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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說：感恩父親，朱自清的《背影》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
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著父親奔喪回家。
到徐州見著父親，看見滿院狼藉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
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
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淡，一半為了喪事，一半為了父親賦閑。
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
父親因為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里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
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
但他終于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
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什么要緊的了。
他躊躇了一會，終于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
我兩三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
我買票，他忙著照看行李。
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
他便又忙著和他們講價錢。
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于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
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
他囑我路上小心，夜里警醒些，不要受涼。
又囑托茶房好好照應我。
我心里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托他們只是白托！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么？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
”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
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
”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著顧客。
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
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
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
我看見他戴著黑布小帽，穿著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
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
他用兩手攀著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
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
我趕緊拭干了淚。
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
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往回走了。
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
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
于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輕松似的。
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著他走出去。
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里邊沒人。
”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里，再找不著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
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
哪知老境卻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已。
情郁于中，自然要發之于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
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
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于忘卻我的不好，只是惦記著我，惦記著我的兒子。
我北來后，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厲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
”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
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感恩母親： 胡適《我的母親》
我小時候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
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
小時不曾養成活潑游戲習慣，無論在什么地方，我總是文縐縐地。
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麇先生”。
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后，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麇先生了。
即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
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麇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的面紅耳熱，覺得太失了“先生”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故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游戲的生活。
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里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谷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
十一二歲時 ，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胡須，就在村口田里做戲。
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只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藝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只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的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
但別的方面都沒有發展的機會。
有一次我們村“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隊里學習吹笙或吹笛。
族里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
于是我便失掉了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
三十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不知道。
至于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
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里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
于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
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便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
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
她看我清醒了，便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么事，說錯了什么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
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
我一生只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
”（跌股便是丟臉出丑。
）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
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
