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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書五百三十六卷，其中本紀二十五卷，志一百四十二卷，表五十三卷，列傳三百一十六卷，以紀傳為中心。
所記之事，上起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建國稱汗，下至1911年清朝滅亡，共二百九十六年歷史。
《清史稿》是中華民國初年由北洋政府設館編修的記載清朝歷史的正史——《清史》的未定稿。
編修工作歷時十余年，至1927年，主編趙爾巽見全稿已初步成形，擔心時局多變及自己時日無多，遂決定以《清史稿》之名將各卷刊印出版，以示其為未定本。
因尚無依中國傳統正史體例編寫的清朝史書加上《清史稿》本身史料豐富，其價值仍不可忽視。
書籍簡介
《清史稿》是由中華民國初年特設的清史館編修的，以館長趙爾巽任主編，繆荃孫、柯劭忞等為總纂，另設纂修、協修、提調、校勘等職。
參加編寫工作的先后有一百多人。
《清史稿》于1914年開始編纂，1920年編成初稿，1926年修訂一次，1927年秋大致完稿，前后歷時十四年。
對于這樣一部有清一代的正史，“本應詳審修正，以冀減少疵颣”但“以時事之艱虞，學說之龐雜”，尤其因主編趙爾巽“年齒之遲暮，再多慎重，恐不及待”。
于是就委托袁金鎧經辦發刊和校刻事宜。
于1928年刊印，1929年發行。
關外本（或曰“關外一次本”）《清史稿》纂定以后，共計536 卷，于1928年在北京印刷。
當時資助清史館的黑龍江方面的金梁擔任“校對”，他利用負責刊印之便，私下給自己加了“總閱”的名義，附刻了他自己的《清史稿校刻記》，又修改了某些文字，然后將印成的一千一百部中的四百部運往東北。
運到東北的這四百部《清史稿》就被稱為“關外本”。
后來這個版本經過修改重印，故又稱作“關外一次本”。
關內本1928年印刷的一千一百部《清史稿》留在關內的七百部，被清史館的一些人發現了金梁的篡改，又將它改回來，并取消了金梁的“校刻記”和《張勛傳》《張彪附傳》《康有為傳》，就是所謂的“關內本”。
實際上，關內本與關外本是同一次印刷的，只是關內本在局部上作了一點抽調。
關內本與關外兩次本之版本異同，大致如下：關內本刪去關外一次本原有的《張勛傳附張彪傳》中的《張彪傳》、《康有為傳附康廣仁傳》中的《康廣仁傳》以及金梁所撰《校刻記》。
而關外二次本只刪去關外一次本的《張彪附傳》，并抽掉《公主表·序》和《時憲志》末附的《八線對數表》七卷，增加了陳黌舉、朱筠、翁方綱三傳。
按關內本此卷原是《勞乃宣傳》《沈曾植傳》，無《張勛傳》《康有為傳》。
傳后有論，其文為“論曰：乃宣、曾植皆學有遠識，本其所學，使獲競其所施，其治績當更有遠到者。
乃朝局遷移，掛冠神武，雖皆僑居海濱，而平居故國之思，無時敢或忘者。
卒至憔悴憂傷，赍志以沒。
悲夫!”清史館對張勛、康有為原定暫不立傳，是金梁將二傳底稿私自付刻。
今關外一次本于《張勛傳》后附有《張彪傳》。
編撰人員
館長：趙爾巽
總纂：郭曾炘、沈曾植、寶熙、樊增祥、柯劭忞、吳廷燮、繆荃孫
纂修兼總纂：李家駒、勞乃宣、于式枚、金兆蕃、吳士鑒、李瑞清、耆齡、陶葆廉、于式棱、王乃征、謝遠涵、朱鐘琪、溫肅、楊鐘羲、袁勵準、萬本端、鄧邦述、秦樹聲、王大均、章鈺、王式通、顧瑗
