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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當時不知道為什么取名為瑣憶？最近細細品味覺得文中素材一是“小”，二是“多”，故叫“瑣”。
而文中素材又是作者所耳聞目睹、親身經歷的事。
因此叫“憶”，給人以親切感。
同時本文選材的意圖是以小見大，通過這些“瑣”事，表現魯迅先生的偉大人格，在選材、組材上做到瑣而有綱，瑣而有序。
文章圍繞作者與魯迅先生的七次談話：代人挨罵；批評自夸“地大物博”者；鼓勵自慚淺薄者；替人補靴與進化論；攀附闊佬的故事；抨擊禁止男女同泳；“皇帝免冠”。
作者把它們巧妙地聯系起來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文章開篇引了魯迅先生的“橫眉冷對于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兩句詩，使零散的瑣事有一個圍繞的中心，一個鮮明的貫穿線索。
作者在引用這兩句詩之后馬上說：“這是他自己的寫照，也是他作為一個偉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體現。
”為塑造魯迅先生的人物形象定了基調，所以，這兩句詩是全文的綱，也是全文的線索，把要寫的材料都統率起來。
而這句“這是他自己的寫照，也是他作為一個偉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體現。
”中的“寫照”就是魯迅先生給自己畫了個像，是指形象而言。
“體現”這個詞就是某一事物具體地表現出某一種精神，是就精神而言。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兩句詩是魯迅于一九三二年寫的七律（自嘲）中的兩句。
原文是：
運交華蓋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頭。
破帽遮顏過鬧市，漏船載酒泛中流。
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躲進小樓成一統，管他冬夏與春秋。
**主席對魯迅先生一生忠誠為人民服務，對敵人堅決斗爭的精神，贊揚備至，對這兩句詩作了很好的解釋。
他說：“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右銘。
‘千夫’在這里就是說敵人，對于無論什么兇惡的敵人，我們決不屈服、‘孺子’在這里就是說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
一切**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習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文里魯迅前四次談話表現了“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體現了魯迅對青年的關懷、愛護和幫助；后三次談話著重表現了“橫眉冷對于夫指”的精神，體現了他對敵斗爭的堅決，體現了他的戰斗風格。
兩個側面合起來表現了魯迅的偉大人格。
從整體看著重表現魯迅對青年的關心和愛護。
前四次談話固然是這樣，后三次談話雖然說的是對敵斗爭的事，但作者還是強調自己從中受到的啟發、教育，使人感受到魯迅對青年的關心愛護。
文章以記敘為主，間有議論和抒情，在記敘中夾入一些稱頌魯迅先生的富有概括性的詞語和句子。
如開頭引用兩句詩后對兩句詩的評價，起到點明題旨的作用；有關魯迅是否“不易接近”的議論，為寫第一次見面作了鋪墊；對于魯迅先生“思想成熟”的抒情性的議論，不僅深化了“平易近人”的內容，而且深入到有關魯迅思想發展的探索，揭示了他“俯首”精神的階級內涵和時代特點；第二部分開頭的抒情性的議論，把對“橫眉冷對”的敘述集中到戰斗風格上來，并深化了對“戰斗風格”的認識，然后過渡到寫魯迅先生的談話；最后一自然段的抒情，表達了作者對魯迅先生的感激。
