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中國文學源遠流長，早在遠古時代，雖然文字還沒有產生，但在人民中間已經流傳著神話傳說和民間歌謠等口頭文學。
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獻資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媧補天》、《大禹治水》等神話故事，閃耀著中華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輝。
《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肉。
”歌唱原始打獵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
”記錄了中國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
甲骨文字的發現，使中國古典散文的源頭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辭。
殷商時期的《尚書》篇章，結構和表現手法相當成熟，理所當然成為中國古典散文之祖。
西周時期，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詩經》的出現，是古代文學史上頭一件大事。
《詩經》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葉，約五百多年間，三百零五篇詩。
它按音樂標準分為“風”、“雅”、“頌”三部分。
“風”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樂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統治地區的樂歌，“頌”則是宗廟祭祀時的樂舞曲。
《詩經》的思想內容反映的社會生活非常廣泛。
有的詩篇揭露了統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剝削，反壓迫的呼聲，如《碩鼠》、《伐檀》；有的詩篇表達了對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詩篇歌頌了男女之間真摯的愛情，和對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靜女》、《蒹葭》；有的則表現了婦女婚姻的不幸，如《氓》。
總之，當時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以及勞動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詩經》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
具有鮮明的時代感和人民性。
在藝術上，《詩經》音調流暢，語言樸素，常用賦、比、興的手法來表情達意。
賦的手法是直陳其事，比即打比方，興是感物起興，先詠它物來引發情意。
后世把《詩經》奉為學習的最高典范。
戰國后期，在南方的楚國，以屈原為代表的楚國詩人,在學習楚民歌基礎上，創造了具有楚文化獨特光采的新體詩——楚辭。
楚辭體詩句式以六言、七言為主，長短參差，靈活多變，多用語氣詞“兮”字。
詩歌充滿著神奇瑰麗的想象，洋溢著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
偉大的愛國主義詩人屈原，運用這種詩歌形式，創作了古代文學史上第一抒情長詩《離騷》，優美動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懷詩《九章》九篇，以及《天問》等，共25篇楚辭作品。
屈原的后繼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
《離騷》作為楚辭藝術的顛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學史上與《詩經》并稱“風騷”，垂范于后世。
春秋戰國時期，列國紛爭，游說之士蜂起。
在百家爭鳴的政治文化環境中，產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寫作了大量以說理透辟、邏輯嚴密、言辭鋒利、善用比喻為特點的論說散文，又稱諸子散文。
