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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樂府民歌在很大程度上是對詩經的繼承和發揚從思想內容上看都反映了現實生活——勞動人民受壓迫和剝削的悲慘遭遇男女之間的愛情與婚姻對上層統治者荒淫無恥的諷刺揭露手機提問只能答這么點
詩經是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葉約五百余年間的詩歌三百零五篇,漢代儒者奉為經典,乃稱《詩經》.
詩經的作者成分很復雜,產生的地域也很廣.但這些詩篇,就其原來性質而言,是歌曲的歌詞.從先秦的著作中我們可以看到,詩最初的作用是用來歌唱的,它是貴族祭祀宴樂的產物.就其普遍的四言詩格式來看,它明顯是為了適應編鐘之類的打擊樂器而編纂的.
然而如果單純從內容上看,詩又顯然是為了一個特定目的而作,國風是小雅中的一部分,是某種意義上的民歌,在它描繪的場景中我們可以看到它所處的環境的復雜.但是這里所謂的民歌是流傳于民間的歌曲,并非是普遍意義上的民間歌謠,它的創作群體是當時的文人雅士以及貴族知識分子,在描述的內容上除七月以外又很難看到反映民間疾苦的文字.因此從廣義上說,這類作品可以歸結到社會性的群眾性的創作；頌詩主要是周頌,這是周王室的宗廟祭祀詩,產生于西周初期.除了單純歌頌祖先功德而外,還有一部分于春夏之際向神祈求豐年或秋冬之際酬謝神的樂歌,反映了周民族以農業立國的社會特征和西周初期農業生產的情況.頌詩對于研究西周乃至商代歷史有很大的借鑒作用,但在文學成就上它就遠遠不能與國風小雅媲美.
詩經中的作品大多是抒情詩,它不重視人物的塑造甚至忽視事件本身,它傳達出來的是作者對于社會、感情的認識,或者只是一種文學性質的悲天憫人.在居于其中大部分的愛情詩里,我們看不到像同時期西方和印度詩歌中的長篇敘事,它只是為了歌頌愛情而歌頌,這是一種廣義上的情感表達.這對我們后世文學的影響是巨大的,在之后幾千年的文學發展歷程中,抒情詩一直是文學發展的主線.
從詩經的取材來看,它又具有顯著的現實主義色彩.詩經幾乎包含了當時所能囊括的社會生活中的任何一個方面,它對政治、社會的關注使其脫去神話傳說的外衣,這在當時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雖然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小部分人群對下層人民的文學性的關懷,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已經使人們的視線從權利和斗爭中稍微分散了一些.我們不能說詩經的主題內容是為了反對統治階級的暴政,但它卻給了后代文人一個這樣的傳統,使我們的后世文學不至于過多的沉淪到美學的狹小范圍內,從而對詩歌的發展方向做了一個界定.但是我們也應當看到對于社會責任的多分強調,也阻礙了文學關于情感的自由表達,抑制了文學多樣性的發展.
但是詩經的抒情又不像現代西方歌劇那樣熱情奔放,它在總體上還是比較克制的.詩經的抒情較常見的是憂傷的感情,它不是強烈的悲憤和強烈的歡樂噴涌而出一泄無余,而是委婉曲折波瀾起伏.由此也使詩經在抒情表現方面顯得細致、雋永.當我們現在讀詩經,甚至已經想像不到它當初作為世俗歌曲的載體,而是一種單純的文學形式.另外,盡管詩經的抒情一般比較平和,卻依然是真摯而動人的,而且也并非沒有明朗歡快、天趣盎然之作.后代儒家把詩經中的所有作品都說成是因政治和道德目的而作的,并不能抹殺那些抒情之作——尤其是愛情詩對人們的感染力.因此,在封建專制時代,當文學道德化傾向、說教傾向變得過度嚴重時,詩人們也會打出詩經的權威旗號,要求給感情以應有的、至少是適度的承認.
總而言之,詩經是中國詩歌乃至整個中國文學一個光輝的起點.它從多方面表現了那個時代豐富多采的現實生活,反映了各個階層人們的喜怒哀樂,以其清醒的現實性,區別于其他民族的早期詩歌,開辟了中國詩歌的獨特道路.
而作為詩經的傳承,漢樂府在繼承它的優秀傳統的同時,又在多個方面對它進行改進發展.
漢代的主流文學是文人創作,文人創作的主流是辭賦.樂府民歌與詩經的相似之處都是作為民間的創作而存在,是非主流的文化.它與文人文學雖有一致的地方,但有著更多的不一致之處.這種非主流的民間創作,以其強大的生命力逐漸影響了文人的創作,最終促使詩歌蓬勃興起,取代了辭賦對文壇的統治.
漢樂府民歌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尤其是第一次具體而深入地反映了社會下層民眾日常生活的艱難與痛苦.在漢代文人文學中,政論散文、辭賦,都不涉及社會下層的生活,樂府詩恰好彌補了這一空缺.它對社會現實的揭露是非常直接甚至是赤裸裸的,《十五從軍征》、《戰城南》等篇目中描述的景象已經不能僅僅從抱怨上做出解釋,它是對黑暗社會現實的控訴,更在《東門行》一詩中把這種控訴直接轉化為反抗,這是在詩經中所看不到的.漢樂府民歌第一次把它具體而深入地反映出來,顯示了中國文學一個極大的進步,同時也為后代詩歌提供了一種重要的、內容極其廣泛的題材.由于很多詩人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傳統,反映民生疾苦漸漸成為中國詩歌的一種顯著特色.
其次漢樂府民歌奠定了中國古代敘事詩的基礎.中國詩歌一開始,抒情詩就占有壓倒性的優勢,《詩經》中僅有少數幾篇不成熟的敘事作品,楚辭也以抒情為主,到了漢樂府民歌出現,雖不足以改變抒情詩占主流的局面,卻也使敘事詩在文學題材發面占據了一個位置.而且漢樂府民歌中的敘事詩大都是短篇,這一類作品,常常是選取生活中一個典型的片斷來表現,使矛盾集中在一個焦點上,既避免過多的交代與鋪陳,又能表現廣闊的社會背景.這在古典文學的發展史上,無疑是一個劃時代的進步.在此之后的敘事詩,可以說完全是在漢樂府民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后代的敘事詩,在分類上一般都歸屬于樂府詩體.這也是文學在另外一個層面上的傳承.
樂府詩的另外一個重大進步就是產生了像《枯魚過河泣》這樣類似于寓言的文學題材,它比詩經具有更加生動靈活的表達形式,因此能夠把以前不能輕易表現的感情抒發出來,這是樂府詩的一個特色,也成為后世文學的典范,像唐詩中的豐富聯想、靈活多變的表現手法,都不能不說是受到了它的直接熏陶.
從整個中國文學的發展歷程來看,任何一種文學形式的興盛與式微都是息息相關的.詩經作為最初的文本文學,為樂府詩的興盛提供了基礎,甚至詩經本身就是樂府詩而樂府詩不過是詩經在時代前進過程中的必然前進.在它們的共同影響下,中國的古典文學逐漸由幼稚走向成熟,由單一題材走向多元化,直至在世界文明史留下輝煌而濃重的一筆.今天我們分析詩經與樂府詩的關系,就是要從中發現文學內部的本質聯系,為我們的傳統文學甚至中華文明的復興找到一個依據,一條切實可行的出路.在這里我們會發現,一種文明的興盛與發展并非無跡可尋,在它規律性的內部還未顯現之前,我們有理由相信現在所期待的一切就是它所要抵達的未來,而且并不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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