927年，離開故鄉呼蘭縣，進入哈爾濱市東省特別區立第一女子中學讀書，在此期間，對美術和文學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1928年11月，參加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修建吉敦鐵路的示威游行。
1930年，祖父去世，在家中失去了唯一的保護人，父親即在繼母的調唆之下，為蕭紅訂下了一門親事，并與第一女中的校長串通一氣，取消了蕭紅在第一女中的學籍，被迫返回家里。
1928年冬，蕭紅經歷了生平以來第一次反帝學生運動，那是與課堂上師生斗法無法比擬的。
1927年6月，日本以“中國征服派”聞名的田中義一首相，在東京召開策劃侵華的“東方會議”，制定在關外使“滿洲”脫離“中國本土”陰謀。
張作霖在日方誘逼下簽訂《滿蒙新五路協約》?草案 ，由日方貸款修建長春至大赍、吉林至五常等五條鐵路干線。
五路一旦修成，就與南滿、中東兩線貫通，日本可迅速沿線占領東北三省，直達西伯利亞。
條約雖簽，張作霖采取拖延辦法，遲遲不讓上馬。
1928年6月4日，日軍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張作霖，乘張學良剛主政東北，威逼其踐約。
消息傳開，延邊、奉天、吉林、長春、齊齊哈爾等地相繼掀起反日護路示威，反帝情緒空前高潮。
11月4日，哈爾濱東省特別區的一中、二中、哈工大、哈政法大學等校代表聚集一中禮堂開會，成立了“哈爾濱學生維持路權聯合會”，決定次日舉行全市學生反日護路示威游行。
11月5日，兩千余名大中學生上了街。
當時女子中學院墻內仍是書聲朗朗，一切照常，蕭紅的班上正在上英語課。
她后來在《一條鐵路的完成》中用生動和幽默的筆調，描述了她們參加示威游行的經過。
1930年，為了抗拒包辦的婚姻及家族的迫害，毅然離家出走，先從呼蘭縣逃到哈爾濱，再從哈爾濱逃至北京，開始過飄泊流浪的生活。
1931年，家中為她包辦的那個未婚夫追至北京，在此人的誘騙下，蕭紅與他同居，并于1932年回到哈爾濱，住在道外正陽十六道待的東興順旅館里。
欠下了六百多元的食宿費之后，那個人借口回家取錢，從此一去不返，把即將臨盆的蕭紅遺棄在旅館里。
旅館老板為了挽回經濟上的損失，準備把蕭紅賣到附近的妓院里去。
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得到了蕭軍、舒群等人的幫助。
在松花江發大水的一片混亂中，蕭軍將蕭紅接出東興順旅館，送往市立第一醫院，生下了一個女孩。
由于蕭紅產后病重，經濟困難，蕭軍遂將女孩送給了他人。
蕭紅逃出這家旅館后，與蕭軍同居，先住在道里十一道街一座白俄開設的歐羅巴旅館里，繼而遷至道里商市街二十五號大院的一間小房內，開始了貧窮但是相依為命的生活。
1933年，在東北進步作家的帶動和影響下，蕭紅開始從事文學創作活動，陸續在《大同報》的“大同俱樂部”及“夜哨”副刊上發表短篇小說、散文和詩，如短篇小說《棄兒》，《兩個青蛙》、《小黑狗》、《啞人》、《夜風》、《葉子》，散文《腿上的繃帶》、《太太與西瓜》，詩《八月天》等。
從創作技巧方面看，由于蕭紅還是一位十分年輕的初學寫作者，這些作品在性格的塑造上，在情節的安排上，都流露出了作者在藝術上非常幼稚的地方，但是，從作家著眼的題材上，卻可看出她的創態度是十分嚴肅的，由于接受的是左翼作家的影響，她一開始創作涯，就把目光投向了廣大被奴役、被剝削的勞動人民。
在《王阿嫂的死》里，她寫了一對雇農夫妻的遭遇。
在《看風箏》里，她又寫了一個窮苦老雇工的遭遇。
她深深地同情勞動人民遭受的苦難，她也興奮地看到了他們的覺醒和斗爭。
在《夜風》里，她就寫了牧童長青和他的媽媽，被地主逼迫得走投無路，不得不起來參加暴動的故事。
這位年僅二十二歲的初學寫作的女作家，在這些作品里表現出了她對社會問題的關注，和對勞苦大眾的同情。
1934年10月，蕭紅將自己的五篇短篇小說（《王阿嫂的死》、《廣告副手》、《小黑狗》、《看風箏》、《夜風》），與蕭軍的六篇短篇小說合編成小說集《跋涉》，在舒群等友人幫助下，自費由哈爾濱五畫印刷社出版。
1934年6月，由于受到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的威協，蕭紅與蕭軍離開哈爾濱，經大連，至青島，住在觀象山下觀象1路1號的一座兩層小樓房里，與舒群為鄰。
9月，在這里，寫完了長篇小說《生死場》。
這部小說的構思開始于哈爾濱時期，前半部的片斷曾于1934的4月至6月，在哈爾濱《國際協報》的《文藝》周刊連載。
全書共有十七節，在第一節《麥場》至第十節《十年》里，作者用充滿感情的筆調，描寫了東北農民貧苦無告的生活。
