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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散文以歷史散文和政論散文最為突出。
司馬遷的《史記》以人物為中心來反映歷史，創立了紀傳體史書的新樣式，也開辟了傳記文學的新紀元，是漢代最輝煌的成就。
東漢班固的《漢書》與之齊名。
政論文中名篇佳作疊現，其中包括：賈誼的《過秦論》、《論治安策》，晁錯的《論貴粟疏》，桓寬的《鹽鐵論》，王充的《論衡》，王符的《潛夫論》，仲長統的《昌言》等。
從文化上看，漢代文學有著濃厚的因襲復古之風，此與整個漢代以五經為祖禰，以圣賢為準則，和重師法傳承、章句治經的學術風氣有關。
這也就造成了后世一些文學史家批評漢代文學的雙向模式，即儒家正統思想支配下的教化文學觀是復古保守的，道家異端思想支配下的自然文學觀是創新進取的。
兩漢詩歌以樂府詩和五言詩成就最為顯著。
兩漢樂府詩是繼《詩經》、“楚辭”之后的又一種新詩體。
著名的《孔雀東南飛》是樂府詩中的敘事長篇，后人把它與北朝的《木蘭詩》和唐代韋莊的《秦婦吟》并稱為“樂府三絕”。
《古詩十九首》則代表了漢代五言詩的最高成就。
漢賦乃兩漢一代之文學，是一種新興的文體。
它介于詩歌和散文之間，韻散兼行，是詩的散文化，散文的詩化。
它兼收并蓄《詩經》、“楚辭”、先秦散文等諸種文體。
形成了一種容量宏大且頗具表現力的綜合型文學樣式。
賈誼的《吊屈原賦》是騷體賦，枚乘的《七發》是漢大賦正式形成的標志，司馬相如的大賦是漢賦的頂峰。
之后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都為漢大賦力作。
張衡的《歸田賦》還開啟了抒情小賦的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