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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朔散文的不足也非常明顯。
首先，散文結構的雷同。
如在《香山紅葉》、《雪浪花》、《荔枝蜜》、《茶花賦》等散文中，常用欲揚先抑的方式，開篇設置懸念，然后隨行文深入，最后卒章顯志；而在描繪祖國山水、歌頌國際友誼等篇章中，作者常采取敘述描寫與抒情并置的板塊結構，如《海市》、《印度情思》、《櫻花雨》等，常是敘述描寫與抒情兩個板塊作截然分明的并置，雖然散文最后常點明主旨，但難免給人生硬感。
其次，其散文主題的提煉、感情表達欠自然。
楊朔的散文一定程度上得力于主題的提煉，其散文所表現的對象，常是生活中普通的人和事，如普之仁、劉四大爺、老泰山以及小蜜蜂等，但是作者用一種程式化的方式，將其散文主題提高到一定的高度，所提煉的主題不僅雷同，而且刻意指向主流話語所需要的頌歌基調。
這種不自然的甚至矯飾的主題很好地呼應、裝飾了當時的社會情緒，如原載《紅旗》(1961年第20期)的《雪浪花》，所表現的是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普通人生活，作品以老泰山之口，訴說了新舊社會的強烈對比，表現新時代的幸福生活就有些粉飾太平。
作品以老泰山這個普通人所具有的公而忘私的道德倫理規范，來弘揚人們無私的集體主義道德精神風貌，具有很強的政治意義。
同時他的散文還時刻借題發揮，如老泰山所說的“三十年前，我親身吃過他們(指美國)的虧，這筆賬還沒有算清”，等等。
其三，楊朔散文回避對社會矛盾的思索有一味唱頌歌之嫌。
楊朔善于從散文中提煉主流話語式的主題，然而對于當時的社會矛盾，作者有意回避。
“楊朔模式”導致了真實性美學原則的弱化甚至喪失，但必須辯證地看到，他的頌歌散文與那個時代是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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