協修：宋書升、唐晏、宗舜年、李葆恂、安維峻、張仲炘、俞陛云、姚永樸、羅敦曧、吳廣霈、袁金鎧、吳懷清、張書云、張采田、張啟后、韓樸存、陳敬第、陳毅、袁嘉谷、藍鈺、李岳瑞
后來添聘者
馬其昶、姚永樸 、姚永概、唐恩溥、劉師培、黃翼曾、夏曾佑、王樹楠、夏孫桐、吳昌綬、瑞洵、戴錫章、朱師轍、邵瑞彭、檀璣、劉樹屏、何震彝、陳曾則、陳田
受聘未到或到館未久者
簡朝亮、袁克文、朱孔彰、王崇烈、陳能怡、方履中、商衍瀛、秦望瀾、史恩浩（培）、唐邦治、陳曾矩、呂鈺、余嘉錫、王以慜
校勘兼協修：王慶平、齊忠甲、吳璆、葉爾愷、田應璜、李景濂、傅增淯、何葆麟 （駱）、成昌、徐鴻寶、趙世駿、楊晉、金兆豐、胡嗣芬、朱希祖、李哲明、朱方飴
提調：陳漢第、李經畬、金還、周肇祥、邵章
收掌：謝緒璠、黃葆奇、尹良、王文著、尚希程、容濬、曹文燮、文炳、孟昭墉
收掌校對科長：董峻清、周仰公、秦化田、金善、劉景福、趙佰屏、史錫華、曾恕傳、諸以仁、惠澄、胡慶松、劉濟、伍元芝、錫蔭、張玉藻、金梁
以上受聘者131人，實際到館工作者前后共117人，其中撰稿者68人，收掌、提調等30余人。
○2名譽總纂、纂修顧問一百多人，不在此列。
○3前后三期實際撰稿者
第一期：1914—1916年體例初定，開館經費充足，故撰稿人最多，共66人到館，其中總纂8人，纂修15人，協修43人。
第二期：1917—1926年，因受時局影響，經費支絀，薪水疊減，停薪自去者眾多，撰稿人僅剩24人，新增聘協修2人，共有撰稿者26人，其中總纂8人，纂修7人，協修11人。
第三期：1926—1928年，此時館中僅剩14人堅守撰稿，其中總纂4人，纂修3人，協修7人。
人員信息
參加清史稿編纂的人員，按當時標準，這些人“當有學術文章，能通史例為上選，而以有文采兼能潛心撰述者為次”。
但這僅是對撰稿者的起碼要求，從所聘撰稿者的實際情況看，還顯示出下列幾個特點：
1.遺臣居多
撰稿者中，以清朝正途出身的官宦居多，也有少數旗人因祖輩、父輩居功位顯蔭及子孫為官者。
柯劭忞 光緒丙戌（1886）科進士，歷官翰林院侍講、日講起居注官等。
王樹楠 光緒丙戌（1886）科進士，歷官戶部主事、知縣、蘭州道、新疆布政使，宣統庚戌（1910）罷任還京，民國時遂不復出。
吳廷燮 光緒甲午（1894）順天鄉試舉人，歷官知府、巡警部郎中，民國時任**統計局局長。
夏孫桐光緒壬辰（1892）科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與修《國史會典》，文淵閣校理。
歷官知府、護寧紹臺道。
辛亥革命后，辭官歸里。
繆荃孫 光緒丙子（1876）恩科進士，改庶吉士，次年散館一等，授職編修。
庚子之變后，張之洞在湖南推行新政，繆積極贊襄，并赴日本考察學務，回國后創辦江南圖書館。
秦樹聲 光緒丙戌（1886）科進士，歷官云南府知府、調護迤東（西）道，特旨以道員補用，擢迤南道、遷云南按察使，庚戌（1910）改提法使，辛亥改授廣東提學使，革命軍起，嘆時事不可為，避居滬上，自是不談世事。
吳士鑒 壬辰（1892）科進士，授職編修，充會典館漢文總校，并武英殿總纂，提督江西學政，署理湖南提學使。
武昌起義后奏請開缺允準，至滬侍奉父母起居。
奭良（1851-1930）貴州按察使承齡之孫，光緒年間，因旗人故，蔭奉天縣令后擢東迤道，山西河東道，湖北荊宜道、江蘇徐州道等職。
瑞洵大學士琦善之孫，烏魯木齊都統恭鏜之子，光緒丙戌（1886）科進士，薦至內閣學士，出任科布多參贊大臣，不久被人以“赴任騷擾臺站”劾官，自具疏抗辯，愈拂上意，遂廢置不復用。
