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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1902-1988）原名沈岳煥，苗族湖南鳳凰縣人，14歲時，他投身行伍，浪跡湘川黔邊境地區，1924年開始文學創作，抗戰爆發后到西南聯大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學任教，建園后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主要從事中國古代服飾的研究，1988年病逝于北京。
沈從文一生共出版了《石子船》、《從文子集》等30多種短集小說集和《邊城》，《長河》等6部中長篇小說，沈從文是具有特殊意義的鄉村世界的主要表現者和反思者，他認為“美在生命”雖身處于虛偽、自私和冷漠的都市，卻醉心于人性之美，他說：“這世界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杰閣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臘小廟。
選小地作基礎，用堅硬石頭堆砌它。
精致，結實、對稱，形體雖小而不纖巧，是我理想的建筑，這廟供奉的是“人性”（《習作選集代序》)。
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要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征于一體，語言格調古樸，句式簡峭、主干凸出，單純而又厚實，樸納而又傳神，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凸現出鄉村人性特有的風韻與神彩。
整個作品充滿了對人生的隱憂和對生生命的哲學思考，如他那實在而又頑強的生命，給人教益和啟示。
沈從文創作的小說主要有兩類，一種是以湘西生活為題材，一種是以都市生活為題材，前者通過描寫湘西人原始，身然的生命形式，贊美人性美；后者通過都市生活的腐化墮落，揭示都市自然人性的喪失。
其筆下的鄉村世界是在與都市社會對立互參的總體格局中獲得表現的，而都市題材下的上流社會“人性的扭曲”他是在“人與自然契合”的人生理想的燭照下獲得顯現，正是他這種獨特的價值尺度和內涵的哲學思辨，構起了沈從文筆下的都市人生與鄉村世界的橋梁，也正由于這種對以金錢為核心的“現代文學”的批判，以及對理想浪漫主義的追求，使得沈從文寫出了《邊城》這樣的理想生命之歌。
中篇小說《邊城》是他的代表作，寄寓著沈從文“美”與“愛”的美學理想，是他表現人性美最突出的作品，通過湘西兒女翠翠戀人儺送的愛情悲劇，反映出湘西在“自然”、“人事”面前不能把握自己的命運，一代又一代重復著悲涂的人生，寄托了作者民族的和個人的隱痛。
沈從文對現代文學的獨特貢獻--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詩化小說的文章體式。
沈從文對現代文學的貢獻在于他創造了詩意的抒情小說文體,他把詩和散文引進小說之中,打破了三者的界限從而大大擴大了小說的表現領域和審美功能.
沈從文的創作風格趨向浪漫主義，他要求小說的詩意效果，融寫實、紀夢、象征于一體，語言格調古樸，句式簡峭
當代文壇,談到散文，又特別是文化散文，不能不談余秋雨。
作為文化散文最杰出的開創者和領跑者，余秋雨憑借《文化苦旅》、《山居筆記》、《霜冷長河》、《千年一嘆》等極度暢銷的散文集，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褒貶不一的評論，當之無愧被稱為“跨世紀中國文壇的掌門人”。
余秋雨更依靠權威和主流的媒體，把他的“文化散文”像魚網一樣撒向了社會各個群體。
比起朱自清的抒情散文，周作人的知識生活小品文，楊朔的抒情藝術散文，秦牧的趣味知識散文，周國平的哲理沉思散文，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更傾注于文化方面的塑造。
讀余秋雨的散文，就是一段段與文化對話的心理歷程：在文明的廢墟上悲從中來，在歷史的批判中不能自已，在大師的悼念上深深向往。
余秋雨的獨特之處在于，他打破了傳統散文的束縛，創造了新的意與思結合的文化散文，借山水風物，尋求中國文化意蘊與人生真諦，探尋中國文化的巨大內涵與中國文人的人格構成。
一、獨特的文化視角與無法釋懷的文化情結
余秋雨不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以獨特的視角去看待中國的山水風古跡，更加人道主義，更加深刻、透徹。
《都江堰》中，作者認為，都江堰比長城要偉大得多，長城是雄偉的，但更多的是排場，背后是讓人驚悸的殘暴。
而都江堰是質樸的，它造福千年，永久地滋潤和灌溉了中華民族。
“長城的文明是一種僵硬的雕塑，而都江堰的文明是一種靈動的生活。
”“有了它，才有諸葛亮、劉備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陸游的川行華章……”作者不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不掩蓋歷史的創痛和丑惡，指出了長城背后的殘暴，而肯定了都江堰的實用與貢獻。
