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
（一）孟子的論辯邏輯
孟子論辯之所以所向披靡，無往不勝，嚴密的邏輯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
譚家健認為孟子雖然不像墨子那樣有比較完整的形式邏輯理論，但是“卻能普遍而熟練地使用著形式邏輯的思維規律和思維形式，其文章都有著嚴格的邏輯”，在論辯過程中，孟子成功地運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從而“無論和誰辯論，孟子都從沒有輸過”[2]。
孟子論辯中所運用的邏輯方法有：（1）逐層推論法，又稱“臺階術” 。
在具體的論辯中，穿插運用演繹法和歸納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縱，開合自如，引人入勝。
如《梁惠王下》：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楚游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王曰：“已之”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從交友之道說起，獲得齊宣王認同，登上第一級臺階；次及部門長官的政務，引齊宣王躋上第二級臺階；最后提出議論中心，使齊宣王不得不在內心贊同，雖然他口頭上不愿表態，從而達到規諫國王的政治目的；
（2）破斥兩端法，針對論敵用假言推理與選言推理的綜合方法進行的責難，孟子從容應對，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
（3）提出新論點法，即當論敵用假言和選言推理進行論辯時，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論點，以擊破對方隱含的錯誤觀點；
（4）例證法，即把例證作為一個前提，使邏輯推理更加嚴密。
儒家主張“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要求人們的言談舉止都要合乎禮節。
但孟子認為不能只拘泥于禮節，而應視實際情況靈活變通。
例如拿飲食、婚姻的重要方面與禮節的輕微細節作比較，那么飲食、婚姻重于禮節。
“男女授受不親”雖是一條儒訓，但孟子認為“嫂溺不援，是狼也。
男女授受不親，禮也。
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離婁上》)。
有一個任國人對孟子的學生屋廬子說：“如果按照禮節去找吃的，便會餓死；不按照禮節去找吃的，便能得到吃的，那一定要按照禮節去行事嗎？如果按照迎親禮，便得不到妻子；如果不行迎親禮，便會得著妻子，那一定要行迎親禮嗎？”屋廬子茫然不知所對，轉而求助于孟子。
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樓。
舍重于羽者，豈謂一鉤金與與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軫兄之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軫，則不得食，則將只能之乎？逾東家之墻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孟子·告子下》)
孟子并不直接回答任國人的詰難，而是舉出兩個例子讓任國人判斷，間接表述自己的觀點，即應當根據禮節來待人處事，決不能違反禮節，任意胡作非為，干出傷天害理之事。
（二）孟子的論辯語言
語言是論辯的物質手段，論辯是語言的直接交鋒。
孟子很重視論辯的語言，他的語言是論理式邏輯語言，又是形象化的文學語言。
這既有利于加強論辯的說服力，又有利于增強論辯的感染力。
善譬巧喻是《孟子》散文語言藝術的顯著特色，譚家健認為，孟子的比喻“淺近平易而生動有有趣，輕快靈便而又深刻貼切”，“堪稱比喻圣手”，他往往以生活常理就近設譬，運用靈活，精辟允當，一語中的，從而引起讀者廣泛的共鳴；用寓言故事作譬喻《孟子》為開風氣者，這類“敘述則時特精妙”的長喻“曲折多姿，生動有趣”，“有很高的藝術價值”[3]短喻則既平易又精練，正喻生動有趣，反喻夸張幽默。
實際上無論是單純的比喻，還是故事性的長喻，為先秦諸子散文所共有，而孟文為人所稱道，是因為有其獨特的“個性”，從而形成了孟文特有的風格，管文提供的思路當有某種方法論意義。
孟子主張性善說，把“義”看作是性善論的主要內容之一。
“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孟子·告子上》)生命是人所共見的，人們都能切切實實體會到它的存在和價值，能唱能跳，善行會跑。
但是，“義”是個抽象的概念，無聲無嗅，無形無狀，普通人難于把握。
為了使“義”的價值能夠直觀現實在人們眼前，孟子采用了譬喻說理技巧，用魚比喻“生”，用熊掌比喻“義”，具體形象地區別出“生”和“義”價值高下不同。
因此，“舍生取義”的結論就易于為人們接受和實踐。
（三）孟子的論辯方法
方法是通達勝辯的橋梁。
孟子的論辯方法是他的論辯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能針對不同的對象、不同的問題、不同的態度、不同的情況，采取因勢利導、比較異同、利實相參、執中有權等方法，特別是“執中有權”論，可以說是孟子分析情況、處理問題的基本方法。
孟子認為“執中無權，亦猶執也”。
孟子認為“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是極端自私的，而“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用博愛代替自私，不利于宗法制度。
所以孟子反對執著，“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所惡執一者，為其賦道也，舉一而廢百也”(《孟子·盡心上》)。
他運用“執中有權”法，擺脫了辯論中的兩難的困境。
其次，孟子經常采用因勢利導的方法，借以激發對方的善端，減少論辯的對抗，宣傳、實現自己的主張。
孟子一向主張“仁政”，他在勸告君王要實行仁政時曰：“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然后又說“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公孫丑上》)，使君主聽了心悅誠服。
孟子還認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力，或勞心；勞力者治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義也”(《孟子·滕文公上》)。
此外，孟子主張王道，就要和霸道比較；主張正義之戰，就要和不義之戰比較；主張仕以其道，就要和仕非其道比較。
比較才能分清是非、好壞、輕重、大小，這是論辯最直接的任務。
（四）孟子的論辯風格
風格是孟子論辯藝術的總體特點。
如果孟子的論辯藝術沒有獨特的風格，就不成其為孟子的論辯藝術了。
旗幟鮮明、感 情強烈、文采斐然、說理痛切，這都是孟子論辯藝術的總體特點。
孟子在論辯中主張什么，反對什么，立場、觀點鮮明，而且感情色彩強烈。
他反對不義之戰，歌頌正義之戰；反對暴政，贊揚仁政；反對楊墨，推崇孔子；反對窮奢極欲的權貴，同情水深火熱中的百姓。
孟子在論辯中長于說理，顯示出他雄辯的才華。
他往往能針對對方的言論，不急不迫、一步緊似一步地論說開來，最后用精辟的語言概括出自己的思想，一針見血地指出對方的謬誤，確有說理痛切、發人深省、令人信服的效果。
孟子常用排比、對偶等手法進行勸說。
他在勸君主端正對大臣的態度時，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孟子·離婁下》）。
孟子還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溪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孟子·公孫丑下》）。
上述觀點皆本人的淺顯之談，對于亞圣孟子的散文，還待深入研究。
注釋：
[1]《文心雕龍·論說》，意為：“一個人論辯的價值，比國寶九鼎還貴重；三寸之舌的力量，比百萬雄師還強大。
”劉勰對論辯的評價，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