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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1653～1713) 字田有，一字褐夫，號南山，別號憂庵。
“桐城派”奠基人、文學家 。
20歲授街養親，27歲所作時文為天下傳育，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應級試，二十六年，以 貢生考補正蘭旗教習，授知縣，因憤于“悠悠斯世，無可與語”，不就。
漫游燕、越、齊、 魯、越之間。
四十五年舉應天試，四十八年，中進士第一，殿試中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編修 。
五十年科，左都御史趙申喬，據《南山集·致余生書》中引述南明抗清事跡，參2戴名世 “倒置是非，語多狂悖”，“祈敕部嚴加議處，以為狂妄不敬之戒”。
由是，《南山集》案 發，被錄下獄。
五十三年三月六日被殺于市。
著有《四書朱子大全》以及大量散文。
同族后 人戴衡搜集整理遺文，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編成《戴南山先生全集》14卷，光緒時刊行傳世。
戴名世，清代文學家。
字田有，一字褐夫，號藥身，又號憂庵。
安徽桐城人。
因家居桐城南山，后世遂稱“南山先生”，也稱為“潛虛先生”。
戴名世幼時家境相當貧寒，對他來說，這是一個窘困多艱的時期，也是一個發憤立志的時期。
其坎坷不平的生活經歷，以及由此而來的生活磨煉，不僅鑄就了戴名世獨特的性格特征，而且也為他日后的思想發展奠定了堅固的基礎。
戴名世自幼即刻苦上進，力學古文不輟。
他“一日不讀書，輒忽忽如有亡失；但得一書，往復觀玩，可以忘寢食”（《與朱生書》）。
戴名世六歲開蒙就讀，十一歲熟背《四書》、《五經》，被鄉里長輩公認為戴氏這“秀出者”（《戴母唐孺人壽序》）。
由于孜孜不倦的追求，戴名世年未及弱冠即善為古文辭，二十歲起開始授徒以養親，二十八歲以秀才入縣學，不久后以拔貢生入京師，補為正藍旗教習。
戴名世十三年的開館執教，使其對社會對生活都有了較深刻和理解和認識。
在明清之際熾熱的民族思想推動下，戴名世在青少年時期就日漸樹立起“視治理天下為己任”的豪情壯志。
戴名世三十四歲時被督學使者李振玉薦入國子監。
作為一個正直的文士，他不愿“曳候門之裙”，因此只能過著冷落、孤寂的生活。
此后，他在京師與徐貽孫、王源、方苞等人相聚，往往“極飲大醉，嘲謔罵譏”，使達官貴人們側目。
戴名世與方苞等人的結合，是以針砭時弊、振興古文為共同旨趣的。
他們每每“酒酣論時事、吁嗟咄嘻，旁若無人！”（戴名世《北行日記序》）。
這毫無疑問招來了公卿大夫們的仇視和攻擊。
而他們在古文創作方面的長期切磋研討，也有力地推動了古文的；他們的古文創作實踐，又哺育著桐城派的涎生。
戴名世早就立下了“欲上下古今，貫穿馳騁，以成一家之言。
……則于古之人或者可以無讓”（《初集原序》）的宏大愿望。
當時，因為明史資料散逸頗多，有些又失于記載，因此尚無人能寫明史。
而戴名世每以史才自負，他很想仿效《史記》形式，作出綱目，然后廣泛搜羅資料，相互參證，力求真實，寫出一部有價值的著作。
因此他廣游燕趙、齊魯、河洛并江蘇、浙江、福建等地，訪問故老，考證野史，搜求明代逸事，不遺余力。
一時之間，文名播于天下。
康熙四十一年（公元1702年），戴名世的弟子尤云鶚把自己抄錄的戴氏古文百余篇刊刻行世。
由于戴氏居南山岡，遂命名為《南山集偶抄》，即著名的《南山集》。
此書一經問世，即風行江南各省，其發行量之大，流傳之廣，在當時同類的私家著作中是罕見的。
正是這本書，使戴名世流芳文壇兩百多年，卻也使他遭致殺身大禍。
戴名世的晚年，基本上持一種與清政府合作的態度。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戴名世年已五十二歲，赴順天鄉試，中第五十七名舉人。
第二年參加會試未中，復于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再試，中會試第一名，殿試以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俗稱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在京供職，參與明史館的編纂工作。
時過兩年，即因行世已久的《南山集》中錄有南明桂王時史事，并多用南明三五年號，被御史趙申喬參劾，以“大逆”罪下獄，又兩年后被處死，死年六十歲。
此案株連數百人，震動儒林。
當時政界和學術界的知名人士如桐城派開山鼻祖方苞、尚書韓?、侍郎趙士麟、淮**王英謨、庶吉士汪汾等三十二人”都被牽連其中。
這就是著名的“清初三大文字獄”之一的“《南山集》案”。
“《南山集》案”的發生有著深刻的政治、社會原因。
滿清貴族入關掌握中原政權后，雖然采取了一些籠絡人心的措施，但“剃發”、“圈地”等一系列野蠻的民族壓迫政策乃使人心思變，清統治頗為不穩。
于武力鎮壓后，清廷又特別重視從思想上加以嚴厲鉗制，動輒屢興大獄，深文周納，羅織罪名，對他們認為不馴服的知識分子進行酷烈的鎮壓。
《南山集》遂罹其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