熱愛、懷念之情。
這些抒情議論，能使主題闡發得更集中，更明確，而且還有利于各部分的銜接和過渡，如果把這些抒情議論抽掉，全文就只剩下幾件瑣碎的事了。
作者在談到自己和魯迅先生多次交往的過程中描寫了魯迅先生的肖像，即“濃黑的胡須，目光明亮，滿頭是倔強得一簇簇直豎起來的頭發。
”這段描寫寫出了魯迅先生堅定、沉著、勇敢、頑強的戰士性格和不屈的斗爭精神。
這段白描式的肖像描寫，運用移就和象征手法，借頭發的形像，表現魯迅倔強的性格，不屈的斗爭精神，它穿插在寫魯迅先生平易近人的章節中，目的是寫“平易近人”，卻著力寫他的“倔強”，這不矛盾嗎？
作者寫道：“然而這并不妨礙他的平易近人”，“能憎，才能愛”就是解答，說明魯迅先生平易近人，并不是由他個人的性格所決定的，而是由于他是站在培養同反動派進行斗爭的青年力量的高度來接近、關懷青年的。
揭示了魯迅先生“俯首”精神的階級內涵和時代特點，是魯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個重要標志。
文章在寫寫魯迅解剖自己思想變化時，穿插了肖像描寫：“魯迅先生沉默了，眼睛望著遠”方。
”表現了魯迅先生對現實的深切憂慮和對青年的深切希望。
寫到魯迅揭露敵人“對外屈服，對內束手”時，穿插了動作描寫：“魯迅先生站起身，在屋子里踱了幾步，轉身扶住椅背，立定了。
”逼真地寫出了魯迅在敵人面前的“居高臨下”，“從容不迫”，表現了對敵人的極端蔑視。
作者多次描寫了魯迅外貌舉止，使讀者如見其人，更形象地寫出了魯迅先生的性格特點。
文章中的獅子、豬、羊、小溪、爛泥塘比喻很有寓意，以獅子喻強大的國家，豬羊喻弱小的國家，小溪喻青年，爛泥塘喻夸夸其談的學者。
通過比喻，形象地說明當時的中國正處于政治腐敗，國力衰弱，經濟落后的情況下，自夸國大是極其危險的。
青年人單純、熱情，雖閱歷淺薄，但積極向上，比夸夸其談的學者故弄玄虛，借以嚇人要好得多。
同時，有力地證明魯迅先生對青年談話重在言傳身教，不愛使用教訓的口吻是一貫的。
在《瑣憶》中，作者著意寫了魯迅是怎樣平易近人。
特別是對待青年，他更是熱情關懷，耐心幫助，真正做到愛護備至。
《瑣憶》的作者自己就是受魯迅影響，得到魯迅熱情關懷和幫助的青年作家之一；他后來在文學事業上特別是在雜文創作方面取得的成就，是和魯迅分不開的。
據作者在另一篇文章《第一次會見魯迅先生》（收入《向魯迅學習》，一九五三年平民出版社）寫到，他初次和魯迅晤面，是在上海三馬路一個叫古益軒的菜館里，是在由《申報·自由談》的主編黎烈文宴請撰稿人的席上；那時他“還是二十歲左右的青年”。
在這之前，作者雖未能與魯迅結識，卻對魯迅仰慕已久。
特別是他當時也寫雜文，發表時署名“唐弢”，因而被人疑為魯迅，這就使他不期而然和魯迅聯系在一起。
從而不但結識了魯迅，而且有可能更直接地受到魯迅的教誨，從更近的距離親身感受到魯迅思想、人格的溫暖。
文章反復強調：“對待青年，對待在思想戰線上一起作戰的人，魯迅先生是親切的，熱情的，一直保持著平等待人的態度。
”的確，魯迅對待青年，何止是“親切的，熱情的，一直保持著平等待人的態度”，他簡直用自己的全部心血去哺育他們，盡自己的最大可能去創造條件以便讓他們健康成長，為了保護他們而同一切反動邪惡勢力作堅決的斗爭。
他很早就積極支持青年學生的愛國主義斗爭，在女師大事件和“三·一八”慘案中，始終站在斗爭前列；他幫助青年組織文藝社團，辦刊物，耐心為青年看稿、改稿，甚至抄稿；他傾自己的全力解決青年的困難，大至政治上的保護，小至經濟上的支援。
青年們視魯迅為導師，而他卻從不以導師自命。
《瑣憶》所舉魯迅怎樣對青年諄諄教導，循循善誘的事例，只不過千百中之一二。
早在五四時期，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一文中就說過這樣的話：“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的做人。
