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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軾的一生
引言：“審美人生與仕宦人生是極端對立的兩種人生態度，官場生活與詩人本性，從根本上來說，是格格不入的：一個是戴著面具的政客，一個是赤子之心的詩人，一個極端需要官場應酬的虛偽，一個必須是肝膽相照、表里澄徹。
蘇軾的人生是一種典型的審美人生，即以沉浸于文學藝術的讀書寫作，賞玩人生宇宙的色相、秩序、節奏與和諧為人生愉悅。”
今天讀到了老師寫的《蘇軾的審美人生》一文，是我對蘇軾有了進一步的了解。
從小學開始我們就開始學習蘇軾的詩，最初只是覺得他的是寫得很豪放，對他們人并不了解。
可是讀完了這篇文章之后，我覺得在它的身上有著太多的東西讓我們去敬佩，他的文采，他的性格。
下面，我僅對蘇詩作一下介紹：
（一）蘇軾的生平：
蘇軾（1037～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號“東坡居士”，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宋代著名的文學家、書畫家。
他與他的父親蘇洵、弟弟蘇轍皆以文學名家，世稱“三蘇”；與漢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齊名。
提到他，凡是有點文學常識的人，幾乎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他的父親蘇洵，即是《三字經》里提到的“二十七，始發憤”的“蘇老泉”。
蘇洵發憤雖晚，但用功甚勤。
蘇軾晚年曾回憶幼年隨父讀書的狀況，感覺自己深受其父影響。
當然，假若沒有蘇洵的發奮讀書，也就不可能使蘇軾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學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虛歲二十的蘇軾首次出川赴京，參加朝廷的科舉考試。
在翌年，他參加了禮部的考試，以一篇《刑賞忠厚論》獲得主考官歐陽修的賞識，高中進士。
嘉佑六年，蘇軾應中制科考試，即通常所謂“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
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憂扶喪歸里。
熙寧二年（1069）服滿還朝，仍授本職。
蘇軾幾年不在京城，朝里已發生了天大的變化。
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支持變法。
蘇軾的許多師友，包括當初賞識他的恩師歐陽修在內，因在新法的施行上與新任當國王安石意見不合，被迫離京。
朝野舊雨凋零，蘇軾眼中所見的，已不是他二十歲時所見的“平和世界”。
蘇軾因在返京的途中見到新法對普通老百姓的損害，故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認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書反對。
這樣做的一個結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離京的師友一樣，不容于朝廷。
于是蘇軾自求外放，調任杭州通判。
蘇軾在杭州呆了三年，任滿后，被調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這樣持續了有大概十年，蘇軾遇到了生平第一禍事。
當時有人故意把他的詩句扭曲，大做文章。
元豐二年（1079年），蘇軾到任湖州還不到三個月，就因為作詩諷刺新法，“文字毀謗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獄，史稱“烏臺詩案”。
蘇軾坐牢103天，幾瀕臨被砍頭的境地。
幸虧北宋在太祖趙匡胤年間即定下不殺大臣的國策，蘇軾才算躲過一劫。
出獄以后，蘇軾被降職為黃州團練副使（相當于現代民間的自衛隊副隊長）。
這個職位相當低微，而此時蘇軾經此一獄已變得心灰意懶，于公余便帶領家人開墾荒地，種田幫補生計。
“東坡居士”的別號便是他在這時為自己起的。
宋神宗元豐七年，蘇軾離開黃州，奉詔赴汝州就任。
由于長途跋涉，旅途勞頓，蘇軾的幼兒不幸夭折。
汝州路途遙遠，且路費已盡，再加上喪子之痛，蘇軾便上書朝廷，請求暫時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準。
當他準備南返常州時，神宗駕崩。
哲宗即位，王安石勢力倒臺，司馬光重新被啟用為相。
蘇軾于是年被召還朝。
這之后短短一兩年內，蘇軾從登州太守，拔升翰林學士，至上禮部尚書。
俗語：“京官不好當。
”當蘇軾看到新興勢力拼命壓制王安石集團的人物及盡廢新法后，認為其與所謂“王黨”不過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諫議。
蘇軾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黨，有不能見諒與舊黨，因而再度自求外調。
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分，再次到闊別了十六年的杭州當太守。
蘇軾在杭州的唯一政績便是修了一項重大的水利建設，在西湖旁邊筑了一道堤壩，也就是著名的“蘇堤”。
蘇軾在杭州過得很愜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但沒過多久，王安石再度執政，他就又被召回朝。
但不久又因為政見不合，被外放穎州。
之后蘇軾幾次入朝、貶官、貶官、入朝……飽嘗宦海沉浮之苦。
