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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道諸子百家就不能不提到孔孟老莊這兩支對后世影響最大而又南轅北轍的流派。
就現在而言，第一，孔孟的思想主張和平，對促進世界和平意義重大；第二，孔孟思想主張忠孝，有助于維護中華民族的團結，增強向心力與凝聚力；第三，孔孟思想主張修德，是社會道德建設的基礎；第四，孔孟禮樂思想有助于提高民族的人文素質、精神素質；第五，孔孟的誠信思想，對建立市場規范意義重大。
第六，孔孟儒家思想長期以來一直是維系中華民族精神團結的重要紐帶。
儒家強調道德，這對現在的道德建設尤其有意義。
儒家在強調道德的同時，也強調規則、程序，而這正是法制的基礎。
儒家的君臣父子講的是有序、程序，和血統論根本無關。
現代“血統論”、人情走后門登峰造極的年代，是**徹底詆毀孔孟儒家的年代。
可見，血統論、人情走后門，其根源在于詆毀孔孟思想和儒家道德。
儒家從未禁止競爭，學而優的原則，就是一種通過正當的手段進行競爭的原則，就是，儒家主張正當的競爭。
儒家所強調的秩序，其實就是反對混亂的惡性競爭，本質上是在保護通過正當手段競爭的人的利益。
莊子反對人為物役，不為權貴禮法所拘，追求個體身心自由。
在中國歷史上，莊子第一個揭露了人為物役的異化現象，認為世人追逐物質利益和權貴禮法是“危身棄生以殉物”，是人生一個大悲劇。
因此，莊子強烈地反對物質利欲、權貴禮法對人身心自由的束縛，要求“不以物害己”（《壯子：秋水》）“不以物挫志”（《莊子：天下》），“寧游戲于污瀆之中以自快，無為有國者所羈”。
在先秦諸子中，莊子的人生態度是最樂觀的，莊子超邁曠達的人生觀，培養了中國人的樂觀精神和豪放性格。
在貧富問題上，莊子主張雖“處窮閭陋巷，困窘織履，搞項黃首或”（《莊子：列御寇》），也不要為富貴所動，而是視利祿如糞土，不以物役為快。
莊子這種對個體身心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在魏晉時期引起強烈的反響。
阮籍《詠懷》中說：“膏火自煎煞，多財為患害。
布衣可終身，寵祿豈足賴。
”油脂可以點火，所以自討燃燒；一個人錢財太多，可能招致殺身之禍；寵祿不足以維生，布衣反而可以終養天年。
從阮籍的詩中，我們可以看出莊子“無用之用”的處世哲學對魏晉名士的深刻影響，也驗證了現代社會億萬豪富動輒就會葬身在“多財為患害”上，以及貪官的下場說明“寵祿豈足賴”的過眼云煙。
在生死問題上，求生畏死，求長壽不老是人之所望，莊子卻比較超脫，“不知說生，不知說死”，甚至以死為樂。
妻死莊子鼓盆而歌，就是自己死后，也主張天葬，讓自己的尸體成為鳥鳶、螻蟻的食糧。
主張與天地萬物為一體，連生死埋葬都不在乎，亦可想見莊子人生觀的曠達了。
封建士大夫仕途受挫、生活困頓時，往往以曠達的莊子人生哲學作為自己苦悶心情的安慰和寄托。
唐代詩人白居易被貶流放時，也從莊子思想中吸取力量，他在《讀莊子》一詩中寫道：“去國辭家謫異方，中心自怪少憂傷；為尋莊子知歸處，記得無何是本鄉”。
這種身處逆境而“少憂傷”的開朗豁達，顯然是得之于莊子的思想。
莊子超曠的人生態度，又可以陶冶人們豪放的性格。
“仗劍去國，辭親遠游”的李白，要求徹底擺脫世俗的羈絆，“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他的樂觀豪放的性格是深受莊子影響的。
明中葉被時人目為“狂士”的徐渭，對莊子“曠達古無比”的人生態度十分推崇，徐渭不拘禮法，“疏縱不為儒縛”，性豪爽通脫，常與“群少年昵飲市肆，每每大醉而歸”。
莊子強調人們在養生處世時，要“依乎天理”，適應環境，自然無為。
在莊子看來，人籟不如地籟，地籟不如天籟。
“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
……靜而圣，動而王，無為也而尊，素樸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
（《莊子：天道》）由于莊子把自然無為看作是人生最高的境界，因此，他反對有為，反對用外力去改變和破壞人的自然天性。
這是一種消極的避世、厭世、遁世的思想，不是積極地去改變現實，而是消極地順應環境，逃避現實斗爭。
在現代社會，需要人們去努力發展生產，創造更多的物質財富，推動社會前進。
莊子這種寂靜無為、消極忍耐、隨寓而安、祈求心理解脫的人生哲學似乎與現代社會的行程相違悖，但在拜金主義盛行、物欲橫流的今天，莊子的人生哲學不是能稍稍平抑人們過度的物質欲望嗎？也許能給人們以某種精神的安慰，從而保持人們心靈上的寧靜和心理上的平衡，并最終促使現代社會協調發展，為人生提供一個理想的生存空間。