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里；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里去敲門。
先生家里有人把鎖匙從門縫里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
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
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面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只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便嚇住了。
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眠醒時才教訓我。
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后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
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只穿著一件單背心。
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件小衫出來叫我穿上。
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
”我隨口回答：“娘（涼）什么！老子都不老子呀。
”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里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
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
晚上人靜后，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
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么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得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
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么微菌，后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翳病。
醫來醫去，總醫不好。
我母親心里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
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二十三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后母。
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
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
大哥從小便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便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便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便拿出押。
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
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
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
大哥早已避出去了。
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
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灶神，壓歲錢等事，只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
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后門出去，央一位鄰居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
做好做歹的，這一群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
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
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
并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
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能干而氣量很窄小的人。
他們常常鬧意見，只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他們還不曾有公然相罵相打的事。
她們鬧氣時，只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
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后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
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后母后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
大哥的女兒比我只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服總是和我的一樣。
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
后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面打，一面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
我母親只裝做不聽見。
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后門到后鄰度嫂家去閑談。
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著臉，咬著嘴，打罵小孩子出氣。
我母親只忍耐著，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
這一天的天明時，她便不起床，輕輕的哭一場。
她不罵一個人，只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
她先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
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
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后堂（大嫂住后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
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
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
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
那位嫂子站著勸一會，才退出去。
沒有一句話提到什么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里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
奇怪的很，這一哭之后，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
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里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么好處給他。
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里，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面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么好處。
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九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
我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零兩三個月）便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里獨自混了二十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
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老舍:我的母親
母親的娘家是在北平德勝門外，土城兒外邊，通大鐘寺的大路上的一個小村里。
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馬。
大家都種點不十分肥美的土地，但是與我同輩的兄弟們，也有當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當巡察的。
他們雖然是農家，卻養不起牛馬，人手不夠的時候，婦女便也須下地作活。
對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點。
外公外婆是什么樣子，我就不知道了，因為他們早已去世。
至于更遠的族系與家史，就更不曉得了；窮人只能顧眼前的衣食，沒有功夫談論什么過去的光榮；“家譜”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沒有聽說過。
母親生在農家，所以勤儉誠實，身體也好。
這一點事實卻極重要，因為假若我沒有這樣的一位母親，我之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個折扣了。