諸子散文各具特色：《論語》雍容和順富有哲理性、《孟子》雄暢犀利富有鼓動性、《墨子》樸實謹嚴富有邏輯性、《荀子》淳厚富贍富有學術性、《韓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莊子》汪洋譎怪富有浪漫性。
在諸子散文中，文學性最強當數《莊子》、《孟子》、《荀子》、《韓非子》。
與諸子散文輝映一時的，是以記言記事為主的歷史散文。
《左傳》、《國語》和《戰國策》，或以年為序，或以國為別，多出于各國史官之手。
其中許多優秀篇章，情節曲折，人物生動，剪裁得體，有很高的藝術性，如《左傳》中的《鞍之戰》、《鄭伯克段于鄢》，或敘述激烈的戰爭進程，或表現統治集團內部的爭斗，在敘事寫人方面均很出色。
《戰國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個性光彩，描寫技巧愈加高明，是歷史散文中文學價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實行文化專制政策，焚書坑儒，二世而亡，幾乎無文學可言。
除留存下來少數歌頌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諫逐客書》是這一時期少有的優秀散文篇章。
兩漢崇文，大一統的鼎盛帝國，要求用文學來歌舞升平。
于是一種以鋪寫帝王和都市生活為主的文學樣式——辭賦便應運而生。
賦是兩漢最流行的文體，是一代文學的標志。
其體式導源于荀子的《賦篇》，并吸收了楚辭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
漢初賈誼、淮南小山的賦，尚未脫楚辭形跡，被稱為騷體賦；枚乘的《七發》奠定了漢代大賦的形式格局；至漢武帝時代，獻賦誦賦風氣大盛，產生了一大批賦家。
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極寫帝王苑囿之盛、田獵之樂，稍后的揚雄，有《甘泉》、《羽獵》諸賦。
這些賦寫得鋪張揚厲：多以歌功頌德為宗旨。
到了東漢，班固的《東都賦》《西都賦》，張衡的《東京賦》《西京賦》仍是散體大賦中的煌煌巨作。
隨著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國強勢不再，一些有識之士開始用辭賦來抒情志、來刺時世。
張衡的《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蔡邕的《述行賦》等是這方面的名作。
他們的創作突破了大賦原有的體制，對以后魏晉時期的抒情小賦和唐宋時期的散文賦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兩漢文學中最有價值的是樂府詩中的民歌。
樂府本是國家音樂管理機構，負有采編民歌民謠，配樂演唱的職能。
后人將樂府機構配樂演唱的歌稱名為漢樂府詩。
漢樂府民歌和《詩經》是一脈相承的，《詩經》是“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漢樂府以“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現實主義精神，深刻反映了兩漢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表現當時勞動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
有的控訴了統治者窮兵黷武的政策，如《戰城南》、《十五從軍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禮教，封建家長制的罪惡，以及表達了對真摯愛情的向往，如《孔雀東南飛》、《上邪》、《有所思》，有的對社會下層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東門行》、《婦病行》、《孤兒行》，等等。
而《詩經》以抒情為主，漢樂府長于敘事鋪陳，標志著古代敘事詩的完全成熟。
《孔雀東南飛》是中國古代漢民族第一敘事長詩。
漢代文人詩歌一直無所成就。
到東漢，文人在樂府民歌影響下試作五言詩，班固的《詠史》詩，寫得質木無文，極少詩味，但是是現存最早文人五言詩。
東漢末年產生的《古詩十九首》，才成為文人五言詩成熟的標志。
《古詩十九首》是東漢末年無名氏文人創作的一組抒情短詩。
它并非成于一人一時，抒發了處于動亂時代下層文人傷感，有一定的社會意義。
與漢樂府民歌長于敘事不同，《古詩十九首》的主要藝術特色是長于抒情。