”后來他又對許廣平說過：“我好像一只牛，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血。
”（轉引自許廣平《獻辭》）《瑣憶》中還提到魯迅替一個不太熟的青年上街修補靴子的事，不正具體說明了魯迅對待青年的寬厚、慈愛，確實是偉大的“孺子牛”嗎？
魯迅對青年的認識是有一個發展過程的。
起初，他相信進化論，以為青年必勝于老年，將來必勝于現在，因而對青年缺乏階級分析。
一直到一九二七年**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由于激烈的階級斗爭事實的教訓，魯迅才完全認識到對待青年也要作具體分析。
用他自己的話說，是“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
”（《三閑集·序言》）這也就是為什么當《瑣憶》作者問到魯迅替不太熟的青年修補靴子一事時，魯迅會“微笑著打趣”承認自己是“進化論嘛”，并且接下去嚴肅地說：“進化論牽制過我……但也有過幫助。
”這說明，魯迅是嚴于解剖自己的。
他說過：“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墳·寫在“墳”后面》）。
他從來不隱瞞自己思想中的弱點、缺點，不否認自己走過的曲折的道路。
這也說明，魯迅分析問題不搞絕對化；而是從正反兩方面來看待進化論對自己的影響。
《瑣憶》雖然只是記了一個“掌故”，只是寫了魯迅由此而發的一點議論，卻接觸到魯迅最重要的思想，突現了魯迅的作風和性格。
“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
”這是魯迅在逝世前一年在一篇題為《七論“文人相輕”——兩傷》中說的話。
魯迅有鮮明的階級感情，在熱愛人民大眾，愛護革命同志的同時，對各色各樣的敵人懷著強烈的憎恨。
正如人們所說，魯迅像一團火，他給人民以光亮和溫暖，卻無情地燒向敵人。
《瑣憶》在論魯迅平易近人時，也引用了上面提到的話，并且用了很大篇幅寫魯迅對待敵人的態度：“魯迅先生對待敵人，對待變壞了的青年是決不寬恕，也決不妥協的。
”值得指出的是，作者沒有用很多筆墨寫魯迅對待敵人是怎樣地“怒目而視”，而是主要寫了他的幽默和諷刺的才能，突出了一個“冷”字。
這表現了作者對魯迅戰斗精神和風格的深刻了解。
魯迅在世時，很多人說魯迅喜歡“冷嘲熱諷”。
的確，“橫眉冷對”就包含了對敵人最大的輕蔑和冷嘲，諷刺幽默也就是最尖銳最典型的冷嘲方式。
過去有些人總喜歡把魯迅描繪成“金剛怒目”式；“**”當中，更是把魯迅歪曲成只知道“打！打！作戰！作戰”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魯迅不但對自己人，對人民是平易自然、慈祥可親的，就是在對敵斗爭時也并不是只知道一味地斥責，有時卻是談笑風生，嬉笑怒罵，皆成文章的。
這正是“一個成熟了的思想戰士的特點”。
《瑣憶》作者根據自己同魯迅的實際接觸，自己對魯迅的了解和理解，才著意刻畫了魯迅作為偉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的戰斗特點，魯迅遠比一般戰士更豐富深刻，更生動靈活。
《瑣憶》是一篇回憶性散文，和一些寫景抒情的散文不同，它重在回憶、懷念人物，重在表現人物的思想性格。
作者運用了多樣的藝術手法，其中包括用對比的手法，寫人物的外貌與寫人物的內心相結合的手法，通過具體事例展示人物精神性格的手法，以及適當地插入一些議論的手法等等。
寫對魯迅的敬愛，不是一開頭就寫這種感情，而是先寫由于聽見一些人的歪曲、誤解，未見魯迅之前對魯迅就有相當的敬畏，一旦見面，誤解全然冰釋。
這一對比，一下把感情燃燒到熾熱點，使人對魯迅的慈祥、平易堅信不移，產生“確乎如此”的藝術效果。
從結構說，這樣起頭，也給人不同凡響的新鮮感。
文章表現魯迅的精神，自始至終突出了魯迅“橫眉冷對千夫指”和“俯首甘為孺子牛”兩個方面，把對青年的愛護、教導和對敵人的憎惡、諷刺對照著寫，既全面真實地表現了魯迅的偉大，又使人對魯迅產生深刻的印象。