他們身受地主階級的殘酷壓榨，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都是背向藍天，臉朝黃土，辛勤操勞，累彎了腰，累跛了腿，還是得不到溫飽，受著饑餓和疾病的煎熬，在這種牛馬不如的生活中，有的婦女生下來的孩子也是畸形的。
蕭紅用女性作者細致的觀察，生動地寫出了幾個農婦的悲慘命運。
女主人公貧農王婆，是一個飽受磨難的老婦人，她的第一個丈夫虐待她，后來干脆拋棄了她和孩子，獨自跑進關內去了。
她為了生存，不得不嫁給第二個丈夫，這個丈夫卻貧病而死。
她又不得不嫁給第三個丈夫老趙三。
在她老年的時候，兒子因為反抗官府，被反動政權槍斃了，她覺得生活無望，憤而自殺，可是在將要埋葬的時候，又活轉過來了。
另一個貧農家的少女金枝，她只有十七歲，像所有的年輕人一樣，夢想著青春和幸福。
但生活給她帶來的是什么呢？情人是一個粗暴的人，她還沒有過門就懷了孕，受到母親和同村婦女們冷言冷語的嘲諷。
嫁過去之后，丈夫嫌她和剛出生的女兒拖累自己，竟把不滿一個月的小金枝活活摔死了。
還有一個貧農家的少婦月英，本來是村里最美麗、性情最溫和的婦女，因為患了癱病，成了丈夫的累贅，不給她飯吃，不給她水喝，下身腐爛了、生了蛆蟲，整天不停地呻吟、哭叫，就這樣活活地爛死了。
作者通過對她筆下三個人物的命運的描寫，把北方貧苦婦女的悲慘遭遇展現在讀者的面前，啟發讀者去憎恨黑暗的現實社會。
第十一節“年盤轉動了”至第十七節“不健全的腿”，寫的是“九一八”事變后，宣稱“王道”的日本軍隊的鐵蹄，踏進了這個小小的村莊。
受著地主階級殘酷壓榨的廣大農民身上，又直接地壓上了一座帝國主義的大山。
是馴眼地作亡國奴，被殺害、被擄掠、被**呢，還是挺身而起，進行反抗呢？在作品的后半部，蕭紅運用一般女性作者難于駕馭的雄健的筆鋒，描寫了這些被壓迫的農民，逐步走向覺醒，起來斗爭的故事。
他們的親人被槍殺了，他們的鄰人被擄走了，村中的寡婦多起來了，婦女們被奸污了，連雞都搶得不剩一只了。
就是這些受苦受難的農民，他們白天看著宣稱“王道”的破旗，夜里秘密地組織起來。
多災多難的王婆倔強地站起來了，她在窗外給秘密團體站崗放哨。
趙三成了義勇軍的秘密宣傳員，白天黑夜地走門串戶。
東村的一個寡婦把孩子送回娘家投奔義勇軍去了。
就連那個膽小怕事、一輩子守著一只心愛的山羊過日子的跛足二里半，也告別了老山羊，跟著頭領參加了義勇軍。
作者用了不少篇幅，描繪人民宣誓的日子，用悲愴的氣氛，烘托出人民要求抗戰到底的決心。
《生死場》是三十年代最早出現的抗日小說之一。
它的出版，是魯迅先生關懷和幫助的結果。
1934年10月初，住在青島的蕭軍，開始給住在上海的魯迅先生寫信。
10月底，因為好友舒群被捕，兩蕭倉促離開青島至上海，在拉都路福顯坊的一個亭子間里住下后，與魯迅先生開始頻繁的通信往來。
11月30日，蕭軍、蕭紅在內山書店第一次與魯迅先生會面。
之后，蕭紅的創作、生活等事宜，就都得到了魯迅先生的關懷和幫助。
蕭紅把《生死場》的手稿交給魯迅，魯迅先生認真地對此稿進行修改之后，又及時介紹給黃源，建議在生活書店出版的《文學》雜志上發表。
但是，國民黨統治下的舊中國書報檢查制度極其嚴格，《文學》雜志雖然愿意發表，還必須先送到控制文化的官僚衙門——國民**宣傳部書報檢查委員會去審查。
這些文化刀斧手們，在把書稿扣壓了半年之后，作出的結論是：不準出版。
他們對侵略者奴顏婢膝，對自己的同胞和進步作家卻露出如此專橫兇惡的嘴臉，他們的行徑，激起了魯迅的憤怒。
為了支持反映抗日斗爭的文學作品出世，在魯迅的安排下，《生死場》終于作為“奴隸叢書”之三，于1935年12月由上海容光書局出版，并親自為它寫序。
蕭紅自己為書皮作了一幅封面畫，畫的是一幅中華民族的版圖，在東北三省部分被一條直線粗暴地截開，宛如一支利斧劈斷了一樣，象征著東北三省正在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躪與摧殘。
從寫作技巧方面看，《生死場》雖然比幾年前在哈爾濱創作的短篇小說有了很大提高，但是也還存在著明顯的不足，正如魯迅先生在《蕭紅作〈生死場〉序》里很委婉地指出的：“敘事和寫景，勝于人物的描寫”，除去人物性格不夠鮮明之外，結構有時也顯得松散和不完整。
但是，這部年輕的東北流亡作家創作的作品，卻填補了當時上海文壇抗日題材小說的空白，它使上海及大后方的讀者們，了解了東北人民的苦難與斗爭。
正如魯迅所指出的：“北方人民的對于生的堅強，對于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魯迅《蕭紅作（生死場）序》）。
每一位熱愛祖國的讀者，讀了它，都會對東北同胞產生深切的同情，同時產生一種奮起斗爭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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