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我國古代散文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以下幾個時期：
（一）先秦時期
1.第一部散文集《尚書》
殷商甲骨文的某些卜辭已可算作片段的散文，成篇的散文可以追溯到《尚書》。
原稱《書》，到漢代改稱《尚書》，意為上代之書。
這是我國第一部上古歷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匯編，它保存了商周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書》所錄，為虞、夏、商、周各代典、謨、訓、誥、誓、命等文獻。
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獻是據傳聞而寫成，不盡可靠。
“典”是重要史實或專題史實的記載；“謨”是記君臣謀略的；“訓”是臣開導君主的話；“誥”是勉勵的文告；“誓”是君主訓誡士眾的誓詞；“命”是君主的命令。
還有以人名為標題的，如《盤庚》、《微子》；有以事為標題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內容為標題的，如《洪范》、《無逸》。
這些都屬于記言散文。
也有敘事較多的，如《顧命》、《堯典》。
其中的《禹貢》，托言夏禹治水的記錄，實為古地理志，與全書體例不一，當為后人的著述。
自漢以來，《尚書》一直被視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哲學經典，既是帝王的教科書，又是貴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經大法”，在歷史上很有影響。
《尚書》的文字內容特點：《尚書》所記基本是誓、命、訓、誥一類的言辭。
文字古奧迂澀，所謂“周誥殷盤，詰屈聱牙”就是指這個特點。
但也有少數文字比較形象、朗暢。
《尚書》是中國最古的記言的歷史。
所謂記言，其實也是記事，不過是一種特別的方式罷了。
記事比較的是間接的，記言比較的是直接的。
中國的記言文是在記事文之先發展的。
商代甲骨卜辭大部分是些問句，記事的話不多見。
兩周金文也還多以記言為主。
直到戰國時代，記事文才有了長足的進展。
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說出的、寫下的都可以叫作“辭”。
卜辭我們稱為“辭”，《尚書》的大部分其實也是“辭”。
我們相信這些辭都是當時的“雅言”，就是當時的官話或普通話。
但傳到后世，這種官話或普通話卻變成了詰屈聱牙的古語了。
《尚書》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號令，就是向大眾宣布的話，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話。
《尚書》是中國古代散文已經形成的標志。
書中文章，結構漸趨完整，有一定的層次，已注意在命意謀篇上用功夫。
后來春秋戰國時期散文的勃興，是對它的繼承和發展。
秦漢以后，各個朝代的制誥、詔令、章奏之文都明顯地受它的影響。
劉勰《文心雕龍》在論述“詔策”、“檄移”、“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文體時，也都溯源到《尚書》。
《尚書》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帶有某些情態。
如《盤庚》3篇，是盤庚動員臣民遷殷的訓詞，語氣堅定、果斷，顯示了盤庚的目光遠大。
2.歷史散文
先秦歷史散文為中國的歷史文學奠定了基礎，對后世歷史家和古文家都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殷商時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記史的散文。
到了周朝，各諸侯國的史官進一步以樸素的語言、簡潔的文字記錄了列國間的史實，如《春秋》。
以后，隨著時代的需求，產生了描述現實的歷史文學，這就有了《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著作。
《左傳》與《戰國策》是先秦歷史散文的代表。
“至戰國而后世之文體備”（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相傳是春秋末年魯國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萬字，記載了春秋240年間列國的政治、軍事、外交活動和言論以及天道、鬼神、災祥、占卜之事。
這部書敘事富于戲劇性，情節緊湊，戰事描寫尤為出色，語言精煉、富于形象。
《國語》是一種國別史，分別記載了周王朝及諸侯各國（公元前1000——前00）之事，記言多于記事，所記大多為當時較有遠見的開明貴族的話。
《戰國策》作者不可考，現在版本為西漢劉向輯成。
它同《國語》一樣，也是分國記事，記載了西、東周及秦、齊、楚、趙等諸國之事，記載內容是謀臣策士的種種活動及辭說。
《戰國策》文章的特點是長于說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極為生動。
3.諸子散文
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產生了諸子散文。
春秋戰國之交是社會大變革的時代，各種學術流派紛紛著書立說，爭論不休，形成百家爭鳴的局面。
代表不同階級或階層的思想家的著作，促進了說理散文的發展。