對于魯迅，作者四次描寫了他的面貌舉止，不但增加了讀者對魯迅的直接具體的印象，而且很好地展現了魯迅的性格情緒和豐富的內心世界。
“濃黑的胡須”，“明亮的目光”，“滿頭是倔強得一簇簇直豎起來的頭發”，不正襯出了一位堅定、沉著、勇猛、頑強的戰士的性格嗎？在讀到進化論后出現的“沉默”、“眼睛望著遠處”不正說明魯迅對自己走過的道路是怎樣反復地總結過，是怎樣嚴肅認真地對待，而在總結了經驗教訓之后，又怎樣信心百倍地展望著未來嗎？對國民黨地方官僚的荒謬的嘲笑，既表現了魯迅幽默開朗的性格，也表現了他對當事者的極大輕蔑。
古人說：“言為心聲。
”其實，一些典型的舉止動作又何嘗不表現出人物的內心狀態呢？《瑣憶》作者寫魯迅的思想性格，寫他的博**懷、鮮明愛憎和犀利的政治眼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借助了對魯迅面貌和言談舉止的生動描繪的。
總觀《瑣憶》全篇，可以看到作者對魯迅精神的精辟透徹的認識；感到他對魯迅深深的懷念之情，一種最純真、虔誠、崇高的感情。
《瑣憶》其實是憶而不瑣，它表現了深刻的思想和豐富的內容，對我們認識魯迅和研究魯迅有著重要的意義。
唐弢談《瑣憶》
那是1961年的時候，我從上海調到北京不久，在中國科學院（現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工作。
這一年恰逢魯迅先生八十誕辰，外文出版社辦的英文雜志《中國文學）要我寫篇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我答應了，后來就寫了這篇《瑣憶》，刊載在這家刊物當年的九月號上。
我們都知道魯迅先生那兩句除炙人口的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它集中體現了魯迅先生的偉大人格，就是：對敵人無比仇恨，決不妥協；對同志無限熱愛，鞠躬盡瘁。
**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特別提到這兩句詩，他解釋說，詩中的“孺子”指的是人民大眾。
我想，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這“孺子”也可以認為是特指青年的。
回想建國以來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大多強調魯迅先生品質中戰斗性的一面，對“橫眉冷對千夫指”一句闡發得比較充分，但是關于他對同志、對青年的愛就強調得很不夠。
我認為“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這正是魯迅先生偉大人格在不同方面的兩種表現，二者是辯證統一的，對敵人恨，對同志必然是愛。
所以我想在我的紀念文章里應該兩方面都講一講。
30年代我作為一個青年，曾經和魯迅先生有過一些接觸，親身感受過他對青年的關心愛護，因此，想從后一方面多說一些，這就是我寫（瑣憶）時的指導思想。
要表現魯迅先生“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偉大人格，空發議論并不好。
當時，我的想法是要通過幾個故事具體寫，重點放在我自己和魯迅先生接觸的幾件事情上，這樣寫比較真實、形象，能讓讀者更深刻地領會魯迅先生的精神品質。
我就寫了兩方面的故事：第一部分的故事著重闡發魯迅是怎樣“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第二部分的故事著重闡發魯迅是如何“橫眉冷對千夫指”的。
開頭就用這兩句詩總領全文。
我和魯迅先生第一次會見是在1933年到1934年之間的一天。
這次會見的談話和我自己前后的感受，在（瑣憶）中已經談了一些，這里我再補充一些背景情況。
