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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江文化與黃河文化是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系統中各有悠久而獨立的始源、并行生長、生存和發展，并互相交錯影響和相互融匯的兩支主體文化。
長江文化作為源遠流長、綿延不絕的文化體系，主要由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楚湘文化和下游的吳越文化三支主要文化構成。
過去學術界對于長江文化，由于受到資料的限制而缺乏重視和關注。
改革開放以來，由于長江流域從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上游的三星堆文化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考古發現，以新的資料和新的視角大大拓展了長江文化研究的視野。
特別是巴蜀地區，由于寶墩古城文明的發現以及三星堆遺址、金沙遺址、商業街戰國開明王族獨木棺船棺葬遺址等重大發現，以新的面貌大大刷新了有關巴蜀文獻的歷史紀錄，遂使得原有老一代學者的一個個學術結論需要重新修改，對巴蜀文明在長江文明體系中的歷史定位需要作新的探索。
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區為依托，北及天水、漢中區域，南涉滇東、黔西，生存和發展于長江上游流域，具有從古及今的歷史延續性和連續表現形式的區域性文化。
早在人類起源時代，就有巫山人和資陽人的先后出現，這是傳說的“巴蜀同囿，肇于人皇”的時代，可見其始源就具有悠久性和獨特性。
到新石器時代，特別是晚期由文化積累到文明誕生的時代，巴蜀經歷了獨特的灰陶文化時代，玉器文化時代和青銅文明時代。
距今4500年前成都平原六座古城遺址為代表的寶墩文化，昭示著聚落的集聚終于誕生出初期的城市文明。
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衍變起來的廣漢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遺址為代表的殷商西周時期古蜀文化，展示了玉器時代的獨放異彩和青銅文明的不同凡響。
成都商業街戰國早期船棺葬和新都馬家大墓的發現，證實了古蜀開明王氏的存在不再是子虛烏有。
古蜀國傳說五祖從蠶叢、柏灌、魚鳧到杜宇、開明，這些不同時代的蜀族的生息和發展，就植根在考古發現的這一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
成都平原是當時長江上游古文明發展的中心，是長江文明的結穴處和生長點，這就是整個先秦時期巴蜀文化的歷史定位。
秦漢時期，巴蜀以“水利殖國”為特征的農耕文明發展起來，到漢唐時期一直保持著“天府之國，秀冠華夏”的記錄。
直到宋代，天府農業文明尚達于鼎盛 ，正如文天祥所說：“蜀自秦以來，更千年無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巨麗，遂甲于天下。”
（《衡州上元記》）兩漢和唐宋時期，是巴蜀生態和文化發展均居于全國乃至世界前列的時期，出現了巴蜀文化的兩次鼎盛。
當時的巴蜀人創造了世界漆器制造中心、世界天然氣發現始源地、雕版印刷術的發源地、世界紙幣“交子”的產生地等幾十項世界第一和中國第一的歷史文化紀錄，對大一統的中華民族文化作出了值得驕傲的
奉獻。
在文化世界，巴蜀文化創造者向以善于體認超越自我、貢獻新質文化因素著稱。
雖然從漢以來，巴蜀歷史上出的人才，其總量不及長江下游的江、浙、滬，但其所產“精英”，即《華陽國志》 所說： “英曜炳靈”的文化巨人則秀冠全國。
從司馬相如、揚雄到陳子昂、李白、蘇軾、張問陶、李調元和郭沫若， 都是“文章冠天下”的百科全書式文化巨人。
在他們身上，淵源于三星堆青銅文明的奇詭浪漫思維背景的巴蜀人球型思維和發散型思維特征最為鮮明。
直到“五四”時期，第一個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是四川新繁人吳虞，體現了蜀人勇于開拓、不畏權勢和習慣勢力的精神。
兩千年來巴蜀文化的不斷積累、變異和發展，為我們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靈世界三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獨特的歷史遺產，豐富的延展了長江文化的內涵，銘刻著長江文化突破傳統、突破自我、探索創新的精神。
