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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弢 原名唐端毅，曾用筆名風子、晦庵、韋長、仇如山、桑天等，1913年3月3日出生于浙江省鎮海縣現在于江北區甬江街道畈里塘村，后為紀念唐弢先生將甬江鎮中心小學改名為唐弢學校。
唐弢初中時家貧輟學，入上海郵局作揀信生，開始業余寫作。
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從事業余創作，以散文和雜文為主，其風格接近魯迅，并因此與魯迅結識。
1933年起發表散文、雜文，后結識魯迅。
抗日戰爭爆發后，在上海堅持抗日文化運動，參加初版《魯迅全集》編校。
又支持《魯迅風》周刊，編輯《文藝界叢刊》，兼任中學教職。
抗日戰爭勝利后重回郵局，與柯靈合編《周報》，參加反迫害、反內戰、反饑餓民主運動。
《周報》被禁，轉編《文匯報·筆會》。
新中國成立后，致力魯迅著作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堅持雜文、散文創作，歷任復旦大學、上海戲劇專科學校教授，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書記處書記，《文藝新地》、《文藝月報》副主編等。
1959年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是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四、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作家協會理事。
所著雜文思想、藝術均深受魯迅影響，針砭時弊，議論激烈，有時也含抒情，意味雋永，社會性、知識性、文藝性兼顧，先后出版雜文集《推背集》、《海天集》、《短長書》、《唐弢雜文選》等，散文隨筆集《落帆集》、《晦庵書話》等，論文集《向魯迅學習》、《魯迅的美學思想》、《海山論集》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史》，另輯有《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全集補遺續編》。
1978年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碩士生和博士生導師。
1992年1月4日唐弢在北京病逝，終年78歲。
唐弢一生寫了大量的散文、雜文、時評，并以《晦庵書話》的形式記錄了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出版活動。
唐弢是魯迅研究學科的奠基人之一和海內外公認的權威學者，曾參加過1938年版《魯迅全集》的編輯工作，還編輯出版了《魯迅全集補遺》、《魯迅全集補遺續編》，輯錄、考訂了魯迅佚文。
他的一系列關于魯迅創作的著述，在魯迅研究史上享有很高聲譽。
唐弢又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在史料、史論方面有重要貢獻，他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3卷本）、《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是學習現代文學的重要著作，被列為高等院校文科通用教材。
唐弢既是作家，又是學者，他的才華涉及諸多方面，《落帆集》、《晦庵書話》、《魯迅的美學思想》等著作至今仍為人們所稱道，而由他和嚴家炎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作為全國高等院校的文科教材，風行數十年。
與許多名人一樣，他將最重要的事情放在最后來做，那就是寫一本《魯迅傳》，遺憾的是，直至1992年他臨終前，只寫出了10萬字，占全書計劃的三分之一。
唐弢崇敬魯迅，他的一生最光榮的莫過于他與魯迅的交情。
當他還不曾和魯迅相識的時候，就時常聽到有人議論，說魯迅多疑，脾氣大，愛罵人。
他于是相信了，不敢去接近他。
1933年至1934年之間，魯迅經常在《申報》副刊《自由談》上寫稿，攻擊時弊。
唐 當時初學寫作，也在這個副刊投稿，偶爾寫些帶“刺兒”的文章，有些人以為唐 又是魯迅的化名，便群起而攻之。
唐弢覺得十分內疚，很想當魯迅的面致個歉意，卻又不敢去見，害怕他會責備自己，頗有點惴惴不安。