那是1932年吧，《申報》總經理史量才改組《申報》，本來（申報》副刊《自由談）是由鴛鴦蝴蝶派文人周瘦鵑主編的，發表的大多是茶余酒后的消遣文章。
從1932年12月起，換上了剛從法國回來的黎烈文，黎是文學研究會的會員，《自由談》在他的主持下開始發表進步的雜文和散文，當時魯迅先生、茅盾先生以及左聯的許多作家都給《自由談》寫過稿，魯迅先生寫得最多，為了避免反動派的檢查，他經常變換筆名，這一時期的文章后來都收到《偽自由書》、《準風月談》和（花邊文學》三個集子里。
那時，我還是一個二十歲的幼稚的青年，在郵局做郵務佐（撿信生）。
大革命時期，上海的郵政工人曾經積極參加了我們黨領導的工人武裝起義。
大革命失敗后，郵政老工人犧牲了不少，郵政工會也被國民黨所控制，但是郵局—人地下的進步活動仍然在進行。
通過當時已經離開郵局的老工人沈孟先介紹，我也經常參加一些進步活動，接受了許多進步思想的影響。
我出身于一個貧苦的農民家庭，靠了親戚的資助才念了點或書，上到初中二年級，終于因為交不起學費而托病退學，但是，上學的時候，我很喜歡文學，當了郵政—人也常常弄弄筆。
在地下工人運動中，我也是擔任一些文字宣傳工作的。
1933年，我開始給《申報》副刊《自由談》投稿，最初是寫一些散文，記得第一篇是《故鄉的雨》，很快就發表了，接下來又寫了《海》等散文，以后就寫起雜文來，如《新臉譜》、《從江湖到洋場》等都是那時候寫的。
這些文章大都是針對那些國民黨御用文人的，由于我的名字在文藝界是陌生的，除了《自由談》之外又不多見，那些專憑嗅覺看文章的走狗文人們便以為“唐？”也是魯迅先生的化名，就把我寫的文章全都記在魯迅先生名下，而對魯迅先生嗚嗚不已。
記得當時化名“陳代’的林微音，就把我的《新臉譜》一文當成了魯迅先生的作品，在《時事新報》上指桑罵槐地攻擊魯迅先生。
我寫文章，魯迅先生挨罵，這使我很不安，總想當面向魯迅先生致個歉意。
但是正像在《瑣憶》一文中談到的，由于聽到過一些不正確的議論，對魯迅先生總抱有一種敬畏之感，想去見他，卻又不敢去見他。
一個偶然的機會，那是在《自由談》主編黎烈文請投稿者吃飯的一次聚會上，我見到了魯迅先生。
記得參加的還有錢杏村、郁達夫、胡風、曹聚仁、徐懋庸、林語堂幾個人。
就像《瑣憶》中寫的，我和魯迅先生互通姓名之后，他就笑著說：“唐先生做文章，我替你挨罵哩。
”開始聽了這話，我感到有點局促，魯迅先生看出了我的窘態，就親切地問我是不是姓唐，我告訴他這是我的真實姓名，他就哈哈地笑著對我說：“我也姓過一回唐的。
”我知道這是指他曾經用過“唐俟”的筆名，談話就這樣在輕松的氣氛中開始了。
對于替我挨罵的事，魯迅先生和善地安慰我說：“那不相干，他們總是要罵的，罵魯迅是他們的公事，不罵就會失業的。
讓他們罵吧。
罵得好，我看。
我看他們罵人的藝術。”
后來，大家海闊天空地談起天來，從暴露文學談到書報檢查，從文藝批評談到《水滸傳》的英譯本。
魯迅先生很健談，他的見解往往很精辟，話說得既有份量而又幽默，常常引得大家哄堂大笑。
這次會見，我親身感受到魯迅先生的慈祥、平易、和藹、可親，體會到他對同志、對進步青年的熱愛，原來積在心頭的疑云一掃而光了。
《瑣憶》中提到的魯迅先生幫一位青年補靴子的事，是我聽孫伏園談起，后來在談話中問過魯迅先生的。
先生的回答很含蓄，他承認受過進化論的牽制，但是他認為，相信進步。
相信未來、相信青年并沒有錯。
盡管有些他接觸過的青年后來走上反革命的道路，成了“蟲家”，但這并沒有使他產生偏見，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努力為那些要求進步的青年做些事情，把他們引上正確的軌道，而不使他們退化為“猴子”、“蟲豸”。
《瑣憶》作者沒有用長篇大論或重大的事件來論述和表現魯迅怎樣崇高，怎樣偉大，而是用自己所經歷的事情，通過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感，細致入微地刻畫了魯迅的性格。
一些事情看來似乎不十分重要，而且彼此也沒有什么緊密的關連，正如作者自己所說只不過是些“瑣憶”，但實際上它們都包含著深刻的意義，都反映出魯迅性格的重要方面，本質方面；這就是文章開頭就點出的魯迅自己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