母親出嫁大概是很早，因為我的大姐現在已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婆，而我的大甥女還長我一歲啊。
我有三個哥哥，四個姐姐，但能長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哥與我。
我是“老”兒子。
生我的時候，母親已四十一歲，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閣。
由大姐與二姐所嫁入的家庭來推斷，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還馬馬虎虎的過得去。
那時候定婚講究門當戶對，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開過一間酒館，他們都是相當體面的人。
可是，我，我給家庭帶來了不幸：我生下來，母親暈過去半夜，才睜眼看見她的老兒子——感謝大姐，把我揣在懷里，致未凍死。
一歲半，我把父親“克”死了。
兄不到十歲，三姐十二三歲，我才一歲半，全仗母親獨力撫養了。
父親的寡姐跟我們一塊兒住，她吸鴉片，她喜摸紙牌，她的脾氣極壞。
為我們的衣食，母親要給人家洗衣服，縫補或裁縫衣裳。
在我的記憶中，她的手終年是鮮紅微腫的。
白天，她洗衣服，洗一兩大綠瓦盆。
她作事永遠絲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戶們送來的黑如鐵的布襪，她也給洗得雪白。
晚間，她與三姐抱著一盞油燈，還要縫補衣服，一直到半夜。
她終年沒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還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
桌椅都是舊的，柜門的銅活久已殘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沒有塵土，殘破的銅活發著光。
院中，父親遺留下的幾盆石榴與夾竹桃，永遠會得到應有的澆灌與愛護，年年夏天開許多花。
哥哥似乎沒有同我玩耍過。
有時候，他去讀書；有時候，他去學徒；有時候，他也去賣花生或櫻桃之類的小東西。
母親含著淚把他送走，不到兩天，又含著淚接他回來。
我不明白這都是什么事，而只覺得與他很生疏。
與母親相依如命的是我與三姐。
因此，她們作事，我老在后面跟著。
她們澆花，我也張羅著取水；她們掃地，我就撮土……從這里，我學得了愛花，愛清潔，守秩序。
這些習慣至今還被我保存著。
有客人來，無論手中怎么窘，母親也要設法弄一點東西去款待。
舅父與表哥們往往是自己掏錢買酒肉食，這使她臉上羞得飛紅，可是，殷勤的給他們溫酒作面，又給她一些喜悅。
遇上親友家中有喜喪事，母親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凈凈，親自去賀吊——份禮也許只是兩吊小錢。
到如今為我的好客的習性，還未全改，盡管生活是這么清苦，因為自幼兒看慣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時常鬧脾氣。
她單在雞蛋里找骨頭。
她是我家中的閻王。
直到我入中學，她才死去，我可是沒有看見母親反抗過。
“沒受過婆婆的氣，還不受大姑子的嗎?命當如此!”母親在非解釋一下不足以平服別人的時候，才這樣說。
是的，命當如此。
母親活到老，窮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當如此。
她最會吃虧。
給親友鄰居幫忙，她總跑在前面：她會給嬰兒洗三——窮朋友們可以因此少花一筆“請姥姥”錢——她會刮痧，她會給孩子們剃頭，她會給少婦們絞臉……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應。
但是，吵嘴打架，永遠沒有她。
她寧吃虧，不逗氣。
當姑母死去的時候，母親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來，一直哭到墳地。
不知道哪里來的一位侄子，聲稱有承繼權，母親便一聲不響，教他搬走那些破桌爛板凳，而且把姑母養的一只肥肉雞也送給他。
可是，母親并不軟弱。
父親死在庚子鬧“拳”的那一年。
聯軍入城，挨家搜索財物雞鴨，我們被搜兩次。
母親拉著哥哥與三姐坐在墻根，等著“鬼子”進門，街門是開著的。
“鬼子”進門，一刺刀先把老黃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們走后，母親把破衣箱搬起，才發現了我。
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壓死了。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來了，滿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母親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饑荒中，保護著兒女。
北平有多少變亂啊，有時候兵變了，街市整條的燒起，火團落在我們院中；有時候內戰了，城門緊閉，鋪店關門，晝夜響著槍炮。
這驚恐，這緊張，再加上一家飲食的籌劃，兒女安全的顧慮，豈是一個軟弱的老寡婦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這種時候，母親的心橫起來，她不慌不哭，要從無辦法中想出辦法來。
她的淚會往心中落!這點軟而硬的性格，也傳給了我。
我對一切人與事，都取和平的態度，把吃虧當作當然的。
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與基本的法則，什么事都可將就，而不能超過自己畫好的界限。
我怕見生人，怕辦雜事，怕出頭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時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親。
從私塾到小學，到中學，我經歷過起碼有二十位教師吧，其中有給我很大影響的，也有毫無影響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師，把性格傳給我的，是我的母親。
母親并不識字，她給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當我在小學畢了業的時候，親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學手藝，好幫助母親。
我曉得我應當去找飯吃，以減輕母親的勤勞困苦。
可是，我也愿意升學。
我偷偷的考入了師范學校——制服，飯食，書籍，宿處，都由學校供給。
只有這樣，我才敢對母親說升學的話。
入學，要交十元的保證金，這是一筆巨款!母親作了半個月的難，把這巨款籌到，而后含淚把我送出門去。
她不辭勞苦，只要兒子有出息。
當我由師范畢業，而被派為小學校校長，母親與我都一夜不曾合眼。
我只說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淚。
我入學之后，三姐結了婚。
母親對兒女都是一樣疼愛的，但是假若她也有點偏愛的話，她應當偏愛三姐，因為自父親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母親和三姐共同撐持的。
三姐是母親的右手，但是母親知道這右手必須割去，她不能為自己的便利而耽誤了女兒的青春。
當花轎來到我們的破門外的時候，母親的手就和冰一樣的涼，臉上沒有血色——那是陰歷四月，天氣很暖，大家都怕她暈過去。
可是，她掙扎著，咬著嘴唇，手扶著門框，看花轎徐徐的走去。
不久，姑母死了。
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學校，家中只剩母親自己。
她還須自早至晚的操作，可是終日沒人和她說一句話。
新年到了，正趕上政府倡用陽歷，不許過舊年。
除夕，我請了兩小時的假，由擁擠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爐冷灶的家中。
母親笑了。
及至聽說我還須回校，她楞住了。
半天，她才嘆出一口氣來。
到我該走的時候，她遞給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熱鬧，我卻什么也沒看見，淚遮迷了我的眼。
今天，淚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當日孤獨的過那凄慘的除夕的慈母。
可是，慈母不會再候盼著我了，她已入了土!
兒女的生命是不依順著父母所投下的軌道一直前進的，所以老人總免不了傷心。
我廿三歲，母親要我結婚，我不要。
我請來三姐給我說情，老母含淚點了頭。
我愛母親，但是我給了她最大的打擊。
時代使我成為逆子。
廿七歲，我上了英國。
為了自己，我給六十多歲的老母以第二次打擊。
在她七十大壽的那一天，我還遠在異域。
那天，據姐姐們后來告訴我，老太太只喝了兩口酒，很早的便睡下。
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說出來。
七七抗戰后，我由濟南逃出來。
北平又像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據了，可是母親日夜惦念的幼子卻跑到西南來。
母親怎樣想念我，我可以想像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
每逢接到家信，我總不敢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詳的消息。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歲，有母親便可以多少還有點孩子氣。
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雖然還有色有香，卻失去了根。
有母親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我怕，怕，怕家信中帶來不好的消息，告訴我已是失去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關于老母的起居情況。
我疑慮，害怕。
我想像得到，沒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
母親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寫去祝壽的信，算計著會在壽日之前到達。
信中囑咐千萬把壽日的詳情寫來，使我不再疑慮。
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勞軍大會上回來，我接到家信。
我不敢拆讀。
就寢前，我拆開信，母親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母親給我的。
我之能長大成人，是母親的血汗灌養的。
我之能成為一個不十分壞的人，是母親感化的。
我的性格，習慣，是母親傳給的。
她一世未曾享過一天福，臨死還吃的是粗糧!唉!還說什么呢?心痛!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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