1934年1月6日，《自由談》編輯黎烈文在上海的古益軒請客，一來約經常寫稿的人歡聚，二則為郁達夫夫婦餞行。
唐 在這里與魯迅第一次會見。
兩人互通姓名后，魯迅接著說：“唐先生寫文章，我替你在挨罵哩。
”唐弢心里一急，說話也結結巴巴。
魯迅看出他的窘態，連忙掉轉話頭，問道：“你真個姓唐嗎？”他說：“真個姓唐。
”“哦，哦”，魯迅看定他，似乎很高興，“我也姓過唐的。
”說著，就呵呵地笑了起來。
原來魯迅曾經使過一回“唐俟”這筆名。
唐 明白過來后，也跟著笑了，很久以來在他心頭積聚的疑云，一下子，全都消盡散絕了。
對待同一思想戰線的人，尤其是青年，魯迅是親切的，熱情1934年7月25日，魯迅午睡時受了風寒，頭痛發燒，渾身無力，接到唐 求教的信，他就向日本人開設的內山書店去要日本書目，于8月9日寄給他。
書名上加上箭頭的，是書店老板內山完造所推薦，共計9種，魯迅又在箭頭上加圈，選了4種，其他5種，他認為可以緩買或不買。
盡管魯迅不說什么，唐弢心里明白：郵局里的一個揀信生，一下子買不起許多書。
可謂設想周到，體諒備至。
同一天，魯迅還給另一個青年看了４篇稿子，３篇轉給《自由談》，１篇轉給《動向》，都附有 介紹 信，自己得到的是“脅痛頗烈”。
1934年底，上海有家期刊征文，題目是“1934年我所愛讀的書籍”，唐弢填上了韋爾士的《世界文化史》、蕭一山的《清代通史》是比較可以看的兩部，在1935年1月號的刊物上登出。
同年4月19日，魯迅在寫給唐 的信里，把《清代通史》和他認為還好的夏曾佑的《中國古代史》并論，但又指出：“大約有蕭一山的那一種，是說了一個大略的。
”魯迅認為青年人應當讀一點歷史，但他不滿于一般歷史書只記概略，不寫社會生活內容的。
從那時起，唐弢對歷史發生了興趣。
他在自修生活中一度舍哲學而就歷史，后來又少寫雜文去做編寫文學史的準備。
唐弢對魯迅越了解，就越贊賞他，并且不因贊賞他的智慧而貶低他的人情味。
在唐 的《生命冊上》一書中，憶舊懷人，談到自己和魯迅交往的經過，讓人真實地感受到魯迅風趣、幽默的一面。
有一次，一個地方官僚禁止男女同學、男女同泳，鬧得滿城風雨。
魯迅說：“要徹底劃清界線，不如再一道命令，規定男女老幼，諸色人等，一律戴上防毒面具，既禁空氣流通，又防拋頭露面。
這樣每個人都是……喏！喏！”聽的人已經笑不可抑了，魯迅卻又站起身來，模擬戴著防毒面具走路的樣子。
還有一次，唐弢和郁達夫一同聽魯迅講故事，第二天會面的時候，郁達夫說：“魯迅厲害。
他講的故事，我翻了許多書找不到出處。
”魯迅講的故事是這樣的：“某地有位高僧，因為一生未近女色，臨死時不能死去。
徒弟們見他折騰得苦，決定出錢雇個妓女，讓他見識見識。
等到妓女脫下褲子，高僧看了，恍然大悟道：‘喔，原來是和尼姑一樣的呵！’說完就斷了氣。
”唐弢和郁達夫都佩服這個故事含義的深刻。
文化意味著一種延續。
魯迅逝世后，編輯出版《魯迅全集》，成了人們焦急的愿望。
20冊厚厚的著作，終于在1938年問世，是中國思想界和文化界的一件大事。
在它排印的當時，唐 也參加了一部分校對的工作，這是他自己討來的差使。
書稿中，有的沒定本可據，還有單句的正誤和互通的字義，六七個人聚在小小的亭子樓里，工作一會，又爭論一陣，就這么過了兩個月，總算把600萬字校完了。
全唐弢在日本魯迅紀念碑前與有人合影集出版不久，阿英就寫信給許廣平，說是據他所知，倘把漏收的文章收齊，還可以結成一冊。
后來上海情形大變，這事竟又擱下了。
唐弢費盡心思，歷盡驚險才保住了幾箱舊書，只是沒有去翻動。
直到1945年，他才翻撿抄錄，開始做全集的40多篇的補遺，并于1946年10月6日魯迅的十年忌辰完成，算是他對魯迅的追思和紀念。
《魯迅全集補遺》出版之后，唐 又陸續收集了一些魯迅的佚文佚稿，經過一年時間的考訂，于1951年底完成35萬字的續編。
能找到的遺文，已全部收在這里，知道沒有找到的，有《兒童觀念界之研究》譯文一篇；找到而未予收入的，有《亞歷山大·勃洛克》譯文一篇，因為它是托洛茨基的原著。
這為以后重編《魯迅全集》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只有影響我們的東西，才對我們重要。
影響不創造任何東西，它只是喚醒。
魯迅對于唐弢，就是一個例證。
如果沒有魯迅，唐 是什么樣子呢？按理，他的存在會告訴人們他是什么人，但肯定不是現在人們心目中的唐弢。
偉人領他走得更遠，那是他自己無法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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