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
記載他們言論的書流傳到現在的有《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韓非子》等。
《論語》和《孟子》是儒家詮釋“仁”的著作。
《論語》是記錄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簡短的談話和問答。
《孟子》是記載孟軻言論的。
孟軻長于辯論，因此書中語言明快，富于鼓動性。
《墨子》代表墨翟“兼愛”的主張，語言樸素，說理明確，邏輯性很強，《兼愛》、《非攻》等篇極有代表性。
《莊子》代表道家莊周“無為而治”的主張。
莊子散文在諸子中獨具魅力。
這表現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銳的觀察力，善用民間寓言，長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學趣味。
《韓非子》代表法家“因時制宜”的主張。
韓非散文結構嚴謹，鋒芒銳利，說理深刻。
《荀子》代表荀況的學說，現有32篇，多長篇。
荀子散文特點：論點明確、層次清楚、句法整練、詞匯豐富。
《呂氏春秋》是秦丞相呂不韋門客的集體創作。
它包括八覽、六論、十二紀，兼有儒、道、墨、法、農諸家學說。
書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時代的文獻和佚事。
它是一種系統化的、集合許多單篇的說理文，層層深入，最見條理。
和諸子散文一樣，它往往以寓言故事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
先秦諸子的說理散文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藝術風格上，都對后世散文的發展產生了顯而易見的影響。
（二）兩漢
兩漢時代，散文進一步發展。
1.政論文
漢初，政論散文有所發展。
賈誼（公元前200——前168）是西漢初年杰出的文學家，他的文章《過秦論》總結了秦代滅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農民起義的教訓，發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
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語言富于形象性。
除賈誼外，漢初還有不少散文家，他們的文章大多或論秦之得失，或針對時弊，提出自己的主張，其中以晁錯和鄒陽成就較高。
晁錯以主張募民備塞的《守邊勸農疏》、《論貴粟疏》兩篇散文最為著名。
2.史傳文
漢武帝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封建王朝迫切需求總結古代文化，給予大一統的統治局面以哲學和歷史的解釋。
（1）《史記》
司馬遷的《史記》代表了兩漢散文的最高成就。
它的出現將先秦歷史散文又大大向前發展了一步。
魯迅先生在他的《漢文學史綱要》一書中稱贊《史記》是“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的貢獻和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①開創了“紀傳體”體例。
紀，指本紀，即皇帝的傳記；傳，指列傳，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傳記。
歷史人物是豐富多彩的，歷史現象是紛紜復雜的。
司馬遷在前人的基礎上，在《史記》中以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體結構。
創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為主體的歷史編纂學方法。
“本紀”按年代順序記敘帝王的言行和政跡；“表”按年代譜列各個時期的重大事件；“書”記錄了各種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載述諸侯國的興衰和杰出人物的業績；“列傳”記載各種代表人物的活動。
司馬遷創造性地把這五種體裁綜合起來，形成一個完整的統一體系。
②《史記》開創了政治、經濟、民族、文化等各種知識的綜合纂史方法。
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寫到漢武帝時期，記載了我國近三千年的歷史。
是我國第一部規模宏大、貫通古今、內容廣博的百科全書式的通史。
在《史記》中，司馬遷第一個為經濟史作傳：《平準書》、《貨殖列傳》；司馬遷又第一個為少數民族立傳：《匈奴列傳》、《西南夷列傳》等；他還第一個為卑微者列傳：《刺客列傳》、《游俠列傳》等。
《史記》第一次把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包容在歷史學的研究范圍之內，從而開拓了歷史學研究的新領域，推動了我國歷史學的發展。
由于紀傳體可以容納廣泛的內容，有一定的靈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級關系，因而這種撰史方法，為歷代史家所采用，影響十分深遠。
③秉筆直書，是我國寶貴的史學傳統，司馬遷的《史記》對此有很好的發揮。
秉筆直書，就是史學家必須忠于歷史史實，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撰寫歷史。
《史記》明確表示反對那種“譽者或過其失，毀者或損其真”的作法。