一度曾被貶到惠州、儋州（在今海南島），至徽宗建宗靖國元年（1101年）再次被召還京時，病逝于常州，享年六十六歲。
從蘇軾的履歷來看，他做官是不成功的；他的主要功勛在文學創作上。
他是有名的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同時還是宋代四大書法家（蘇、黃、米、蔡）之一。
就現存蘇軾的作品看來，他詩詞歌賦，樣樣精通，在人才濟濟的兩宋王朝，他無論詩，詞，還是散文，都是大家。
（二）蘇軾的人生觀，審美觀：
蘇軾多元的人生觀及其豐富復雜的思想對其文學的影響是多方面的，近幾年研究者對此各持不同看法。
如蒲友俊《超越困境：蘇軾在海南》（《四川師大學報》1992年第3期）認為，蘇軾樂觀豁達的生存方式和審美態度，使他能戰勝在偏遠窮荒的海南儋州的種種迫害和磨難，登上詩歌創作和文學思想的頂峰。
陳曉芬《佛教思想與蘇軾的創作理論》（《文藝理論研究》1992年第6期）認為，“佛教思想以它涉及宇宙構成的宏觀內容，以超脫常俗的認識方式和思維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與創作的某些規律更能溝通”，“蘇軾一向崇信佛教，與僧人交往密切，又熟讀各種佛經，深通佛理，因而佛教思想給予他的創作許多的啟示”。
劉石《蘇軾創作中與佛禪有關的幾個問題》（《貴州社會科學》1992年第3期）從佛禪典故、佛禪用語、禪意表現等三個方面論述蘇軾詩文善用禪典、禪語表現禪境的特色。
高林廣《淺論禪宗美學對蘇軾藝術創作的影響》（《內蒙古師院學報》1993年第1期）從思維特點、審美態度及審美方式等諸方面初步考察了禪宗美學對蘇軾藝術創作的影響。
禪宗美學反理性的思維特點為蘇軾所援引，這使他的一部分作品充分強調了個體情感的抒發和文學真正內涵的審度：禪宗美學超功利的審美態度反映在蘇軾的作品中便集中體現為一種超然精神，因而造就了其創作或主淡泊或主豪猛的多方面的風格特點；蘇軾援引禪宗美學“見象而離相”審美方式的直接結果是形成了其以寓意于物而又不滯于物為主要特征的詩境特點。
與之相反，齊文榜《東坡詞風與釋道思想》（《河南大學學報》1993年第2期）認為，釋道思想使東坡詞的一些豪放之作蒙上了一層虛無的色彩，其由積極用世轉向佛老思想的大轉折，反映到創作上便出現了詞風的巨大變化，代之以豪放與曠達相兼以及曠達飄逸的作品。
覃召文《佛之夢魘與禪之憂傷——嶺南時期蘇軾的禪佛情結》（《文史知識》1996年第6期）認為：“蘇軾的人格不是單一的曠達，其心中也潛藏著深深的憂傷”，并且“成了后期，特別是嶺南時期蘇軾人格的主導方面”，追求其深層原因，是“蘇軾的禪佛信仰與自我實現的要求劇烈沖突所致”，“蘇軾的禪佛信仰不僅奠定了其后期詩文的感傷主義基調，也重鑄了他自己的人格”，從比喻的意義上來說，此期的蘇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稱得上是禪佛思想的犧牲品。
另一些研究者則探討了蘇軾作品與道家思想的關系。
如張維《論蘇軾美學思想與道學的聯系》（《社會科學研究》1994年第4期）論述了蘇軾的道家思想對其審美觀和藝術創作的影響，認為“他把修道同藝術創作有機結合起來，把道的觀念和道的原則貫穿到他的創作中，使得其作品具有靈氣，更具美感”。
曾之魯《試論蘇軾“記”體散文中的道家思想》（《寶雞師院學報》1990年第4期）認為，蘇軾散文中體現的道家思想往往經過儒家思想的中和與改造，成為一種儒化了的道家思想，在特殊環境中，發揮出較多的積極作用。
周小華《蘇軾的“虛”、“靜”、“明”觀——論莊子的“心齋思想”對蘇軾后期思想的影響》（《學術月刊》1996年第9期）認為“蘇軾的虛靜之心，既與莊子思想超越的一面相通，又無法擺脫儒家思想的羈絆”。
楊勝寬《君子如水，因物賦形：蘇軾人格思想片論》（《唐都學刊》1993年第2期）認為蘇軾繼承和綜合了儒道兩家所標榜的理想人格思想，提出了“君子如水，因物賦形”的人格理想，蘇軾的人生境界、文學藝術追求，都打上了這一理想人格境界的烙印。
宋代理學興起，對蘇軾創作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鄭榮基《蘇軾文藝理論批評和創作思想的核心》（《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4年第4期）認為“理”貫穿著蘇軾的整個哲學思想、文藝理論和創作實踐，不過蘇軾的理帶有樸素的辯證唯物思想，指的是事物發生、發展和變化的客觀規律，表現在重理、知理和達理三個方面。
還有部分研究者從美學的角度分析了蘇軾的文藝觀。
如王世德《蘇軾論妙出法度的審美意味》（《徐州師院學報》1992年第2期）論述了蘇軾藝術觀中法度與新意的關系，及其“寄至味于淡泊”的藝術追求。
張毅《清曠之美——蘇軾的創作個性、文化品格及審美取向》（《文藝理論研究》1992年第4期）以“清曠”之境概括了蘇軾作品的藝術特性。
耿琴《蘇軾“行云流水”說》（《煙臺大學學報》1994年第4期）認為蘇軾反復以行云流水喻詩文之道，反映了他崇尚自然的美學追。
（三）尾聲：
讀到這里，大家已經對蘇軾有了一定的了解，蘇實在文學創作上是成功的，可是做官上卻是不成功的。
因為他的性格與當時的社會太格格不入。
雖然他有理想，有抱負，但他的才干卻因受到排擠而無法得到施展，可謂是生不逢時。
最后，蘇軾選擇了用寫詩來排解痛苦，
用創作來充實自己，取悅自己。
于是留下了許多氣勢磅礴的壯麗詩篇。
蘇是有著自己的人生觀價值觀，同時，他也有著自己的審美觀點，那就是寫作。
因此，他的詩深受他的審美觀的影響。
蘇軾用他的筆描繪了他的一生，也給后人留下了精美的詩作。
我們要感謝老天，為我們創找出了這么一位偉大的詩人，正是因為他的與眾不同的審美觀點，使他可以在郁郁不得知識仍能夠創作。
蘇軾身上還有太多的東西值得我們去研究，去思考。
我相信，總有一天，一個完整的蘇軾會展現在我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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