撰稿者在清朝為官的經歷和背景，首先使他們對前朝存一種特殊的感情，歌頌清朝、宣揚忠君是他們的共同目標，“修故國之史，即以恩故國”。
其次，他們熟悉清朝典制，了解政體運行過程，又多為文職官員，有的還直接任國史館編史修志之職。
當事者修當朝史，成了修中國古史的特例，提高了修史的速度和史實的可靠性。
為官的背景使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具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在世事多變，兵荒馬亂的條件下，協調關系，想盡辦法，使《清史稿》得以成書。
2.文人為主
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功名出身，博學多聞，國學底蘊較深，有的是當世公認的專家學者，他們為《清史稿》纂修奠定了堅實的思想文化基礎。
柯劭忞元史專家，集30余年心力，征外籍、考大典、博采佚存舊聞，撰成《新元史》257卷。
1920年徐世昌出資為之刊刻，并以大總統身份頒令，以《新元史》增入廿四史，而為廿五史。
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因此特贈柯劭忞名譽文學博士。
有自刻詩集《蓼園集》，著有《文選補注》等書。
王樹楠 年青時隨讀蓮池書院，深得曾國藩、李鴻章賞識。
殫心著述，至老不少輟，尤以小學特精，常以《爾雅》、《廣雅》、《夏小政》諸書訂證經文，在晚清學界獨樹一幟。
其著書共53種，685卷，內容涉及訓詁、算數、地輿等方面。
王式通 法學家，清末任刑部主事，參稽律例，充修訂法律館纂修，更定新律。
后擢刑部員外郎，提調法律學堂。
學部成立之初，往日本考察學務，奏請調查法典，總辦法律館。
民國時任司法次長代理部務，因反對袁稱帝，遂謝病去官。
預修《四庫書目》，合撰輯《清儒學案》《清詩鈔》等，自著《志盦詩文集》。
朱孔彰 曾國藩督師皖南，延攬人才，詣安慶上書，被曾國藩所器重。
后欲入曾國藩幕，委襄校江南官書局。
著有《說文粹》，輯有《十三經漢注》等。
朱希祖經史學家，晚清藏書家。
學治史于日本早稻田大學，師從章炳麟，創制漢語注音字母。
任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史學系系主任、教授。
倡導語體文，主張治史當兼治政治、經濟、法律、社會諸學。
主要著述有《明季史籍題跋》、《汲冢書考》等11種，58卷。
劉師培 主持《警鐘日報》，創辦《天義報》、《衡報》，曾在四川國學院講學，后任北京大學教授。
著述凡群經小學、學述及文辭、群書校釋、詩文集、讀書記等60余種。
勞乃萱 宣統元年任憲政編查館參議官，兼資政院碩學通儒議員，后擢大學堂總監督，署學部副大臣。
其著作多散佚，現存《遺安錄》、《古籌算考釋》等14種，43卷。
吳士鑒 古文字學家，翰林院編修，會典館漢文總校，武英殿總纂，曾往日本考察學務。
對鐘鼎文字頗有研究，撰《商周彝器釋例》，有著述11種152卷。
吳廷燮 清末任民政部右參議，兼憲政編查館編輯，法制局參議。
民國時任**統計局局長。
對近代掌故研究較多，著述有《明春秋草》、《萬歷百官表》等9種100余卷。
羅敦曧民國時任總統府秘書，曾為袁克定老師。
后熱衷于戲曲創作，曾為程硯秋編《紅拂傳》、《孔雀東南飛》等戲。
姚永樸 經史學家，專治經于注疏，旁及子史、小學、音韻自成一家，歷主廣東起鳳書院、山東大學、安徽高等學堂、北京大學法政學校、東南大學、安徽大學講席。
