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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籍(210～263)
三國魏詩人。
字嗣宗。
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
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
生平阮籍4歲喪父，家境清苦，勤學而成才。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濟世之志，曾登廣武城，觀楚、漢古戰場，慨嘆“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當時明帝曹□已亡，由曹爽、司馬懿夾輔曹芳，二人明爭暗斗，政局十分險惡。
曹爽曾召阮籍為參軍，他托病辭官歸里。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馬懿所殺,司馬氏獨專朝政。
司馬氏殺戮異己，被株連者很多。
阮籍本來在政治上傾向于曹魏皇室，對司馬氏集團懷有不滿，但同時又感到世事已不可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態度，或者閉門讀書，或者登山臨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緘口不言。
鐘會是司馬氏的心腹，曾多次探問阮籍對時事的看法，阮籍都用酣醉的辦法獲免。
司馬昭本人也曾數次同他談話，試探他的政見，他總是以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來應付過去，使司馬昭不得不說“阮嗣宗至慎”。
司馬昭還想與阮籍聯姻，籍竟大醉60天，使事情無法進行。
不過在有些情況下，阮籍迫于司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應酬敷衍。
他接受司馬氏授予的官職，先后做過司馬氏父子三人的從事中郎，當過散騎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稱之為“阮步兵”。
他還被迫為司馬昭自封晉公、備九錫寫過“勸進文”。
因此，司馬氏對他采取容忍態度，對他放浪佯狂、違背禮法的各種行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終其天年。
在思想上，阮籍崇奉老、莊。
這一方面是鑒于當時險惡的政治情勢，他需要采取謙退沖虛的處世態度，道家思想正好可以做他的精神依托，另一方面也是受了當時盛行的玄學的影響。
阮籍也是魏晉玄學中的重要人物。
他曾寫過兩篇著名的論文《通老論》、《達莊論》。
不過阮籍并非純宗道家，他對儒學也并不一概排斥，如他在《樂論》一文中就充分肯定孔子制禮作樂對于“移風易俗”的必要性，認為“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
阮籍像南朝墓磚畫
賦、文創作阮籍作品今存賦6篇、散文較完整的9篇、詩90余首。
他的賦都是短篇小賦,或詠物，或述志，內容不一。
《清思賦》中說“清虛廖廓,則神物來集;飄□恍惚,則洞幽貫冥；冰心玉質,則激潔思存；恬淡無□，則泰志適情”，寫出了超凡絕塵的“清思”境界。
《首陽山賦》頌贊了伯夷、叔齊重視名節、清虛自守的精神，賦末說“托言于夷、齊,其思長,其旨遠”，顯示了作者與古人冥合的意思。
《鴆賦》以鴆被犬所害為題材，寄寓了作者自身在現實生活中的懼禍心情。
《獼猴賦》則以獼猴作為鵠的,批判了社會上的勢利小人,此賦明顯帶有諷刺“禮法之士”的意味。
以上兩篇詠物賦，篇帙短小，語言簡潔明練，而且全篇用托喻寫法,意象生動,現實針對性又強，是阮籍賦中的佳作。
阮籍的論說文,都是闡述其哲學觀念的,比較全面地反映了他的思想，如《通老論》、《達莊論》、《通易論》、《樂論》等。
這些論說文，都是采用“答客問”的辯難式寫法,主人公則是“阮子”、“阮先生”或“先生”。
所以讀者從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作者為自己塑造的玄學家形象。
文章注重結構上的邏輯層次，一般都首尾照應，論證逐層深入，善于作抽象的、本質的分析，體現了魏晉時期思辯方式的進步。
它們的語言風格比較樸素凝重，不尚華飾，稍有駢化的痕跡。
《大人先生傳》是阮籍今存最長的作品，4000余字。
據《晉書·阮籍傳》載，這篇作品作于阮籍游蘇門山見仙人孫登之后。
所謂“大人”即仙人，用司馬相如《大人賦》意。
文體與他的論說文近似，也采取辯難的方式展開，不過主人公已不是“阮先生”，而是改為“與自然齊光”、“變化神微”的“大人先生”了。
文章一方面闡發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旨趣，一方面也對世俗庸人作了譏諷，特別是在第一段與“君子”的對話中，其思想鋒芒之銳利，是阮籍著作中僅見的。
從藝術上看，此文也是阮籍散文中最出色的。
特別是“虱處□中”這一寓言故事，形象生動,寓理深刻,顯然是受了《莊子》文風的影響。
在這段故事之末，作者寫道：“汝君子之處區之內,亦何異夫虱之處□之中乎!”強烈表達了對“禮法君子”的憎惡。
在語言運用上,此文音節整齊,而且基本都用韻，時見對偶文句，有的地方鋪排較多，接近于賦的風格。
