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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美，美的適當 作者：謝有順 賈平凹先生在《弘揚“大散文”》一文中說，目前的散文作家的隊伍過于單一、過于整齊了，應該擴大，散文才不至于走向窮途末路。
我認為這樣的呼吁是有價值的。
雖說散文無定法，是散漫隨意的文字，但這么多年來，文學界也開始慢慢形成一個散文寫作的專業領域。
有不少的人，專以寫作散文為業，俗稱散文家，這一方面是散文繁盛的征兆，另一方面也可能把散文帶向一種專業化的陷阱：失卻了自由的、業余的精神標志，散文還是心靈最親密的盟友嗎？
散文最大的敵人就是虛偽和作態。
沒有了自然、真心、散漫和松弛的話語風度，散文的神髓便已不在。
而一旦把散文變成一種專業寫作，以我看來，就多半難逃這樣的悲劇境地了。
散文的無規范，使得它比小說和詩歌更為“近人情”（李素伯：《小品文研究》），更反對制作，它崇尚自然，向往興之所至，本質上說，它是業余的文學。
所以，我對那些專以寫作散文為業的人，歷來是很訝異的，我不認為他們的專業姿態能幫助他們寫出真正的好散文來。
當代的散文歷史可以證實，我的這一判斷并不是空穴來風。
至少，現在進入我視野的最好的當代散文家，絕大多數都不是專業意義上的，反而是客串和業余的身份，使他們寫出了令我們難忘的散文篇章。
比如，汪曾祺、王小波、賈平凹、李國文、史鐵生、韓少功、張承志、余華、葉兆言、包括我這次要論到的鐵凝等人，他們的文學身份更多的是小說家，而于堅是詩人，余秋雨原是理論家……這些難道僅僅是出于偶然嗎？不，也許，它不過進一步證實了我的設想：如何使散文更好地成為“業余的文學”，才是散文的出路和正宗。
在散文反對專業化的運動中，小說家秘密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他們對散文的介入，大大地改變了散文的邊界和疆域。
在最需要對人和事具有豐富表現力的地方，在如何應用語言更好地貼近自己的心靈這種話語實踐上，小說家似乎擁有天然的優勢。
他們惟一的匱乏就是不太懂得抒情。
——而正是這一點，成功地使他們避免了散文界那個由來已久的困境：過度抒情。
我們都記得，凡是散文之“用”盛行的時代（尤其是政治化的時代），抒情就會成為散文的主要功能，寫人或者記事，游記或者哲思，最終的目的幾乎都是指向抒情。
一時，散文的酸腐、空泛之氣日盛，心靈的真實和樸素的經驗日少，散文家集體進入時代為它預設的“思想”空間，歌唱或者感懷，他們的嗓音完全變了，在他們身上，再也找不到散文本應有的慵懶、隨意、漫不經心的音調了。
這種散文家的語言方式主要是象征（“它不正是……的化身嗎？”），情感方式主要是升華（“啊……”，“我夢見……”），并且很快就形成模式，從而把散文這一最為自由的文體，簡化成了抒情的工具。
這方面，代表性的人物是楊朔，他那把散文“當詩一樣寫”，“常常尋求詩的意境”（《〈東風第一枝〉小跋》）的努力，雖然在某種程度上遏制了當時散文通訊化的潮流，但同時也為散文的濫情提供了樣板。
今天，濫情已經引起了散文界的普遍警惕，楊朔式的在文末進行牽強升華的模式也慢慢被新一代散文家所擯棄，但過度抒情的問題依舊困擾著散文界。
對此，汪曾祺先生有過一個精辟的論述： 二三十年來的散文的一個特點，是過分重視抒情。
似乎散文可以分為兩大類：抒情散文和非抒情散文。
即便是非抒情散文中，也多少要有點抒情成分，似乎非如此即不足以稱散文。
散文的天地本來很廣闊，因為強調抒情，反而把散文的范圍弄得狹窄了。
過度抒情，不知節制，容易流于傷感主義。
我覺得傷感主義是散文（也是一切文學）的大敵。
挺大的人，說些小姑娘似的話，何必呢。
我是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自然一點，“家常”一點的……（《〈蒲橋集〉自序》）與過度抒情相對的是情感的節制——這是散文寫作里的必要維度。
沒有節制，散文就會流于濫情，走向浮淺，而失卻散文的真與美。
梁實秋說，散文的美，“美在適當”（《論散文》），說的也就是節制。
小說家散文興起之后，過度抒情的毛病得到了有效的克制，這大概跟小說家長于敘事而不長于抒情有關，他們更注重經驗和事實，更注重自我存在的時代痕跡。
這種寫作理想，直接影響了他們的散文寫作。
——有意思的是，當代的歷次散文變革，很少是由專業的散文家來完成的，往往是小說家、詩人和理論家對散文寫作實踐的積極介入，才大大豐富了散文的空間，并改變了散文發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