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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氏春秋》，又名《呂覽》。
是秦丞相呂不韋組織門客集體撰寫的。
全書分八覽、六論、十二紀。
兼有儒、道、墨、法、農諸家學說，因此，《漢書·藝文志》將其列為“雜家”。
據漢代人高誘《呂氏春秋序》說：“（秦）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洛陽十萬戶。
莊襄王立三年而薨，太子正立，是為秦始皇帝。
尊不韋為相國，號稱仲父。
不韋乃集儒書，使著其所聞，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合十余萬言，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名為《呂氏春秋》。
暴之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時人無能增損者，誘以為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
”其實呂不韋組織編寫這部說理文集是為政治服務的，為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權統治制造理論根據，進行輿論宣傳。
《察今》明確提出“先王之法不可得而法”的道理，說明必須“察今”不能泥古，立法必須順應時變。
法令制度應該隨著客觀形勢的改變而有所改變。
法令制度和客觀形勢的關系，就如同藥物和疾病的關系一樣。
疾病是不斷發生變化的，藥物也應該隨著疾病的變化而變換。
如果藥物不變，一定會產生嚴重的惡果。
同樣道理，客觀形勢在變化，法令制度不變就一定會失去它的功用。
天下沒有包治百病的成藥，也沒有永遠適用的法令制度。
這種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用發展變化的觀點看待事物的道理，是有現實意義的。
《呂氏春秋》一書里保存了大量的先秦時代歷史文獻和遺聞軼事。
它是一種系統化的、許多單篇說理文的集合之作。
和先秦其他諸子散文一樣，往往以寓言故事為譬喻，層層深入地論說，條理清楚，富有形象性。
比如，楚國有個人坐船過江，不小心，劍從船上掉到水里去了，他馬上在船上刻一個記號，并說：“這就是我劍掉下去的地方。
”船停泊以后，就從船刻的記號那地方下水里去找劍。
船走了劍不走，像這樣找劍。
不是糊涂嗎？這則寓言諷刺不能因時制宜的迂腐。
凝煉成“刻舟求劍”的成語典故流傳至今。
再如，在江邊上，看見一個人正拎起一個小孩往江里扔，路過的人問這是為什么？那個人回答說：“這孩子他爹擅長游泳。
”他爹擅長游泳，他兒子難道就擅長游泳嗎？文章用這樣的寓言故事譬喻泥古者，是多么的荒唐幼稚而可笑啊。
至于《蕩兵》、《順說》篇中這樣的喻亦拾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