詠懷詩阮籍的詩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學成就。
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詠懷詩》82首。
此外還有四言《詠懷詩》，今存13首。
這些詩的具體寫作時間及背景已難確考，一般認為它們不是一時之作，而是包括了平生不同時期的作品，總題為“詠懷”。
《詠懷詩》全都是抒情述懷作品。
由于阮籍生活在特殊的政治環境中，加上他獨特的性格和處世態度，使他的詩歌面貌很有個人特色。
《文選》李善注引說：“嗣宗身仕亂朝，常恐罹謗遇禍，因茲發詠，故每有憂生之嗟。
雖志在刺譏，而文多隱避，百代之下，難以情測。
”指出了它在內容上以感嘆身世為主，也包含著譏刺時事的成分，在表現方式上則曲折隱晦。
《詠懷詩》中的身世之感，可分兩個方面。
一是自述生平經歷及理想志向，一是表現懼禍憂生心情。
這兩方面有時分寫,有時合說,并無定規。
主要寫生平經歷志向的,如第5首敘述“平生少年時”放志游樂情形,以及事后自悔歲月蹉跎的苦惱。
第15首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詩書”,曾以顏回、閔子騫自期,但后來則又自己覺得榮名皆空、萬念俱灰。
又如第29首述“昔余游大梁”情狀，第61首述自己“少年學擊劍”等事，都可歸入此類。
此外,某些篇章主要是寫詩人求仙及隱逸思想的,如第81首“昔有神仙者”、第74首“猗□上世士”，略同于游仙詩或招隱詩，反映了阮籍要堅持志節、不想同流合污的內心愿望，表現了他對解脫矛盾苦悶途徑的尋求，基本上也可算在這一類里。
主要寫懼禍憂生心情的，如第1首，述詩人徹夜不寐,對著清風、明月起坐彈琴，耳中傳來孤鴻悲鳴,不禁使他“憂思獨傷心”。
第3首“嘉樹下成蹊”就比較明白地說出了在秋冬萬物凋零時節中“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的沉重心情。
此外如第11首“湛湛長江水”、第47首“生命辰安在”、第71首“木槿榮丘墓”等，都有較明顯的憂生情緒。
在詩歌中嗟嘆人生不永,《古詩》和建安詩歌中就有不少。
謝靈運就曾說曹植“頗有憂生之嗟”（《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阮籍父親阮□也好作這一類詩。
不過到阮籍的時代，政治形勢更為險惡，他結合著自己的身世，不論在思想深度和表現技巧上又都有所發展。
“譏刺時事”，是阮籍詩中相當“隱避”因而頗難坐實的內容。
前人曾在這方面下過很多勾稽考索的功夫，所說紛紜而大部分還難作定論。
只有少部分篇章，能夠體味出確有涉于時事，或者蘊含著對某種事實的看法。
如第31首“駕言發魏都”，是寫戰國時梁惠王耽樂而軍敗身亡事的,陳沆以為此“借古以寓今也。
明帝末路,歌舞荒淫，而不求賢講武，……不亡于敵國，則亡于權□，豈非百世殷鑒哉！”（《詩比興箋》）其說近是。
不過詩篇所暴露的，恐不止是明帝末年，還應包括整個魏末時期。
又如第67首“洪生資制度”，是寫“洪生”即鴻儒的，詩中說他們憑借著禮樂制度和次序紀綱，擺出道貌岸然姿態，但他們的言論行為，都是虛偽的，末二句說“委曲周旋儀,姿態愁我腸”,表示了詩人對這些“禮法之士”的批判態度。
《詠懷詩》在藝術上具有很大魅力。
它的風格渾樸、灑脫、含蓄。
形成這種風格的原因是，詩人在寫作時不去刻意雕琢煅煉，而是憑著自己的感情所至，來驅遣才力，自然成文。
這就是劉勰所說的“阮籍使氣以命詩”（《文心雕龍·才略》）。
另外，這種風格的形成，與描寫上的不拘執實事、多用比興也有關系。
阮籍詩中的比興，運用極為普遍，幾乎無篇不比興。
比興的素材很廣泛,包括歷史故事、典籍載記、神話傳說,直到眼前景物,信手拈來,皆成文章。
如第2首“二妃游江濱”,通篇以鄭交甫遇二妃的傳說作譬，抒發詩人與某友人“如何金石交，一旦更離傷”的感慨。
第6首“昔聞東陵瓜”，又以漢代召平行跡為喻，烘托出詩人“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的胸臆。
第21首“于心懷寸陰”，又寫沖天的玄鶴不與鵪鶉游于中庭，來表示詩人不屑與禮法之士為伍的決心。
諸如此類的比興，使詩篇呈現出一種才藻艷逸的風貌。
又由于阮詩的比興在意念上往往不是很切近的，而是比較悠遠、曠放，給讀者以較為寬廣的聯想余地,這就增強了詩篇“言在耳目之內,情寄八荒之表”（鐘嶸《詩品》上）的含蓄效果。
影響及作品流傳阮籍這樣的文人，在封建時代里有一定代表性。
他的《詠懷詩》繼承了建安詩歌的傳統，在五言詩的領域里作了新的開拓，并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受到后世的廣泛重視。
文學史上有不少詩人都仿效作《詠懷詩》。
陶淵明、庾信、陳子昂、李白等優秀詩人，都從阮籍的詩歌作品中汲取養料，從而豐富了他們的詩歌風格。
阮籍著作，《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集13卷。
原集已佚。
不過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詩歌為例，《晉書·阮籍傳》說他“作《詠懷詩》八十余篇”，看來全部流傳了下來。
明代曾出現多種輯本，張溥輯《阮步兵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
注本有近人黃節的《阮步兵詠懷詩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