所著書有《尚書誼略》、《蛻私軒易說》等18種約數百余卷。
袁嘉谷翰林院編修，先后任學部編譯圖書局局長，國史館協修。
通音韻之學，尤重《廣韻》。
著有《滇繹》、《臥雪堂詩集》等7種49卷。
繆荃孫 翰林院一等編修，晚清藏書大家，目錄學家。
是江南圖書館和京師圖書館的主創人之一。
歷主南菁、鐘山、濼源、經心等書院講席，畢生研究文史，考錄金石，校訂舊籍，撰《書目答問》，編纂《順天府志》等共25種，約315卷。
金兆豐 文史學家、書法家，翰林院庶吉士，留學日本。
充大學堂教務提調，先后兼充國史館協修，編書處協修，實錄館纂修，武英殿校對各職。
著有《校補三國疆域志》、《爾雅郭注補》等。
○16
馬其昶 學部主事，經學家，師從桐城古文派吳摯甫。
《易》、《書》、《詩》、《禮》，皆有成書，共17種300余卷。
《清史稿》的主要撰稿者以文人為主，他們熟讀經史，遠崇孔孟，近效萬（斯同），大多膺任史（文）職，君死臣辱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雖然《清史稿》的纂修為他們提供了展示自身才華的機會，但陳腐的觀念使史稿的思想性和學術水平受到嚴重影響。
3.關系密切
《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的文人和官宦，由趙爾巽主宰而成，文人主要以桐城古文派為主，也有一些旗籍文人。
實際撰稿中桐城派多主文，主寫漢傳、列傳；旗籍文人多主義，主寫滿傳、本紀。
昔日雖然滿漢官宦間政治上的防范根深蒂固，學術上的門戶之見又由來已久，但兩派的學術旨趣在編纂清史時漸趨一致。
總之，兩派的成員關系較為密切，諸如同出一門，父子相隨，兄弟相從，鄉鄰同呼，師生相望，功名同科，同學相應，可謂人才濟濟。
桐城古文派在清代文壇占有主要位置，“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
清史稿主要撰稿者中大多出此門下。
柯劭忞皈依桐城古文派門下，娶桐城大家吳摯甫之女為妻。
馬其昶、姚永樸、姚永概皆為桐城人，三人同鄉同里又同為吳摯甫高足，二姚為胞兄弟，桐城大家姚鼐后裔，姚永概又為馬其昶妻弟。
夏孫桐之母姚太夫人為姚鼐之裔，自小受教于其下。
夏孫桐與繆荃孫為同鄉，其三妹嫁與繆荃孫。
朱孔彰為朱師轍之父，朱家世習桐城古文，朱方飴為朱師轍堂兄，夏孫桐“三女緯磷，適朱方殆”，故朱師轍稱夏氏為“夏閏丈”。
秦樹聲為固始桐城派傳人，朱師轍為其門下弟子，且為其婿。
八旗籍文人中，?#93;良為趙爾巽表侄，瑞洵與（駱）成昌為表兄弟。
吳廷燮、金梁為趙爾巽幕府中人。
王樹楠、柯劭忞、秦樹聲、瑞洵為光緒十二年同榜進士。
夏孫桐、吳士鑒為光緒十八年同榜進士。
秦樹聲、柯劭忞二人入仕后，詩詞唱和，直至秦終，張爾田曾師秦樹聲。
總之，清史館人中的組成結構和人員的情況雖“遠不如修明史人才”，但主要撰稿者中，特別是第三期編纂人員中，清朝遺臣居多，前朝文人為主，且相互間關系密切，顯示其獨有的特點，為《清史稿》在其軍閥混戰，經費枯竭的條件下成書創造了條件，“在館之員，等于半盡義務，皆為贊成清史必成之人”。
《 清史稿》有關外本和關內本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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