這兩句詩不但如《瑣憶》作者所說是魯迅“自己的寫照”，“是他作為一個偉大作家的全部人格的體現”，也是《瑣憶》全文所要集中表現的題旨。
實際上，《瑣憶》就是圍繞著這兩句詩展開的，許多具體事例都是為了表現魯迅性格的這兩個重要方面。
文章開頭就引用了這兩句詩，中間又重復引用，可以說這兩句詩在全文中起到提綱挈領的作用。
唐弢于一九一三年三月十三日出生于浙江省鎮海縣現在于江北區甬江街道畈里塘村，原名唐端毅，曾用筆名風子、晦庵、韋長、仇如山、桑天等。
靠親友資助，勉強讀了兩年初中，十六歲時輟學，考進上海郵局當學徒。
他刻苦自學，寫文章試向（申報）“自由談”副刊投稿，因此結識魯迅，受到魯迅的熱情關懷和指導，走上文學創作、研究的道路。
他曾參一九三八年版《魯迅全集》的校對工作，承擔（魯迅全集補遺）輯佚工作。
解放后，發表過大量研究魯迅的文章，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還出版了十多本雜文集、論文集。
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從事業余創作，以散文和雜文為主，其風格接近魯迅，并因此與魯迅結識。
一九三三年起發表散文、雜文，后結識魯迅。
抗日戰爭爆發后，在上海堅持抗日文化運動，參加初版《魯迅全集》編校。
又支持《魯迅風》周刊，編輯《文藝界叢刊》，兼任中學教職。
抗日戰爭勝利后重回郵局，與柯靈合編《周報》，參加反迫害、反內戰、反饑餓民主運動。
《周報》被禁，轉編《文匯報·筆會》。
新中國成立后，致力魯迅著作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堅持雜文、散文創作，歷任復旦大學、上海戲劇專科學校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書記處書記，《文藝新地》、《文藝月報》副主編等。
一九五九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是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
一九七八年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碩士生和博士生導師。
一九九二年一月四日唐弢在北京病逝，終年七十八歲。
唐弢一生寫了大量的散文、雜文、時評，并以《晦庵書話》的形式記錄了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出版活動。
唐弢是魯迅研究學科的奠基人之一和海內外公認的權威學者，曾參加過一九三八年版《魯迅全集》的編輯工作，還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全集補遺續編》，輯錄、考訂了魯迅佚文。
他的一系列關于魯迅創作的著述，在魯迅研究史上享有很高聲譽。
唐弢又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在史料、史論方面有重要貢獻，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三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是學習現代文學的重要著作，被列為高等院校文科通用教材。
其所著雜文思想、藝術均深受魯迅影響，針砭時弊，議論激烈，有時也含抒情，意味雋永，社會性、知識性、文藝性兼顧，先后出版雜文集《推背集》、《海天集》、《短長書》、《唐弢雜文選》等，散文隨筆集《落帆集》、《晦庵書話》等，論文集《向魯迅學習》、《魯迅的美學思想》、《海山論集》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