它委婉含蓄自然質樸中顯出精煉工切的藝術特色，前人有“五言之冠冕”的贊譽。
兩漢散文創作的成就很高。
漢初賈誼和晁錯的政論散文，思想敏銳、直言時弊、文采飛揚。
后期至東漢的散文雖有駢偶化發展的傾向，但能夠保存漢初關注現實，指摘時弊的文風。
而兩漢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馬遷的《史記》。
《史記》開創了紀傳體這種以人物為中心的史書編寫體例。
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頌的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為人們所稱道。
從文學的角度看，司馬遷以飽滿的情感和豐富的歷史知識，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異的人物形象，使它成為我國傳記文學的典范。
如《項羽本紀》中的項羽，《李將軍列傳》中的飛將軍李廣，《廉頗藺相如列傳》中的藺相如等。
《史記》刻畫人物的高超技巧，變化多樣的謀篇布局和語言的非凡表現力，都對后世敘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
魯迅用“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兩語熱情地評價《史記》杰出的史學和文學成就。
可以和《史記》相提并論的是班固的《漢書》。
《漢書》記事詳贍，寫得也頗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準則，來寫入記史，顯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遜于《史記》。
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日益擺脫經學的影響，而獲得獨立的發展，開始進入文學的自覺時代。
詩歌、散文、辭賦、駢文、小說等文學樣式，都取得了顯著的成就。
詩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
漢末魏初，在“世積亂離，風衰俗怨”的社會背景下面，文人詩歌創作進入了“五言騰踴”的大發展時期。
這一時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劉楨、陳琳等所謂“建安七子”組成的鄴下文人集團，創造了“建安文學”的輝煌。
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氣”這種共同的時代風格，其中曹操的詩歌，沉雄悲涼，反映了動亂的社會現實，表露了詩人渴望建功立業，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門行》等，都是較為成功的篇章。
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人稱“建安之杰”。
他的詩歌“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白馬篇》、《贈白馬王彪》分別是他前期和后期詩歌的代表作。
他的散文和辭賦也表現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著名的〈洛神賦〉美不勝收。
“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詩》、〈登樓賦〉等篇章，是建安文學中具有現實主義精神的杰作。
魏晉之交，隨著世風的變易，詩歌創作呈現出與建安時代不同的風貌。
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艱深，或風調峻切，他們繼承了建安文學的優秀傳統，進一步推動了五言古詩的發展。
西晉太康時期詩歌繁榮，詩人有“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之稱，但多數作品流于華采繁縟，唯左思的詩歌骨力遒勁，承傳建安文學的精神。
其〈詠史〉詩開啟了詠史和詠懷結合的新路子。
東晉在玄學的影響下，“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的玄言詩泛濫一時，能夠超越流俗的大詩人便是陶淵明。
陶淵明的時代，“真風告逝，大偽斯興”，他因貧而出仕，目睹官場黑暗，不愿同流合污，決心辭官歸隱，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
