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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下午茶 龍應臺
從一月十三日開始，我每個星期日到大理街去。
冬日的下午四點，常常下著小雨，帶點寒意。
我們總是開了暖氣，燃起燈，泡好了熱茶，才開始談話。
一輩子拒絕寫回憶錄、不愿意被采訪的余先生對擺在桌面上的幾部錄音機有點兒不慣，也不讓我把小麥克風別在他襟上。
好，不要就不要，你別怕錄音機，我不也在作筆記嗎？
講到東北戰爭的細節，情感的沖動使他忘了錄音機的威脅，抓起麥克風當道具:喏，這是沈陽，這是長春，公主嶺在那邊……，更激動的時候，就把筆從我手中拿去，直接在我的筆記本上畫起作戰地圖來。
我們一小時又一小時地談，窗外夜色越來越黑，到了晚飯時刻，管家把飯菜
我們一小時又一小時地談，窗外夜色越來越黑，到了晚飯時刻，管家把飯菜擺上了桌，漸漸涼掉，涼掉了再熱。
有一晚，起身去用餐時發現已是夜里九點，他已經口述了五小時，卻一點也不想停止。
我坐在那兒發慌:回憶像甜苦的烈酒，使他兩眼發光，滿蓄的感情猶如雪山融化的大河涌動，我們該談下去談下去，徹夜談下去不要停。
可是他猛烈地咳嗽，不得不硬生生地煞住:好，今天就到這里吧。
他很虛弱，從回憶的纏綿迷宮中抽身而出，顯得不太舍得。
到了飯桌上，他又開始敘述起來，我于是干脆將收好的錄音機又取出來，把盛飯聲、喝湯聲、咳嗽聲、笑聲和歷史的空谷回音一并錄進。
好幾個下午和夜晚，風雨無阻地，我們坐在燈下工作。
有時候我帶來一把亂七八糟的糖果，問他吃不吃，他總是說“吃”。
于是我們一人一個，剝糖紙吃糖。
我放縱自己想喝濃咖啡，問他喝不喝，他總是說“喝”。
于是我們一人一杯滾燙的咖啡，慢慢兒喝，就在那冬日暖爐邊。
我不知道他的身體狀況究竟容不容許吃糖果喝濃咖啡，但是他興致盎然，好像在享受一場春日的下午茶。
糖果紙是花花綠綠的玻璃紙，剝起來發出脆脆的聲響，燈光照著，泛出一團炫麗。
有一天晚上在敘述中碰到一個細節，“這我說不清了，”他說，“可是白先勇知道，你打電話給他。”
算算時間，是美國西部的清晨兩點。
我猶豫著，他也猶豫著。
然后他下了決定，說:“打吧！”
回憶真的是一道泄洪的閘門，一旦打開，奔騰的水勢慢不下來。
電話不斷地撥，總是傳真的聲音，試了許久，只好放棄。
他露出孩子似的失望的表情，我也垂頭喪氣。
他又拾起一顆糖，慢慢兒地在剝那五彩繽紛的糖紙。
房子靜悄悄的，時間是一只藏在黑暗中的溫柔的手，在你一出神一恍惚之間，物走星移。
我看見一個眼睛清亮的四歲孩子在北京的胡同里吃糖，溥儀剛退位；我看見一個十歲的學童在江蘇的村子里看《史記》，直皖戰爭爆發；我看見一個十來歲奶聲奶氣卻故作老成的少年在上海讀《飲冰室文集》被梁啟超深深震動，“五卅慘案”正在發生；我看見一個英氣逼人的二十歲青年在南京街頭追打誤國的外交部長，“九一八”事變震驚了全世界；我看見一個心里藏著深情、眼睛望向大海的年輕人憂郁地踏上駛往倫敦的輪船，懷里揣著姊姊給的手帕，蔣委員長正在進行對共軍的第四次圍剿，**的部隊遭到胡宗南的突襲，損失慘重。
我看見……
