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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提到“中庸”很多人的理解都是“平庸、折中、調和”，這是對儒家“中庸”思想的大大的曲解。
不錯，中庸的確有“平庸、折中、調和”的含意，但這些絕不是中庸思想的全部，否則《中庸》就不可能被自孔子之后一代又一代的儒家奉為經典了。
在儒家看來“中庸”不僅是建立在儒家人性證基礎上的一種倫理道德觀，同時也是一種思想方法。
作為具有具體內容的儒家倫理道德觀——“中庸”由孔子首創，再經過后來的儒家，特別是《中庸》一文的作者充實發展，終于成為一套儒家的處世規范。
但如果單純從“中庸”的概念上看，“中庸”在孔子之前就已存在，儒家的“中庸”說正是從前人有關“中”的思想發展演變而來的。
“中”在先秦古籍中常見的字義有三，一指中間、中等、兩者之間；二指適宜、合適、合乎一定的標準，用作動詞；三指人心、內心，即人的內在精神。
如今很多人之所以會把“中庸”理解為折中主義或調和主義，就是僅僅把“中庸”的“中”字簡單地理解為“中”的第一種含義，故而造成對“中庸”的屈解，其實，“中庸”的“中”與上述三種含義都有關系，只有把這三方面的意思貫通了理解，才能弄清“中庸”的完整含義。
“中庸”里的“中”首先是“適宜、合適、合乎一定的標準”的動詞含義。
這個含義我們今天也在用，讀作zhòng，如“你這話很中聽”的中就是這個含義。
在儒家典籍中，如：“孔子曰：‘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指乎’”，《孟子盡心下》這里的“中”就是適宜、符合的意思，《禮記·中庸》說圣人“從容中道”，《大戴禮記·保傅》說：“化與心成，故中道者性”，所有這些“中道”都是中于道，合于道的意思，和折中調和、中間道路，沒有直接聯系。
那么，儒家的“中道”究意是指“中”什么“道”呢？這個“道”就是“禮”，儒家所謂的“中庸”應該首先指的是適宜，符合“禮”的行為，“庸”在這里做用、講，“中庸”的含義就是使自己的行為為適宜、符合實用。
也就是符合“禮”。
在《禮記·仲尼燕居》中：“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道……子貢越庸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為此中者也？子曰：禮禮，夫禮所以制中也。
”由此可見孔子所謂“中”是以“禮”的要求為標準的。
隨著“中禮”的深入，“中庸”又有了進一步的含義。
如《中庸》中“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在這里“中”就已常常用業指人的內心世界，如《禮記·樂記》所謂“情動于中，故形于聲”，《左傳》中所謂“信不由中，質無益也”，在《中庸》所以用“中”本指含而未發的喜怒哀樂之情是為了說明：禮是道德準則，是根源于人的含而未發的內心的。
由此一來，“中”就把內外貫通起來了，一方面“中”是內在的指人內心的某種狀態，也即含而未發的內在要求，另一方面，“中”又是外在的，也即表現于外部行為上的“中道”，合于禮，內心的“中”是行為“中道”的前提，而行為的“中道”則是內心之“中”的結果。
《中庸》一文的主要內容正是通過反復強調這種內外的關系本闡明中庸之道的，《中庸》中說：“忠恕違道不遠”，“忠”也就是要存養省察內心之“中”，“恕”則是要長而為解在道德行為的“中道”，《中庸》認為道德修養首先要從人所不見的“慎獨”工夫做起，“內省不疚，無惡于志”，達到內心的“誠”即含而未發的“中”，由此出發，就能“微之顯”，“暗然而彰”，漸漸外化為行動上的“中道”。
內心的“中”與外部行為的“中道”統一，《中庸》稱之為“合內外之道”，“致中和”不僅能使君臣父子各處其位，而且可以參天地之造化，使天地萬物各得其所。
這就是“中”的大功用，所以叫做“中庸”。
當然，“中庸”的“中”還有中間、中等的意思，如“執兩用中”的“中”，儒家通常反對走極端，在對立的兩極這間尋求比較適中的解決方案，既不要“過”也不要“不及”，既不要太“進”也不要太“退”，既要“尊賢”又要“容眾”，既要“致廣大”又要“極精微”，可以“樂”但不能“淫”，可以“哀”但不能“傷”，可以“怨”但不能“怒”，這些都是在兩個極端之間尋求適中的方法。
但，這樣一種適中之所以被采用，不是因為它處于兩極的中間，而是因為它合于內心之“中”和外在之“道”的標準，雖然處于兩極之間的選擇通常是比較正確的，但絕不能說凡是處于兩極之間的選擇都是正確的，正確與否不是由其中間性決定，而且由是否“中道”來決定的。
總的來說，所謂“中庸”，就是要以人的內在要求（人性、本心）為出發點和根本價值依據，在外部環境（包括自然的和社會的環境）中尋求“中道”，也就是使內在要求，在現有的外在環境與條件下，得到最適宜的、最恰當的、無過與不及的表達與實現。
這也就是《中庸》所謂“致中和”、“合內外之道”。
如果人們能在一切事情上恰到好處地這樣做，則“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
因為中庸所要堅持的是合于內在尺度和外在要求的正確道路。
因此，堅持“中庸”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往往要比不負責任地唱一點嘩眾取寵、聳人聽聞的極端的調子難得多。
荀子曾說：“天下有中，敢直其身”《荀子·性惡》可見要做到“中”。
并不象做個和事佬那樣輕而易舉，需要的倒是膽量和勇氣。
《中庸》所說的“中立不倚”，也決不是一種保持中立的騎墻派主張，而是儒家所標舉的一種難能可貴的君子節操。
這一點聯系《中庸》上下文就可以明顯看出：“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可見“中立不倚”就是說“中”的道德信念和準則一旦確立，就永不偏離，無論治世亂世、有道無道，君子都要堅守信念，保持節操，“至死不變”。
孔子提倡“死守善道”，說“匹夫不可奪志。
”《論語·子罕》曾子說：“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論語·泰伯》
孟子說：“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
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孟子·滕文公下》荀子說：“上不循于亂世之君，下不俗于亂世之民。
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
”（《荀子·性惡》）《禮記·儒行》說：“戴仁而行，抱義而處，雖有暴政，不更其所。
”從這些話可以看出，堅持“中立不倚”，不調和，不妥協，正是儒家一貫的優良傳統。
總之，“中庸”既是一種倫理學說，同時也代表了一種思想方法，強調內心之“中”與外在之“節”的準確契合，以達到“和”的大功用；而“中”的基本原則是適度，無過不及，恰到好處。
追求中常之道，內外協調，保持平衡，不走極端，這樣一種思維方式使中華民族形成了一種穩健篤實的民族性格。
對我們幾千年的文明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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