他的田園詩描繪自然風光的美麗，歌頌田園生活的平和，也表現了親身參加農業生產勞動的喜悅和辛勞。
創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統一的藝術境界。
《歸園田居》、《飲酒》是他的田園詩的代表作。
陶詩的風格自然沖淡為主流，但《讀山海經》(“精衛填微木”)、《詠荊軻》等也顯示了詩人“金剛怒目”的一面。
可以看出詩人內心并不靜穆，他沒有忘懷世事。
陶淵明詩對后世影響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園詩派受其直接影響。
陶淵明的文學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辭賦，數量雖不多，卻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記》、《歸去來兮辭》、《感士不遇賦》等。
南北朝時期，許多文人專力于文學創作，而主要運用的文學樣式是詩歌和駢文。
南朝詩歌在謝靈運手上山水詩大放光芒，其后謝眺的山水詩寫得清新圓熟，世稱“大小謝”。
詩人鮑照出身寒微，則擅長用七言古詩體來抒發憤世嫉俗的情懷，他隔句押韻的七言歌行為七言詩的發展作出了貢獻。
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酈道元的《水經注》、楊炫之的《洛陽伽藍記》、北齊顏之推的《顏氏家訓》。
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
他的詩賦集南北文學之大成，將南方精美圓熟的藝術技巧和北方剛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為唐代詩風的先聲。
這一時期駢文統治著整個文壇，鮑照的《登大雷岸與妹書》、《蕪城賦》、庾信《哀江南賦》是非常優秀的作品。
總的來說，南朝作家們對形式聲律的追求，為唐代文學、尤其是唐代近體詩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準備。
此外，南北朝樂府民歌也足以與漢樂府詩前后輝映。
南朝的吳歌、西曲明麗柔婉，北朝少數民族歌曲則多剛健亢爽，風格各異，但都情意真切。
從我國古代小說體裁的形成和發展來說，魏晉南北朝是一個重要階段．出現了志怪小說和軼事小說。
其中晉干寶的《搜神記》和南朝劉宋時劉義慶的《世說新語》最值得重視。
《世說新語》記載了自漢至晉不少上層士族人物的軼事言談，寫人氣韻生動，記言簡約精妙，實開后世筆記小說之先聲。
由于文學意識的漸趨自覺，這一時期出現了探討文學觀念、分析創作過程、批評作家作品的文學論著，如曹丕《典論·論文》、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鐘蠑《詩品》。
后兩部在我國文學理論發展史上堪稱劃時代的巨著。
大唐王朝國力空前強盛，國家從長期分裂復歸于統一，封建經濟和文化獲得了充分發展的良好條件，再加上朝廷在各方面采取了較為開放的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頻繁，尤其是確立了以詩賦取土的科舉制度，打破了魏晉以來門閥對仕途的壟斷，使大批有才華的寒門子弟脫穎而出，最終創造了唐代文學的空前繁榮。
有唐一代作家作品數量之多，成就之高，影響之大，都是前未曾有的。
唐代詩歌堪稱一代文學標志，中國古典詩歌的頂峰，是詩歌史上的黃金時代。
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輩出，大家紛呈。
詩歌創作幾乎遍及社會各個階層的男女老少，《全唐詩》收錄的詩人就有兩千余家，詩作近五萬首，而實際遠不止此數。
初唐時期，宮廷詩歌承齊梁余風，流行靡麗軟艷的“上官體”詩。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他們和稍后的陳子昂，上承漢魏風骨，力掃齊梁宮體詩頹風，使唐詩開始由宮廷走向社會，由艷情轉向現實，由靡靡之音變為清新健康的歌唱。
同時的宋之問和沈佺期在詩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膽的探索，他們共同為唐詩的發展鋪平了道路。
唐玄宗開元、天寶年間，史稱盛唐，這一時期出現了兩大詩歌流派和我國詩歌史上的“雙子星座”。
以王維、孟浩然、儲光羲等人為代表的山水田園詩派，上承陶淵明、謝靈運而別開生面。
王維詩歌“詩中有畫，畫中有詩”。