我看見一個文風郁郁的江南所培養出來的才子，我看見一個只有大動蕩大亂世才孕育得出來的打不倒的斗士，我看見一個中國知識分子的當代典型——他的背脊直，他的眼光遠，他的胸襟大，他的感情深重而執著，因為他相信，真的相信:士，不可以不弘毅。
我看見一個高大光明的人格。
可是鯨魚也有淺灘的困境。
動完劇烈的手術再度出院，他在思索靜養的地方。
我說，太湖邊吧！你是水鄉的孩子，到湖邊去休息，看看水和柳樹，放一箱線裝書在柳樹下，線裝書書目我提供，從陸游《入蜀記》到蘇軾詩集，我幫你準備。
他好像在聽一個不可及的夢想，又仿佛在夜行暗路上突然聽見熟悉的聲音，輕輕呼喚自己的名字，帶點不可思議的向往與情怯:是啊，太湖邊、柳樹下、線裝書……
半晌，他回過神來，深深嘆了口氣。
我知道，我知道那嘆氣的意思。
余先生，我平和地說，沒有人，沒有任何人，可以剝奪一位九十歲的人回到他故鄉的權利。
我很平和地說，可是心里有說不出的痛楚。
他沒有去太湖，他去了日本，去了新西蘭。
風光明媚如畫的地方，但是，那里沒有一個龜頭渚，渚上有小屋，屋中曾有一個一九三二年，男女同學在星空水光中流著眼淚唱著歌，談拋頭顱灑熱血、談救國家救民族……
從新西蘭休息回來，我發現，他已經衰弱到無力敘述的程度。
從新西蘭一路抱回來的絨毛黑狗，他說:“送給你。
”黑狗明顯的是只嬰兒狗，幼稚可愛得令人難以抗拒，我抱著上班。
可是他怎么會買玩具狗？九十三歲的眼睛和四歲，竟是同一雙眼睛？靈魂里，還是那看《史記》的孩子、深情而憂郁的青年？
在病房里，握起他仍舊溫暖的手，我深深彎下；眼淚滴在他手背上。
江南的孩子啊，帶著我們的不舍和眼淚，你上路吧。
如果這個世界這個世紀的種種殘忍和粗暴不曾嚇著你，此去的路上也只有清風明月細浪拍岸了。
不是漸行漸遠，而是有一天終要重逢；你的名字，清楚地留在世紀的史記里。
附記:余紀忠先生62 (1910－2002)，江蘇武進人，國立中央大學畢業，后赴英國倫敦政經學院就讀。
一九四九年來臺后，創辦臺灣大報之一《中國時報》，余先生戒嚴時代守護知識與真相，不遺余力，樹立了一代報人之典范。
對此篇的理解：
從第一層意思來理解，這個下午茶是一月十三日開始的每周日下午四點，到余紀忠先生那里采訪時間。
“最后”兩字，是因為，這是余先生和作者最后一次清醒的、細致的、深刻的交談。
第二層意思，即含義：“茶”，中國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說法，作者和余紀忠先生同是知識分子，而且是弘毅的“士”，能一起喝茶和交談的人，必是心心相通知己。
下午茶，帶著閑適，帶著溫暖、帶著冷清也帶著傷感，余先生是江南的才子，對太湖懷有不可思議的“向往和情怯”，在人生的最后時光，卻沒有去太湖，太湖，成了余先生“遙不可及的夢想”，這難道不令人傷感嗎？余先生的人格被理解、欣賞，他走了，“帶著我們的不舍和眼淚”，他走了，他的名字，“清楚地留在世紀的史記里”，難道不是一種溫暖嗎？有同路的人，志同道合的人，便不寂寞！人生有時，我們坦然面對生死，不恐懼、不躲避、就像下午茶一樣閑適，淡定地坐看“云卷云舒”，這也許就是“最后的下午茶”的意境吧！（理解來自百度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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