我認為這就是老莊哲學的現代價值。
講了儒道兩家對現世的影響，我們再來看看法家。
法家講的這個駕馭術，就是駕馭領導的技術。
以法家的思想制國，這是一個偉大的低級狀態，法家的祖宗怎么死的?商鞅是被自己制造的世界級奔馳車壓死的，他當時定的那個法家制度，是當時世界上最有品牌的社會制度，世界級別的奔馳制度，讓秦國的生產經濟飛速的發展起來了，最終戰勝了六國。
但是大家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他是被五匹馬拉死的，他制造的那架社會制度的車子太強大了，以至于他沒有一個跑的地方，秦惠王車裂商君以后，商君所立的制度象鐵箍一樣繼續在秦國運行，商君在他所立的制度下英雄的去了，但他的制度卻了不變的。
所以法家的制度，是變法圖強的基礎。
商君是比西方的尼采理智的一個戰爭論者，商君留下了幾卷《商君書》，也稱《商子》鼓吹好戰，將戰爭抬高到壓倒一切的地位， 以為戰爭可以解決一切。
如果將戰爭上升到法的地步，那他是要完蛋的，希特勒也把當時的德國的國家危機以法的形式轉嫁給侵略戰爭。
所以法只是一個工具，不是一個目的。
法家也講權術詭道，它所說的法是為是為權術詭道服務的。
他所說的法也就是駕馭術，權術詭道是服務于駕馭術的工具。
儒家"吾執御矣"的以術"御"世，他的那個術是最好的術，終于碰到一個偽知音，孔子死后三百多年的漢武時代，董仲舒發現其中的三綱五常可以駕馭人民愚弄人民，這一駕馭愚弄，把個中華帝國愚弄駕馭了二千多年，但是中華還是必須再走到低級境界，再努力進入一個法制國家。
社會的前進也有一個法的原則，螺旋式的法的原則，最基礎的原則就是"法"的原則，這是最低級的管理，沒有了"法"什么也行不開，大車無輪，小車無軏，行之不遠，因此我們行了兩千年又倒退到找法大哥幫忙。
所以當今時代，國家要富強，人民要民主，我們只有再回到二千年前尋找我們的老祖宗，在他老人家的墓前三思，我們該回到那個最低級的狀態，法的狀態了。
恩格思《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中有這么一句： “正像達爾文發現有機界的發展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 即歷來為繁蕪叢雜的意識形態所掩蓋著的一個簡單事實：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 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
我們如今已經解決了很多問題，我們正在解決很多問題，包括我們要向二千年前尋找我們的老祖宗，在他老人家的墓前認罪，重讀他老人家留下的經典解釋:
法繁則刑省。
民治則亂，亂而治之.又亂。
故治之于其治則治，治之于其亂則亂。
民之情也治，其事也亂故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從至矣，此謂治之于其治也；
法家的駕馭術是多方面的，這只是其中之一點，供有識者三思。
法家對社會的認識和對人的認識以及對人的管理，在許多方面，或者說在某種程度上是和西方的某些管理思想相吻合的。
因此，有些學者主認為，如果中國不是以儒家為其正統文化而是以法家為正統文化的話，那么中國有可能在13世紀就進入了工業革命的時期。
法家的的特點:主張用客觀的、具體的、鐵定的法律，通過鐵面無私的獎懲制度，進一步強化司法的威嚴和檢查的力量，確保每個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都必須達到最高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時對沒有達到甚至是消極怠工、腐敗浪費等現象進行最嚴厲的懲罰。
管理的核心：以獎懲賞罰的強制手段來求得公平這一社會理想，賞罰的公正來源于可觀的可靠的資料。
法家管理思想存在的問題：遠古時代信息的不發達，難以獲得可靠的資料；在高壓作用下，沒有任何的人情味。
長期會對人的心理和身體都可能產生麻木不仁的結果。
法家的管理思想:因此，法家的管理思想在短期內能取得較好的管理效果，但長期實行，或實行得不徹底，反面的效果會逐漸暴露，而且可能是破壞性的。
歷史上最著名的商鞅變化可供研究。
秦始皇統一中國時法家是有相當地位的，“用儒家的心腸，法家的手段”來進行管理被認為是管理的最優狀態。
看看還滿意嗎 希望能幫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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