收在《輞川集》中的五言絕句，如《鹿柴》、《辛夷塢》等，善于將繪景狀物與闡發禪趣相結合，意境幽美，藝術精妙。
以高適、岑參、王昌齡等人為代表的邊塞詩人，詩風剛健。
韻味深長，唱出盛唐強音。
高適的《燕歌行》和岑參的《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等七言歌行體詩，描繪雄奇的邊塞風光和艱苦的軍旅生活，或悲壯渾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邊塞詩的佳篇。
李白與杜甫是古今詩壇的“雙子星座”。
李白詩歌豪放飄逸，史稱“詩仙”。
如《將進酒》、《行路難》、《蜀道難》，無不顯示了詩人獨特的情感色調和藝術個性。
杜甫詩歌號稱“詩史”，風格沉郁頓挫。
他用詩歌創作抒發了憂國憂民之心，象《三吏》、《三別》這樣的詩歌，實錄了唐王朝由盛轉衰過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負盛名。
那些優美寫景述懷詩，也不忘憂國憂民，如《登高》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
安史之亂以后，進入中唐時期。
經過短期的衰退之后，詩歌創作又形成了一個新的高潮。
劉長卿、韋應物的山水詩，是王維、孟浩然一派的繼續；盧綸、李益的邊塞詩，是高適、岑參一派的余緒。
以白居易、元稹為首的現實主義詩人，倡導了一場新樂府運動。
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創作主張，并以巨大的熱情投入了新樂府詩的創作實踐。
他們的新樂府詩，往往選擇具有典型意義的社會現象，加以集中概括，對朝廷一系列錯誤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會弊端進行諷諭批評，主題明確，題材集中，有鮮明的形象性和強烈的戰斗性，諸如《賣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來傳誦不絕。
白居易的詩歌創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長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稱古代敘事詩中的杰作。
這一時期，和元白詩派齊名而詩風殊趣的是以韓（愈）孟（郊）詩派。
韓孟詩派以才學為本，以議論見長，作詩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險，開了后世宋詩的風氣。
此外各具藝術個性的著名詩人還有柳宗元、劉禹錫、賈島和李賀。
李賀以其濃麗浪漫的詩風獨樹一幟，并啟迪了晚唐的李商隱。
到了晚唐，隨著李唐王朝走向沒落，詩歌氣格染上了濃厚的衰亡感傷色彩。
最有成就的詩人是杜牧和李商隱。
世稱“小李杜”。
杜牧長于寫七絕，可與盛唐“七絕圣手”王昌齡并肩。
他的詠史懷古詩，風格俊爽高絕。
寫景也自然清麗，如《山行》讓人百讀不厭。
李商隱的七律沉博絕麗，以愛情詩獨擅勝場。
他的《無題》詩，工于比興，用典甚多，往往意蘊深永，耐人尋味，部分作品則未免有晦澀難解之病。
散文是唐代文苑的又一重大收獲。
《全唐文》收作者三千多人，作品(包括駢散兩體)一萬八千四百余篇，可以反映當時的創作盛況。
六朝時期駢文的畸形繁榮，成為散文發展的嚴重障礙。
批判六朝以還的形式主義文風，恢復先秦兩漢散文的優秀傳統，是時代和文學本身發展向作家提出的要求。
初唐陳子昂、蕭潁士、獨孤及等人，較早出來提倡尚簡古、切實用的散文，但成就不大。
到了中唐，韓愈、柳宗元以復興儒學為旗幟，領導了一場其實質是文學革新的古文運動。
在“文以載道”的創作思想指導下，他們要求文章寫作務去陳言，要文通字順，要有充實的思想內容，要努力反映社會現實問題，要感情真切，抒發不平之鳴。
韓愈、柳宗元在眾多散文作家中，猶如并峙的雙峰，他們不僅是唐代古文運動的領袖，而且不愧為繼司馬遷之后兩位最優秀的散文家。
韓愈的說理散文如《原毀》、《師說》、《答李翊書》等，議論透辟，氣勢縱橫，有很強的邏輯力量；記敘散文如《張中丞傳后敘》，刻畫人物仿效司馬遷《史記》筆法，將飽滿的愛憎感情傾注毫端，在善于取材和精于細節描寫方面，顯示出精湛的藝術造詣。
柳宗元的記人敘事多寄寓作家進步的政治主張。
如《捕蛇者說》、《種樹郭橐駝傳》諸篇。
而其山水游記最為后世稱美。
貶謫永州后所寫的“永州八記”，如《始得西山宴游記》、《小石潭記》，運用寫景寓情手法，在表現山水之美中滲透了作者的人格之美，成為后世游記文學的典范之作。