項羽是司馬遷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馬遷以極大的熱情和強烈的愛記述了項羽的偉業。
但對于項羽的驕傲自大和企圖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點，司馬遷也進行了深刻的批判。
對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從感情上司馬遷是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惡。
相反，對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統一中國的歷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
正因為司馬遷的實錄精神，才使《史記》以信史聞名于世。
《史記》還貫穿一條重要線索，即重視人的歷史作用。
司馬遷是反天命的。
強調人是歷史的中心。
因此，他在寫帝王將相的同時、注意為社會上的各種人立傳，尤其是把農民起義的領袖陳勝、吳廣，放到與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會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來寫。
所以在《史記》中，既有戰國七雄的世家、蕭丞相（蕭何）、留侯（張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時也有《陳涉世家》。
司馬遷也很重視物質生產活動在歷史上的作用，把經濟狀況同政治上的治亂興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
他還強調總結歷史經驗，提出以史為鏡、鑒往知來的思想。
由于司馬遷在歷史編纂學上的偉大創造精神，他的進步的史學思想和嚴謹的治史方法，使《史記》成為我國史學史上一座巍峨的豐碑，司馬遷也贏得了“中國史學之父”的美名。
④《史記》是一部形象生動的歷史，它的文采歷來為我國文學界所稱頌，它開創了我國傳記文學的先河。
司馬遷像一個出色的畫家，以他那十分傳神的畫筆，為我們勾畫出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畫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間的雕塑家，以他那鋒利的刻刀，為我們塑造了一個個風采各異的雕像。
在《史記》這座人物畫廊里，我們不僅可以看到歷史上那些有作為的王侯將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計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爭鳴的先秦諸子、“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諾必誠的游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賈，以及醫卜、俳優等各種人物的風采，給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啟迪。
司馬遷創造性地把文、史熔鑄于一爐，為我們寫下了一部形象的歷史。
所以，魯迅先生稱贊《史記》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正因為如此，在中國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記》擁有的讀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2）《漢書》
在《史記》的影響下，東漢產生了不少歷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漢書》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①《漢書》具有濃厚的封建正宗思想。
班固時，封建神學思想已發展成為當時的統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盡心焉”的史學家，他們自然以維護封建神學思想為己任，將“圣人之道”作為自己著作的指導思想。
這樣，作者一面承襲《史記》的內容，一面又指責它的“是非頗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記》的觀點，使《漢書》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
《漢書》神化西漢皇權、擁漢為正統的思想，其目的是為論證東漢王朝的正統性和神化東漢皇權服務的。
因此，以陰陽五行學說為理論根據的“五德終始說”和王權神授的封建神學說教，便成為《漢書》的主導思想。
為了宣揚“天人感應”、災異祥瑞的封建神學思想，《漢書》首創《五行志》，專門記述五行災異的神秘學說，還創立《睦西夏侯京翼李傳》，專門記載五行家的事跡。
②《漢書》開創了斷代為史的編纂體例。
班固之所以斷代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適應時代的要求。
他總結漢武帝到東漢初年，約一個半世紀的歷史著作，加以創造性的發展，其目的是為當時統治階級的政治服務。
班固認為，《史記》的通史體例，將西漢一代“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既不利于宣揚“漢德”，又難以突出漢代的歷史地位。
這是《漢書》斷代為史的根據。
