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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青年時代就立下雄心壯志，仰慕“古之夫大有為者”，向往于“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滅之聲”。
他25歲時已是“文章稱首”的長安才子，剛考中了博學弘辭科，又與禮部郎中楊憑之女新婚，逐步成為文壇領袖，政壇新銳。
在其后的幾年里，柳宗元又成為了當時皇帝的老師王叔**新派的中堅分子，以熱情昂揚、凌勵風發的氣概，準備施展自己“輔時及物”、“利安開元”的抱負。
然而，由于順宗皇帝李誦即位時就已經中風，說話也不清楚，雖然有心改革朝政，但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加上宦官與藩鎮勢力強大，所以革新只實行了幾個月，就以失敗而告終。
元和四年八月，反對革新的太子李純即位，九月，柳宗元立刻被貶邵州刺吏，行未半路，朝議認為處之太輕，又改貶永州司馬。
當時同時被貶的包括劉禹錫等人共有八位，史稱“八司馬事件”。
“永貞革新”的失敗對政治上躊躇滿志的柳宗元是沉重的打擊，但對于他的文學創作卻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當時的永州“草中貍鼠足為患，一夕十頓驚且傷”，相當于俄羅斯的西伯利亞，所謂的“永州司馬外置同正員”，其實是個編制外的閑職，沒有官舍也沒有具體的職務。
柳宗元一家人寄居在冷清的小寺廟，未及半載，母親也逝世了。
除了精神上抑郁悲憤，正當壯年的柳宗元身體也越來越差，諸病纏身，虛弱到了“行則膝顫，坐則髀痹”的程度。
但永州清新的山水給了柳宗元很大的慰藉和寄托，他很快從悲觀與失意中振作起來，踏遍了永州的山山水水并和田翁農夫相交，遠離了政壇上的明爭暗斗，回歸到田園詩意般的生活，他認為永州的山水和自己一樣的為世人所遺棄和漠視，寫出了許多千古傳誦推崇永州山水的散文。
余秋雨先生在《柳侯祠》中如此評價柳宗元的永州10年，他說：“炎難也給了他一份寧靜，使他有了足夠的時間與自然相晤，與自我對話！”確實，永州的10年，是柳宗元人生最晦暗最感傷的十年，卻是他文學創作最豐富和哲學思想全面成熟的10年。
柳宗元的文章多抒寫抑郁悲憤、思鄉懷友之情，幽峭峻郁，自成一路。
最為世人稱道者，是那些清深意遠、疏淡峻潔的山水閑適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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