晚唐的古文偏于師承韓愈散文奇險艱澀的一面，成就不高。
而值得一提的是以羅隱、皮日休、陸龜蒙等所寫的批判現實的小品文，魯迅曾贊之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
唐人的傳奇是我國古典小說的成熟之作。
如《鶯鶯傳》、《李娃傳》無不寫得人物形象鮮明、故事情節曲折、語言華艷生動。
詞是在唐代隨燕樂而興起的新詩體。
它起源于民間，敦煌曲子詞是現存最早的民間詞。
中唐以后，文人才士倚聲填詞才漸成風氣，[菩薩蠻]、[憶秦娥]掛名為李白所作，缺少確鑿的證據。
溫庭筠、韋莊都是晚唐曲子詞創作的佼佼者。
五代時，西蜀和南唐成為詞的創作中心，中國第一部文人詞總集《花間集》問世于西蜀。
而詞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
他早期作品多寫宮廷享樂生活，國破被俘以后，以詞抒寫家國身世之恨，感慨遙深，形象真切，語言樸素自然又珠圓玉潤，《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浪淘沙》(“簾外雨潺潺勺等均是小令中妙品。
詞發展到宋代，進入了鼎盛時期，成為一代文學的主要標志。
據《全宋詞》所載，作品有二萬余首，詞人一千四百余位。
唐詩。
宋詞，堪稱中國文學的雙璧。
北宋初期，朝廷提倡享樂，君臣晏安，詞風繼承花間一派的婉約綺靡而視為正宗。
晏殊的詞風雍容閑雅，有富貴氣。
晏殊之子晏幾道，由于其個人遭遇的不幸，詞風有異于晏殊，較多低回感傷的色彩。
范仲淹鎮守邊塞，生活經歷不同，他的詞中開始出現了境界開闊、格調蒼涼之作，給宋初詞壇注入了一股新鮮感。
詞到柳永手上，有了第一次革新。
柳永從都市中下層人民生活中汲取創作素材，以寫男女離別相思和個人流落江湖的羈旅之愁見長。
他大量創作篇幅較長、結構復雜、音調更為繁復美聽的慢詞。
他的詞多用鋪敘白描之法，層次分明，語言通俗，從內容到形式都富于平民色彩，在當時市民中傳唱極盛。
《八聲甘州》(“對瀟瀟暮雨灑江天”)、《雨霖鈴》(“寒蟬凄切”)等詞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尤傳誦于后世。
蘇軾作為詞的革新家，又不滿于柳永詞沉吟于風花雪月之中，肆力打破詩詞界限，把藝術的筆觸伸向了廣闊的現實生活和個人極其豐富的內心世界，擴大了詞的題材，提高了詞的意境，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使詞成為獨立的抒情詩體。
這就是所謂“以詩為詞”。
蘇軾的詞達到了“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的境界。
他用詞來寫景、抒情、懷古．感舊、記游，甚至說理談禪風格多樣。
《江城子》(“十年生死兩茫茫)、《水龍吟》(次韻章質夫楊花詞)詞筆細膩、風情婉轉，《念奴嬌》(赤壁懷古)、《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高歌入云、逸懷浩氣，都有很高的藝術成就。
給宋詞帶來了新氣象，啟迪了南宋豪放詞派的誕生。
這時的秦觀、趙令峙，賀鑄、黃庭堅等人也各有自己的成就，他們共同創造了北宋詞壇多種風格相互競爭的繁榮局面。
集北宋婉約詞之大成的是周邦彥。
周邦彥基本承襲了柳永詞的余風，仍表現男女戀情和羈愁行役等傳統內容，但由于他妙解音律，有很高的藝術修養，在使詞藝趨于精美化方面功不可沒。
讀他的詞，可以感受到他在章法結構變化的多樣性、表現技巧的豐富性、音律語言的諧暢精工。
南宋的格律派詞人，無不在藝術上受到他的熏染。
在南北宋之交，還出現了我國古代最優秀的女詞人李清照。
她的詞意境深厚，感情宛曲，造語清新，尤其是南渡以后的作品如《聲聲慢》(尋尋覓覓)等，將國破家亡的悲憤與身世漂泊的傷痛融合一氣，纏綿抑郁，感人心魄，其審美價值大大超過了早期主要抒寫閨情的篇什。
宋室南渡以后，宋詞跨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感時傷亂，抒發愛國情懷，成為詞的一大主題。
南宋初詞人大多親歷靖康之變，故其詞作突破了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表現了鮮明的時代特征。
著名的有張元干、張孝祥、陳與義，向子謹、朱敦儒等，他們上承蘇軾一脈，下啟辛派詞風，是兩者之間的重要過渡。
南宋最偉大的愛國主義詞人當推辛棄疾。
