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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國歷史研究是從黃帝時期開始的，是華夏民族的祖先黃帝部落起源地。
二、解讀：
關于黃帝和炎帝部落的起源地，絕大多數古代文獻記載黃帝部落起源于陜西渭水流域，黃帝以姬水（位于陜西中部）成。
黃帝起源地——姬水(陜西中部)黃帝與炎帝是華夏族的始祖。
《國語·晉語》載：“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黃帝、炎帝。
黃帝以姬水（陜西武功漆水河）成，炎帝以姜水（陜西寶雞清姜河）成。
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
二帝用師以相濟也，異德之故也。
”這是中國歷史最早記載炎帝、黃帝誕生地的史料。
因此，他們是起源于陜西省中部渭河流域的兩個血緣關系相近的部落首領。
后來，兩個部落爭奪領地，展開阪泉之戰，黃帝打敗了炎帝，兩個部落漸漸融合成華夏族，華夏族在漢朝以后稱為漢人，唐朝以后又稱為唐人。
炎帝和黃帝也是中國文化、技術的始祖，傳說他們以及他們的臣子、后代創造了上古幾乎所有重要的發明。
也有個別觀點主張“昆侖說”、“天水說”、“有熊說”和“壽丘說”。
不過這幾種觀點，早已經被學術界一一駁倒。
值得一提的是，漢代山東曲阜人孔安國為了提高他家鄉的知名度，謊稱黃帝生于壽丘，受其誤導，西晉學者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中附和了一下，當時就有人指出了皇甫謐的錯誤。
對于黃帝故里在新鄭，歷代文獻記載并不多，新鄭的古跡雖多，但所發現的“具茨山天書”和“具茨山巖畫”等遠古時期遺址，只能證明黃帝曾經在此居住過，并不能證明黃帝在此出生。
學術界早已對此達成共識。
在黃帝成為氏族首領之后，有熊氏的勢力得到迅速發展，并形成一個獨立的黃帝部落。
黃帝部落在從姬水向渭河流域發展的過程中，繼承了神農以來的農業生產經驗，將原始農業發展到高度繁榮階段，使本部落迅速發展壯大。
據《史記·五帝本紀》，軒轅黃帝的功績之一是“藝五種”。
“五種”，據鄭玄注釋，是指“黍、稷、菽、麥、稻”五谷。
按古史傳說神農氏僅能種植黍、稷，而黃帝則能種植多種糧食作物，表明黃帝使當時的原始農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又據古史傳說，黃帝非常重視發展農業，掌握了平原農業的許多特點，“歲時熟而亡兇，天地休通，五行期化，故風雨時節，而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路史·疏仡紀·黃帝》）。
黃帝充分認識到，必須挖掘土地的潛力，廣耕耘，勤播種，才能使人們豐衣足食，安居樂業。
他率領百姓“時播百谷草木”，并“淳化鳥獸昆蟲，歷離日月星辰；極畋土石金玉，勞心力耳目，節用水火材物”（《大戴禮記·五帝德》引孔子語）。
傳說中黃帝的行為感動了上帝，出現了許多祥瑞之兆：“地獻草木”，“九牧昌教”（《論語讖》）。
黃帝在戰勝蚩尤之后，使得中原平原農業獲得了長足的發展。
后來，在以黃帝為祖先的姬姓部落里就出現了一個農業方面成績卓著的領袖——棄。
傳說他是周人的祖先，中國平原農業的代表，被尊為后稷。
他生當“陶唐虞夏之際”。
《詩經·生民》說他種的大豆（菽）、谷子、麻、麥都特別好。
他能認識不同土壤，并懂得拔去雜草，還知道挑選良種。
《詩·周頌·思文》歌頌道：“思維后稷，克配彼天，立我民，莫菲爾極。
”
黃帝時代農業經濟和技術的突飛猛進得到了考古材料的印證。
依據現有考古發現和研究可知，分布在陜西、河南、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及安徽西北部的黃河中游龍山文化，是繼仰韶文化而來的。
這一時期，社會經濟有了突出的進步，石制生產工具磨制得更加精細，打制石器極為少見，已經使用挖土工具木耒，有的遺址還發現石鉞和三角犁形器。
這些改進了的生產工具，大大提高了開墾土地的能力。