余秋雨對中國的文化可謂愛之深恨之切。
“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人種，其最終意義不是軍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
”他把一切都歸結于文化，以至不無夸大文化的功用和文化的完美性能。
余秋雨在《家住龍華•篇后附記》中說：“我反正不以嚴謹的歷史科學為專業，向來對一切以實物證據為唯一憑據的主張不以為然，反而懷疑某種傳說和感悟中或許存在著比實物證據更大的真實。
”由此，可窺見余秋雨對文化的態度已達到分不清真實與虛構，想象與實在的混亂，感性吞沒理性的“瘋狂”地步，這是中國古代文化史固有的浪漫主義色彩。
這種浪漫主義色彩，依附著他的文化情結，像一股孕育了千年的靈氣，貫注到文明的每一個角落。
“中國歷來缺少廢墟文化”，所以廢墟不斷重現。
送走舊的廢墟，又迎來了新的廢墟。
屈原、杜甫、曹雪芹等人甘當歷史與廢墟的保存者，以他們獨特的視角以及先驗的見識，給昏昏古國注入了一支支的強心劑，為中華文化、華夏文明的光耀，書寫了最有力的一筆。
文明的道路就在這種廢墟中戛然而止，讓人嘆息與茫然，不知該為歷來被廢墟吞沒的大師哀悼，抑或為因創造了悲劇而成為不朽歷史的大師慶幸？也許，歷史原本就是一條由文明與廢墟的交錯連接而成的鏈條，相互相成又缺一不可。
在余秋雨筆下，歷史的一點一滴都會勾起他深情的緬懷，不管是傷痕累累還是完美無缺。
二、注重人格精神的文化拯救
揭示那些高貴而苦悶的靈魂，鞭笞歷史上的卑鄙小人，以此探測中國群體人格的上限和下限的存在狀態。
余氏散文中所提到的屈原、陶淵明、李白、范仲淹、王國維等無疑都是具有“高貴而苦悶的靈魂”，不過著墨最多的是柳宗元(《柳侯祠》)、阮籍、嵇康(《遙遠的絕響》)、蘇東坡(《蘇東坡突圍》)。
但無論用墨的輕重都表現出這些文人在任何屈辱險惡的環境中都不變節的文化良知，同時作者也不掩飾在強權專制下，中國歷代文化精英相對脆弱的個體生命和弱勢的生存狀態。
所以知識分子在保持自我人格的同時，又如何增強這個文化群體同各種惡勢力相抗衡的能力是作者一直所思考的問題。
余秋雨在散文中，還描寫了一群“小人”形象，這是和上限人格相對應的下限人格。
如舒直、李定、王圭(《蘇東坡突圍》)。
這些皇帝身邊的小人圍攻誣陷蘇東坡，致使他被貶流放。
《歷史的暗角》、《談“小人”》專門剖析了小人這一群體人格丑惡嘴臉，提醒人們如何防范小人、消解小人。
余秋雨認為高層文化人格被損耗，下層文化人格活躍是很常見的悲哀的事。
所以，探討中國群體人格結構的上限和下限對優化中國群體人格、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正是因為格外關注中國傳統文人的人格精神，余秋雨特別注重通過文化大散文，實現傳遞文化的泛教化。
這也才是余秋雨散文的終極目標和最大的意義所在。
三、小說與散文的藝術結合
我們讀余秋雨的散文有這樣的感覺，為什么看他鴻篇巨制般的文章不會覺得枯燥，相反，會愛不釋手呢？我認為，這跟他散文的小說化藝術形態不無關系。
讀他的散文，你會覺得你同時也在享受一篇小說，作者有意識地將他的散文與小說以最好的形式結合起來，追求一種小說化的藝術效果。
首先，它有生動完整的故事情節。
與傳統散文一般不注重故事的完整性、順序性不同，余的散文注重故事情節的塑造，并且做得非常好。
他的散文里有很多傳奇色彩很強的故事，簡單如《道士塔》，通篇寫的就是本世紀初敦煌文物被外國人騙買的故事；復雜一點的如《風雨天一閣》、《蘇東坡突圍》，前篇寫明清數百年間寧波一座私人藏書樓的傳奇故事，后篇寫蘇東坡寫出《念奴嬌》、《赤壁懷古》之前的一段遭遇故事，都是極有味兒的小說素材。
余秋雨把這些小說素材引入散文，正好達到了散文的創作意圖，異曲而同工，殊途而同歸。
其次是豐富的藝術想象。
一般認為，散文應當是寫人的真情實感，歷史散文的內容應當符合歷史事實。
但是，許多歷史散文作家，就是由于太拘束于歷史事實而導致其散文成了枯燥的考古學。
余秋雨意識到這一點，采用虛擬性的小說手法，發揮合理的想象，把抽象而概括的歷史材料，給予生動形象的藝術再現。
另外，在寫作手法上，余的散文并非以抒情為主，而是以議論為主。
他的散文核心成分是議論，但又多以抒情的筆法來表達，這種抒情與議論的水**融，使文中的議論充滿了睿智與情趣，使讀者總能在理性的思考中獲得一種特有的精神享受。
有相當多的評論家和讀者認為，余秋雨散文的最大特色除了它濃郁的學術味和文化味外，便是那種詩意的寫作風格，而構成這種詩意風格的，恰好就是那種雅致高貴的憂傷，神馳古今的浪漫，充滿終極關懷的文化品位。
在《文化苦旅》的每一篇，我們幾乎都可以看到一個哲人瘦瘦的影子，背著手，低著頭，皺著眉在慢慢踱步，或自言自語，或宣泄傾訴，或捕捉外界刺激下感覺心理的微妙動蕩，或以“情”景化，或以“景”情化，或精細地把捉隱而無形的潛意識、幻覺……，都讓讀者聽到了哲人那種低徊、感傷的歷史心音。
歷史的滄桑與人文情懷，使得全文有了一種詩的意韻，我想這應該是《文化苦旅》廣為暢銷的奧妙所在吧。
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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