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文學的起源應該可以追溯到文字產生之前，后人記錄的不過是對過去的美麗幻想。
我國最古老的文學便是始于詩歌。
由于中國文字單音獨體的特性，產生了奇偶得自然音韻。
于是，講究對偶的便形成了詩歌一派，好奇的則產生為散文一派。
在漢代以前所謂的散文，并不是純文學上的散文，更多的是一些記事說理的實用文。
先秦散文是我國文學史上一段華美的樂章，使我國散文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雖是泱泱文學史上的開篇之作，尚許稍有不足，但時至今日，誰也不否認，先秦散文亦是我國文學史上一個舉足輕重的里程碑。
先秦散文很多是密切為現實服務的產物，許多著作的目的性非常明確，不存在單純為藝術而寫作的文章，先秦散文總的來說可以分為先秦敘事散文和先秦諸子散文。
而先秦散文的寫作更多的是為了記載和總結歷史上統治階級的經驗教訓，以資借鏡，指導當時的政治斗爭。
這個時期的散文審美價值觀一般來說沒有得到作家的特別重視，以純文學為創作目的的散文并沒有出現。
盡管先秦散文文、史、哲不分，歷史性與文學性相結合，不少文學作品既是歷史學還兼具文學色彩，但總體而言，仍重在記事。
以敘事精彩著稱的《左傳》被稱為先秦散文“敘事之最”，標志著我國敘事散文的成熟。
《左傳》以《春秋》為綱，增添了大量的歷史史實和傳說，描寫了大量的人物，就其基本性質來說，是一部歷史著作。
作者在記錄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進行一定程度上的藝術加工，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
這種藝術加工還不能算是作者有意識的文學創作。
《左傳》在記敘歷史事件時，總是具體地展示其發展過程。
作者通過鋪墊，照應，追溯，插敘等手法，把有關事實巧妙的安排在一起，描繪了引人入勝的情節，生動逼真的細節和場面。
《左傳》記史除了細致的描寫戰爭場面，還深入揭示戰爭起因，醞釀過程及其后果。
如“僖公二十八年”描寫城濮之戰，在行文中不斷展示晉勝楚敗的原因：晉文公伐怨報德，整飭軍紀，遵守諾言，傾聽臣下意見，上下齊心協力:而楚方則是君臣意見分歧，主帥子玉恃兵而驕，一意孤行，盲目進逼晉師。
城濮之戰的結果也寫得很全面，不僅寫了晉師大勝，晉文公確立了霸主地位，甚至還描寫了戰爭的余波：楚子玉戰敗羞愧自殺，晉文公聞之大喜，回國后賞功罰罪，對戰役進行總結，最后以君子之言贊揚了晉文公的霸業。
作為一部歷史著作，引人入勝的重現歷史就是終極宗旨！而《左傳》完全可以做到這一點。
所以，跟文學創作比起來，《左傳》更能說是一部史學。
在《左傳》中，可以看到若干有一定性格的人物，但《左傳》沒有在一個專門的篇章中描寫一個人物的生平事跡，而是把人物融合于事件之中，在紀事中表現人物，用不同時間內所發生的許多不同事情以不同事件以不同的方式揭示著人物性格的各個方面。
只有把同一個人物在不同時期的事跡聯合起來才能得到一個完整的形象。
而以記人精彩著稱的《戰國策》里，人物的描寫更為細致，性格更為鮮明。
《戰國策》全書對戰國時期社會各個階層形形色色的人物都有鮮明生動的描寫，尤其是一系列“士”的形象，更是寫得栩栩如生，光彩照人。
由于作者對這些人物心儀不已，頗為傾慕，甚至不惜脫離史實，以虛構和想象進行文學性描寫。
《戰國策》中記錄的不是史實，更多的是出于虛構和依托。
如《齊策一》鄒忌諷齊王納諫，寫鄒忌看見徐公時“孰視之，自以為不如，窺鏡而自視，又弗如遠甚”，細致地表現了鄒忌的心理活動。
而涉及心理活動的過程，接近人物的心理描寫，顯然得依靠自己的想象。
《戰國策》對人物的描寫不滿足于平鋪直敘，以波瀾起伏的情節，個性化的言行，傳神的形態和細節來突顯人物，有意追求行文的奇特驚人。
如《秦策一》中，蘇秦落魄而歸后的刺股和喟嘆，榮歸故里時的感慨，其家人前倨后恭的言行，都反映了人物的內心世界和性格特征。
而對蘇秦歸來時“羸縢履蹻，負書擔囊，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的外貌神情描寫，綿密細致，極為傳神。
《戰國策》的夸張虛構不合史著的要求，但卻使敘事更加生動完整，更有利于塑造鮮明的人物形象，更具有文學韻味。
《戰國策》在寫人上，一方面繼承了《國語》相對集中編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發展，出現了一個人物的事跡有機的集中在一篇文章，為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的成立開創了先河。
如《齊策四〉馮諼客孟嘗君，寫馮諼彈鋏而歌，焚券義實，營造三窟的事跡，馮諼一生中重要的事跡盡在一篇中，充分展示了人物形象和性格。
這類作品，顯示了由《左傳》編年體向《史記》紀傳體的過渡。
《戰國策》的文辭之勝，在語言藝術上的空前成功，是其文學成就的另一個重要方面。
王覺曾題：“辯麗橫肆，亦文辭之最”。
鋪張揚厲，氣勢縱橫，可以說是《戰國策》說辭的主要特色。
《左傳》中也記載了很多文采斐然的辭令。
春秋時期，社會盛行重禮尚文的風氣，大夫進諫，行人應對，都講究辭令之美。
這些辭令的共同點就是委婉巧妙，典雅從容。
兩種不同風格的說辭展現著不同的精彩。
有學者指出：在陳說方式上，《左傳》以理服人，《戰國策》以聲勢奪人：在陳說內容上，《左傳》持之有故，信而可征，《戰國策》杜撰寓言，間雜鄙俚：在陳說態度上，《左傳》言辭懇切，彬彬有禮,《戰國策》強詞奪理，巧言令色：在辭令風格上，《左傳》平實典后，委婉蘊藉，《戰國策》鋪張揚厲，夸飾鄙俗。
毫無疑問，《戰國策》的文學性比《左傳》來得更深厚一點。
盡管《左傳》有的記事也有一些加工，但《左傳》更多的是用一種史學家的眼觀和身份來記錄歷史事實，它的宗旨是盡可能更多的接近歷史，重現歷史，讓讀者去了解歷史事件而并非認識歷史人物。
而《戰國策》重在刻畫人物形象，可以看出《戰國策》描寫的歷史事實實際上是在為突顯人物服務的。
其中為了突顯某一人物的性格特征，作者不惜展開鋪陳，并杜撰歷史寓言來表現人物形象。
所以，與《左傳》相比，《戰國策》更具有文學價值。
文學作為一種精神上的寄托，它不僅僅給讀者提供素材，更多的讓讀者在閱讀過程感受歷史帶給我們的反思與感慨，在讀史中找到一種感情的升華。
先秦文學慢慢的從史學向文學發展，是文學史發展的必然。
盡管先秦散文只是我國燦爛文化的開端，但我們能看到從《左傳》到《國語》到《戰國策》文學韻味正在加深；盡管先秦敘事散文還不是很純粹的文學，但誰也不能置疑那史詩般的絕唱在我國文學歷史上無可取代的歷史地位，誰也無法否認讀先秦敘事散文帶給我們源于文化，源于生命最初的感動與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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