穿孔石刀以及石鐮、蚌鐮等收割工具的大量使用，表明農業生產已經具有一定規模，收獲量有所增加。
當時人的衣著材料，也多由獸皮演進為植物纖維。
村落分布更加稠密。
陶、石、玉、漆、木等質料的禮器和樂器令人驚嘆，甚至達到精妙絕倫的程度。
有的刻畫和書寫符號大體可以確定為漢字的雛形。
蓄養家畜的品種和數量都有所增加，有的墓葬中用豬頭隨葬。
在距今六千年左右的西安半坡遺址的房屋、窖穴和墓葬中都發現了很多粟的遺存，其中有一個小窖穴，深不到1米，底徑約1米，內有粟粒朽灰堆積，顯系一儲存粟米的糧窖。
粟還發現于墓葬當中，成為女孩的隨葬品，可見粟在半坡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
距今7000年左右，在長江中下游地區，今天的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發現了稻的遺存。
考古學家在它的第一期文化堆積層中，發現大量的稻殼、稻稈、稻葉等，其中也夾有少量炭化的稻谷，此外，還有木屑（片）等，相間組成多層次連續堆積，每層間距位2—10厘米不等，總厚度達100厘米以上，最厚處達1米以上，經過換算，稻谷總量達120噸以上。
這個稻谷數量，有些學者對其計算方法表示懷疑，也有參加河姆渡遺址發掘的學者提出了質疑。
我們認為，即使對河姆渡遺址的稻谷計算有誤，不會有那么多的數量，但通過其他因素分析，如河姆渡遺址有大量的用于農業生產的骨耜，說明了耜耕農業已經有了發展，農業生產的水平應是相當高的。
在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磁山遺址中，發掘大量灰坑、房址和一些壕溝，發現一批制作規整的農具和糧食作物。
這些發現向人們展示了華北新石器時代較早時期的農耕水平。
在所發現的窖穴中，有糧食——粟遺存的有88個，在這88個窖穴中的384號窖穴堆積粟的厚度為2.9米，據計算，當時堆積粟的體積約有10 立方米，折合重量約為13.82萬多市斤。
在計算過程中，可能與實際存在的有誤差，但儲量以10萬斤計，應該是可信的。
在同一時期的河南裴李崗文化遺址中也發現了年代相近的粟遺存，出土的農業工具有類似磁山文化的石磨盤、石磨棒、石鏟和石鐮等，且制作更為精細工整。
雖然20世紀70年代發掘裴李崗遺址時沒有直接發現糧食遺存，但后來在發掘屬于裴李崗文化的新鄭縣沙窩李遺址以及再次發掘裴李崗遺址時，都發現了粟遺存，說明裴李崗文化時期的主要糧食作物也是粟。
沙窩李遺址在第二文化層距地表0.5米深處，發現一片比較密集的粟的炭化顆粒，面積約0.8—1.5平方米。
與農業生產有密切關系的井的發明，古人也歸功于黃帝。
如《世本》說：“黃帝見百物，始穿井。
”《易》井卦釋文引《周書》云：“黃帝穿井”，等等。
中國史前農耕聚落分布，每每呈現出沿小河而居的特點。
它反映出早期農業在水的利用方面對于河流的依賴。
中國的河流水系星羅棋布，大河的支流、小溪縱橫交錯，它為史前沿河而居的先民們提供了廣闊的活動舞臺。
然而沿河而居必然限制人們的活動空間，束縛農業生產的規模。
井的發明改變了農業對于河流的依賴，使得農業生產規模空前擴大。
同時聚落的分布可以不受河流的限制而獲得擴展。
依據考古發現，水井最初出現在河姆渡遺址第1—2層相當于松澤文化下層的時期，其14C測定的年代距今約5700年。
這里是長江三角洲水位較高的沼澤地帶，無需深挖即容易見水，這里首先發明井不足為奇。
而水位較低的黃河流域，開鑿水井難度較大，而水井對于農業的意義遠非長江三角洲的水井可堪比擬。
但大約到距今5000—4000年的時候，黃河流域的龍山時期文化遺址普遍發現有水井，它表明水井在黃河流域的經濟生活中已發生了顯著的效用。
如河南洛陽矬李遺址和河南湯陰白營遺址發現的古井，距今約四千多年，基本上與黃帝時代相符。
黃帝時代農業生產的發展增強了人們擺脫自然以及與自然現象作斗爭的能力，增強了部落的整體實力，使整個部落越來越強盛，為后來統一中原各部落奠定了雄厚的物質基礎。
黃帝時代農業生產的發展還規定了中國文化后來發展的基本方向，形成建立在農業文明基礎上的獨特的中華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