于是，《漢書》“包舉一代”，斷限起自西漢建立，終于新朝的滅亡，為了突出劉邦，就將《高帝紀》置于首篇。
這種斷代為史的體例，受到后來封建史家的贊譽，并成為歷代“正史”編纂的依據。
在編纂體例方面，《漢書》繼承而又發展《史記》的編纂形式，使紀傳體成為一種更加完備的編纂體例。
例如，《史記》雖然立了《呂后本紀》，但卻用惠帝紀年，《漢書》補立《惠帝紀》，解決《史記》在體例上的混亂；對于年月的記載也比《史記》詳細和明確。
再者，《漢書》新創立的四種志，對于西漢的政治經濟制度和社會文化的記載，比《史記》更加完備，從而提高了《漢書》的史料價值。
對于傳記的編排，《漢書》基本上按時間先后為序，體例上也比《史記》整齊劃一。
③資料豐富，保存許多重要的歷史文獻。
現存《漢書》約80萬字，卷帙比《史記》繁富。
它增載不少重要的詔令，主要集中在帝紀部分。
在許多人物傳記中，《漢書》又收入大量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對策、著述和書信。
在《漢書》的10志中，也有類似的重要歷史文獻的收載，如《食貨志》收入晁錯的《論貴粟疏》等。
《漢書》還增補《史記》對于國內外各民族史的資料。
例如，在《史記·匈奴列傳》的基礎上，《漢書》大量增補漢武帝以后的史實，比較完整地記述了自遠古至西漢末年匈奴民族的歷史。
《漢書》又合并《史記》的南越、東越、朝鮮、西南夷諸傳，在補充大量的史實基礎上，以合傳形式寫成較為詳細的《西南夷兩粵朝鮮傳》。
同時，《漢書》改《史記·大宛列傳》為《西域傳》，記述今新疆境內我國各民族歷史，以及中亞和西南亞諸國史。
3.賦
漢代出現了一種新的文體“賦”。
賦的名稱始于戰國趙人荀卿的《賦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體制。
講究文采、韻節，兼具詩歌和散文的雙重性質。
接近散文的稱“文賦”，接近于駢文的稱“駢賦”。
漢賦以鋪敘事物見長，繼承了《楚辭》一些形式上的特點，更多地采用散文手法，因其篇章宏大，后世稱為“大賦”。
大賦是對東漢以后抒情為主的“小賦”而言。
大賦大都以問答為骨架，鋪陳名物、排比詞藻、好用古文奇字和雙聲疊韻詞，鋪陳多用整齊對稱的韻語，敘述多用散文句。
枚乘的《七發》是漢賦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
其他代表作如司馬相如《上林賦》、揚雄《長楊賦》、班固《兩都賦》、張衡《二京賦》等。
小賦是漢代后期繼大賦后出現的新體賦，至六朝而盛行。
多為抒情作品，篇幅較小，少用典故。
至唐宋，進士考試科目中的律賦亦稱小賦。
這些賦短小精悍，不再是主客對話的形式，而是作者的直接描寫。
（三）魏晉南北朝
魏晉南北朝時期，本期文章多講求聲律，形成馬并儷文體，《水經注》、《洛陽伽藍記》不同凡響。
魏晉南北朝的文壇出現了新的格局，并開拓出個性化與美文化的多元發展前景。
在各種文體中，辭賦創作的時代特征最為突出，與漢賦的對比也最為鮮明。
講究對偶、聲律和藻飾之美成為風氣，文章的句式結構逐漸發生變化，其結果是駢文的出現和成熟。
賦體受詩的影響，也趨于駢化，有些賦其實就是駢文。
北朝文壇雖然整體上受駢化的影響，但仍有別具風格的散體名篇大放異彩，從而構成對唐代文壇發展的多重影響。
辭賦在魏晉時期出現了新局面，其標志是抒情小賦的涌現，從而拓展了辭賦的表現領域與表現風格。
沿著東漢以來情理賦發展的方向，魏晉之際的辭賦創作顯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
隨著感情表現領域的擴大，作者的表現力也在個性化的基礎上得到進一步的加強。
與東漢班固、張衡等賦家兼善散體大賦與騷體辭賦不同，這一時期的作家往往集詩人與小賦作者于一身，這也標志著詩賦交相影響的深化。
王粲的詩賦為“七子之冠冕”（劉勰《文心雕龍·才略》），其代表作是《登樓賦》。
由于主體意識和抒情因素的強化，魏晉時期涌現出一批體物寫志的佳作，如曹植寫《洛神賦》。
辭賦生機的煥發，還表現在大賦的體式功能得到一定的調動。
和魏晉以來，大賦仍有表現嚴正重大題材的習慣，不過與漢代不同的是，它已不限于國家政治生活之一端（如左思《三都賦》、潘岳《籍田賦》），更多更重要的是個人生活中的大事，如潘岳《西征賦》以及南北朝時期謝靈運《山居賦》、梁武帝《凈業賦》、梁元帝《玄覽賦》、顏之推《觀我生賦》等。
漢大賦多有以“亂”、“詩”、“歌”等形式系之文末的，但一般說來，這類文字的聲情之美游離于主體結構之外，而魏晉以后的大賦則傾向于有意識地在主體結構中汲取詩意，不少中長篇作品的命題就取自詩騷或抒情小賦。
被劉勰認為是“策勛于鴻規”的潘岳（《文心雕龍·詮賦》），在這方面頗具匠心，如其《秋興賦》之于宋玉《九辯》，《閑居賦》之于張衡《歸田賦》，《西征賦》之于班彪父女的《北征賦》、《東征賦》都是如此。
后世庾信《哀江南賦》題目取自《楚辭·招魂》“魂兮歸來哀江南”。
杜甫也常以賦題為詩，如其《秋興》和《北征》，一為聯章，一為長篇，這種拓展文體的方法，可以在此找到發源的因素。
南北朝時期最杰出的賦家是庾信，代表作《哀江南賦》。
（四）唐宋時期。
中唐韓愈、柳宗元領導了古文運動，“文起八代之衰”。
北宋時，歐陽修力倡古文，蘇氏父子等人互相應和，古文日漸占領文壇。
唐朝韓愈大力反對浮華的駢儷文，提倡作古文，一時從者甚眾，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創作業績大增，影響更大，成為文壇的主要風尚，文學史上稱其為古文運動。