辛棄疾生當南宋衰世，有出將入相之才，滿懷抗金報國的凌云之志，但受朝廷妥協茍安政策的羈縛，壯志難酬，郁憤深積，只得將一腔愛國情懷寄之于詞，使宋詞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達到了光輝的高度。
他繼承東坡詞的豪放風格而加以發展，尤其是他駕馭語言的功力極深，能將經史子集之語熔鑄入詞而一如己出，前人稱其“以文為詞”，辛詞又深于寄托，融傳統的婉約和豪放于一體，人稱他的詞作是“色笑如花，肝腸如火”。
把詞的藝術提高到一個新的境界。
名篇如《破陣子》(“醉里挑燈看劍)打破傳統的章法結構；《永遇樂》(千古江山)壯懷激烈，豪氣逼人；而《摸魚兒》(“更能消幾番風雨)纏綿哀怨之中有“裂帛之聲”；《清平樂》(茅檐低小)清新活潑，都各具特色。
同時的陳亮、劉過等，風格似辛卻有點劍拔弩張。
后世屬于辛派詞人還有劉克莊、劉辰翁。
南宋詞人姜夔繼承周邦彥，走上了尚風雅、主格律的創作道路。
他的詞作以紀游、詠物、懷人為主要內容，意境清空，格調騷雅，音律嚴整，在藝術上冠絕一時。
史達祖、高觀國等人是他的羽翼。
在詞風偏于疏宕的南宋，吳文英詞卻傾向于密麗的風格，人稱“七寶樓臺”，可謂一枝獨秀。
由宋入元的重要詞家尚有張炎、周密，王沂孫等，隨著南宋王朝的覆滅，他們哀怨衰颯的詞作成了宋詞的尾聲余韻。
宋詩總的成就不如唐詩，但在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方面也有其自己的特色。
宋初詩人楊億、錢惟演等，學晚唐李商隱，但多講究聲律辭藻，注意華麗典雅，缺少社會內容，號西昆體。
王禹偁起而與之抗衡，作品面對現實，走平易流暢的一途。
繼之而起的梅堯臣，蘇舜欽，都針對西昆體流弊而有所革新，歐陽修作為宋代詩**新運動的領袖人物，獎掖后進，倡導平易流暢、注重氣骨、長于思理的詩風，形成宋詩的自身特點。
北宋詩壇上影響最大的兩位詩人是蘇軾和黃庭堅。
蘇軾詩說理抒情，自由奔放，更進一步發展了宋詩好議論、散文化的傾向，由于他豐富的生活閱歷和深厚的藝術修養，故能避免許多詩人所犯的淺率無味或生硬晦澀的弊病，他的作品代表了北宋詩歌革新運動的最高成就。
黃庭堅和他的江西詩派的詩歌最具宋詩的特色。
其詩宗尚杜甫，自立門戶，大率瘦硬生新。
屬于江西詩派的詩人有陳師道、陳與義、韓駒等。
陸游、楊萬里和范成大，他們都出于江西詩派，最終卻分別自成一家。
陸游是宋代最偉大的愛國詩人，他留下來的詩共九千三百余首，他的詩篇最感人的是表現了他老而不衰，死而不渝的抗敵復國的愛國壯志。
在《關山月》一詩中，我們可以深切感受到詩人憂心如焚的情懷。
楊萬里的詩清新活潑，范成大的詩善寫田園風光，頗有生活情趣。
他們在創立獨特的詩歌風格上都各自作出了努力。
南宋后期還出現了“永嘉四靈”和江湖詩派，但作品現實感不強，詩格比較浮弱。
到宋末，文天祥、汪元量等人的愛國詩篇，浩氣磅礴，為這期詩壇增添了最后一抹光彩。
散文在唐代古文運動以后漸呈頹勢，這情況到宋初仍未改觀。
柳開、石介、尹沫等人提倡恢復韓柳古文傳統，但成績不大。
至宋仁宗慶歷年間，在政治革新潮流的鼓蕩下，詩**新運動也隨之興起，在歐陽修等人努力下，宋初浮華的文風得以革除，宋代散文取得了足與唐文媲美的杰出成就。
歐陽修極力提倡平實樸素的文風，反對險怪奇澀之文，并在自己的散文創作實踐中身體力行，形成一種富于情韻、平易暢達的藝術風格。
他的散文不論寫景狀物，還是敘事懷人，都有較強的藝術感染力量，如《醉翁亭記》、《瀧岡阡表》等；即使是純粹說理的政論性散文，如《五代史伶官傳序》，也是一唱三嘆，情見乎辭，頗有特色。
在歐陽修的提攜指引下，王安石、曾鞏、蘇洵、蘇軾、蘇轍，都是一時俊彥。
王安石的政論散文觀點鮮明，言辭犀利，如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充分表現了一個政治改革家堅定的立場和杰出的辯才。
三蘇中的蘇軾，其散文多種體裁俱備，自由揮灑，如行云流水，姿態橫生，代表了詩**新運動的最高成就。
《文與可畫賞雪谷偃竹記》，在卓越的文藝見解的表述中體現出作者幽默灑脫的個性，既是文論名篇，又是散文力作。
他的《前赤壁賦》，《后亦壁賦》，兼有辭賦的體格和散文的氣韻，形象性與哲理性緊密結合，水**融，是宋代文賦的代表作。
歐、王，曾、三蘇加上唐代的韓、柳，被后世尊崇為‘唐宋八大家’，他們的作品一直是后入學習古代散文的楷模。
此外，由于兩宋理學盛行，在重道輕文觀念指導下，理學家寫了很多談性說理的簡古散文，還有多用民間口語的語錄體作品，代表作家有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等。
參考資料：http://**20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