在長江文化
體系中，巴蜀文化具有獨特的璀璨多采的歷史地位。
巴蜀文化的歷史特征
縱觀巴蜀文化的歷史地位，它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值得我們在實施西部開發，構建四川特色文化中加以重視。
第一個特征是它的開放性。
早在巴蜀文明的初生時期，它就是一個善于容納和集結的開放性體系。
“禹興于西羌”，夏禹文化興于西蜀而流播于中原及至東部吳越。
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銅牌飾與二里頭夏文化相同，表明夏禹文化的西興東浙是個歷史過程。
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的玉琮、牙璋與東方的良渚文化相似，表明東西部不同區域文化的特征交流和集結很早。
三星堆青銅文明的詭異特色，主要表現在具有地方性的禮器和神器上，而其尊、罍等酒器和食器則和中原殷墟是一致的，這說明它善于在創造自己地方性特色的基礎上，特別是在創造體現精神和心靈世界的神器的基礎上，吸納中原文化并與之交流。
良渚文化與三星堆文化均以精美玉器為其特征，表明長江文化很早就具有一致性，這是彼此開放交流的結果。
從歷史的進程看，巴蜀文化北與中原文化相融匯，西與秦隴文化交融，南與楚文化相遇，并影響及于滇黔文化。
正如四川的地形一樣，崇山峻嶺屏閉盆地， 使之易于形成為相對獨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區域； 同時，盆地又猶如聚寶盆，使巴蜀文化易于成為南北文化特征交匯和集結的多層次、多維度的文化復合體。
它的開放性還體現在很早就與外域文化相交流。
它是著名的“南方絲綢之路”傳輸的集散中心， 三星堆遺址的海貝、金杖，表明與中亞、西亞及海洋文明有聯系；新都畫像磚上的翼形獸、雅安高頤闕前有翼的石獅形象，明顯是安息藝術的影響。
歐洲的羅柯柯藝術，同巴蜀唐宋時期的瓷器藝術也有著一定的關系。
漢代的蜀郡漆器曾在蒙古的諾音烏拉和朝鮮的樂浪郡出土。
唐代不少印度僧人流寓西蜀，帶來佛教文化。
“西川印子”和龍爪蜀刻曾流播于日本、高句麗。
波斯人李家族世居成都，人謔稱“李波斯”。
這類文化交流例證可謂數不勝數。
作為農耕文明的典型，巴蜀文化自然有其封閉板結和落后保守的一面，這是自然經濟帶來的必然的特
征；但它確實又含有淵源于古典工商城市生活方式的極具開拓、開放性因素的另一面。
巴蜀雖為盆地，雖為“內陸大省”，但它有很早就發達的“貨賄山積”的工商業城市和充滿向外擴張活力的水文化，努力沖破盆地的束縛，嘗試突破傳統、變異自我、超越自我。
正是這種靜態的農業社會的小農生活方式與動態的工商社會的古典城市生活方式的矛盾運動，構成了巴蜀文化既善于交流和開放，又善于長期保持穩定和安定的多采畫面，引起了思想領域和思維方式的相應變化。
掌握這一矛盾運動的特征，充分利用其開拓性、開放性因素的精華，對于推動今天四川城市化進程，無疑是有益的經驗。
第二個特征是它的整體性。
巴蜀文化從其誕生時期開始，即開始了向大一統的中原文化凝聚和集結，實現“最廣泛的文化認同” （美國學者亨廷頓語） 的歷史進程。
一方面，從文化認同角度看，其特質和內涵從秦漢以后即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成為漢族文化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從區域特色的延續性角度看，它又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以蜀人自身的思維方式，努力實踐其區域性文化個性的更新與崛起。
從數千年的歷史進程看，巴蜀文化始源獨立發展的時期相對甚短，而其與漢文化融合融匯的時期則較長，表明巴蜀人歷代對于母體文化體系有最廣泛的文化認同的整體觀念和大局觀念。
在巴蜀文化體系下，巴文化和蜀文化本是兩支各具個性特色的文化。
古語說：“巴人出將，蜀人出相”。
四川所出四大元帥， 三個是巴人。
而四川的著名文人則多數出于西蜀。
這表明巴人和蜀人的文化性格是不同的。
蜀人自古即柔弱褊陒，狡黠多智，而巴人則歷來強悍勁勇，樸直率真。
但在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巴人和蜀人都能將迥不相同的價值觀念和文化品味整合、融鑄在一起，相反而又相成，
形成巴蜀文化的價值取向和審美情趣的整體性，整合為有別于其它區域性文化的巴蜀文明統一性。
而同時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著各自地方特色的價值體系和行為模式。