以韓柳為首的古文運動的勝利，樹立了一種擺脫陳言俗套，自由抒寫的新文風，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敘事、議論、諷刺的藝術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運動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歐陽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運動，此后的王安石、曾鞏、蘇軾、蘇洵、蘇轍等人都在古**新運動的影響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將他們與唐代韓愈、柳宗元合稱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歷史文學家司馬光編有一部歷史巨著《資治通鑒》，它除具有史學價值外，還非常具有文學價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諸位大家影響下，產生了一部分上書言事的政論文，表現了作者鮮明的政治態度，胡銓、陳亮、葉適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家。
古文運動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實用，南宋時大量出現的筆記雜文便是一個明證。
洪邁的《容齋隨筆》、王明清的《揮塵錄》是筆記雜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長于說理，造詣非淺。
（五）元明清時期。
本期散文基本上繼承發展了唐宋古文運動的精神。
明代出現了前后七子的復古派，反對復古的唐宋派，主張性靈的公安派，出現了歸有光等散文大家，清代影響最大的是桐城派。
明初的宋濂（1310——1381）是“開國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傳記文很有現實意義，比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錄》、《王冕傳》、《李疑傳》等。
明中葉以后，針對程朱理學、八股文的束縛，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首的前七子發起“復古運動”，倡導文必秦漢。
他們在對掃蕩八股文風起到一定積極作用的同時，又走上了盲目摸擬古人的路子。
后來的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的“后七子”復古運動，也再一次重復了他們的錯誤。
歸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來反對復古派，進而是萬歷年間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擊擬古主義的隊伍。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為代表，時稱“三袁”，袁宏道（1568——1610）最為著名。
他們認為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文學，因此反對貴古賤今，模擬古人。
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觀要求提出了“性靈說”。
公安派的散文創作特點是：沖破傳統古文的陳規舊律，自然流露個性，語言不事雕琢。
與公安派存在的同時還有以鐘惺、譚元春為代表的竟陵派，他們也主張獨抒性靈。
公安派與竟陵派革新的直接產物是晚明大量出現的小品散文，這是傳統散文的一個發展，張岱（1597——?）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較有成就的一位。
他的小品散文題材較廣，山水名勝、風俗世情、戲曲技藝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
他的散文語言清新活潑，形象生動，廣覽簡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
明末清初，晚節不保的侯方域（1618——1654）的散文取得了較高的藝術成就，代表作有《李姬傳》、《馬伶傳》、《任源邃傳》等。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葉最著名的一個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劉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
方苞（1668——1749）繼承歸有光的傳統，提出“義法”主張，并使之成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論。
桐城派古文作品選材用語只重闡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簡潔自然，但缺乏生氣，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
與桐城派對立存在的是提倡“駢文”的復社作家，汪中（1744——1794）是其中成就最大者。
清初有不少成績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
王猷定（1599——約1661）的傳奇性散文以小說傳奇體打破了傳統古文寫法，代表作有《李一足傳》、《湯琵琶記》、《義虎記》等。
魏禧（1624——1680）以人物傳記最為突出，代表作是《大鐵椎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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