我們仍然可以細致區分出：重慶人開拓進取性強，成都人思維細膩、追求完美。
重慶人善于創業，成都人善于守業，二者又常常在生產、生活各方面能融洽地加以整合， 顯出四川人共同的個性來。
這種整體性特征產生的社會根基在于巴文化和蜀文化雖是兩支始原獨立（一起源于岷江流域，一起源于漢水清江流域）的文化，但它們又是親緣相近、演變的動力機制相近、具有共同性的生活結構體系的文化。
所以，從西晉裴度的《圖經》到唐代杜甫的蜀中紀行詩，直到19世紀末法國人古德爾孟的 《四川游記》都一致認為巴蜀是“異俗差可怪”的“另一世界”，其文化心理結構，包括內隱的心態和價值系統具有巴蜀的個性。
這種整體性的文化內涵說明巴蜀人善于將不同因素加以整合，善于恰當地將矛盾的因素融匯整合為突破傳統、鍥而不舍、奮發進取的積極力量，這對我們當前調整經濟結構，整合不同心態， 將是一種有益的啟示。
第三個特征是巴蜀文化的特色性
在于開創性與完美性的結合，在于順應社會結構轉型和更新的超前性，冒險性精神。
四川人在歷史上一個突出的思想特征是先亂后治的精神。
“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后治”是句古話，最早見于明末清初人歐陽直公的《蜀警錄》。
而更早的淵源則可追溯到《北周書》上蜀人“貪亂樂禍”的說法。
這一說法帶有一定的貶意，好象是四川人好轉，難治，刁頑。
但如從文化學角度看， 它說明巴蜀人的先亂后治精神是一種建設性的競爭思想。
郭沫若認為“能夠先亂是說革命性豐富，必須后治是說建設性徹底”，這兩方面結合起來就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精神。
他還認為“四川人的豐富的革命性和徹底的建設性是由李冰啟發出來的”，是“李冰的建設，文翁的教經，諸葛武侯的治績，杜工部的創作”感化和啟迪的結果。
這是很有見地的。
今天看來，先亂后治的精神，說明四川人的開創性、超前性和風險性意識強。
它的社會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險進取性、超前性與蜀人的追求完美性、穩定性的結合有密切關系。
這種精神在改革開放的今天仍有重要的價值。
承傳巴蜀文化的特征， 構建四川的特色文化
認識巴蜀文化的歷史定位和歷史特征，對于今天構建四川的特色文化有著重要的意義。
上述三大特征對于培育四川人的改革開放意識、改革大局意識和開創跨越意識有著極大的作用。
通過巴蜀文化開放性的研究，可以充分認識巴蜀文化的特征：“封閉中有開放的活力，開放中有封閉的觀念”。
今天講西部開發，講解放思想，就要把握這一文化特征，對阻滯社會結構轉型和更新的封閉性習慣勢力要首先在觀念上有重大突破和創新， 抑制其糟粕一面。
而對極具開拓、開放性因素的精華， 則要善于發掘和積聚。
只有這兩方面研究和認識深入了，工作扎實了，解放思想，勇于開放的行為模式才能真正樹立起來。
文化的整體性也是一種以人為本、以人為中心的人本主義思想的體現。
這種思想對于巴蜀文化特別突出。
舉例來說，巴界的方位觀念就與北方和中原不 同。
遠在古代，中原人是東、南、西、北的觀念順
序，而蜀人所著《山海經》和司馬相如的《大人賦》，其方位順序觀念則是南、西、北、東，這充分表明了巴蜀文化的獨特性 。
直到現在 ，成都人與北方人的方位觀念也有明顯差別。
北方人習慣用語是向南向東來指示方向，這是以宇宙為坐標體系，人是服從于這個坐標體系的，所以用東南西北的坐標來指示方向。
成都人的口頭語是“倒左手、倒右手、端端走、抵攏倒拐”等話來表示方向，這是以 人的身體為中心，人是座標體系的主人，所以用人的身體的前進方向來指示道路。
這種人本思想十分可貴。
特別是在城市功能和結構以及城市布局日益趨同化、單一化的今天，城市生態與城市文態被建設性的破壞所消極影響的今天，用以人為本的思想來搞好環境配置，重視歷史資源的保護，對于提升城市特色和城市形象是大有益處的。
從改革開放以來四川的發展例證來看，四川在縣級經濟改革、擴權試點、股份制試點等方面均曾走在全國前頭，創造了全國第一的紀錄，但這些紀錄一是持久性不強，二是整體性滯后。
這同歷史上的情況類似，往往單個超前多，整體超前少，且不易持
久，這是巴蜀文化長期積累形成的消極因素，是需要整體性思想和大局觀念來加以整合和消除的。
開創性、超前性和追求完美性的結合，這就是我們建設四川特色文化的方向，這就是我們通過巴蜀文化歷史定位和歷史特征的研究得出來的一些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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