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具備了他們不具備的人生體驗,所以才有這份自信”
首先我覺得我沒有自傲,我是一個從內到外都非常謙卑的人,我對一個在馬路上隨便行走的人,都很客氣,院里那些揀垃圾的老大爺都是我的好朋友,反而和一些高官們,我覺得我對他們敬而遠之。
但是我在藝術上有一種自信,在八十年代讀書的時候,我當時就感覺到,我能夠寫出比他們好的作品,我那時候就有這種自信,比如說我占有了他們不占有的生活,因為我具備了他們不具備的人生體驗,所以我才有這份自信心。
自卑確實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占據著我的頭腦,直到現在我覺得我也是很自卑的。
它是多方面的,比如說出身可以成為自卑的理由,你們出身高干家庭、軍人子弟,你們是城里人,我們是鄉下人,我們是農民子弟,是社會里最低賤的一批人的后代兒孫。
那么現在我想這樣的自卑,有時候也會變成一種自傲。
當別人在炫耀自己的富裕、炫耀他家過去曾經擁有過的萬貫家產的時候,我在炫耀自己的平臺、在炫耀我當年曾經沿街乞討,這看起來是對立的,但實際上本質是一樣的。
所以這種過分的自卑,有時候會以自傲的形式表現出來。
后來隨著人生歷練的加深,隨著年齡的增長,我想自卑的觀念是越來越小,同時這種自傲的東西,也就在無形中化解了。
自卑和自傲實際上都是一回事,實際上都是缺乏自信心、缺少正確認知,不信任自己,不能正確看待自己。
我覺得現在到了這個年齡,五十多歲知天命,已經對自己有個大概的認知。
但是由于長期以來的傳統,習慣了,過去一直點頭哈腰慣了,那么也要突然地把腰挺得很直,好像也挺困難的,所以外表上保持了對所有人恭敬有禮的這么一種風度。
關于寫作上的自信,到現在依然感覺自己還有東西可以寫,感覺到頭腦當中小說這一部分的細胞還是十分活躍的,而且還經常有很大的創作欲望和沖動,頭腦中也經常會被一些自己構想中的輝煌的小說場景所感動,感覺到還能寫,因此也就一直很有自信。
創造,是人類永遠的使命。
創新,是我們作家永遠的使命。
2011年度的散文創作呈現出新的面貌。
所謂新的面貌,不僅指作者的名字新,也說的是這些作品多為近年來非常流行的“新新散文”,即具有作者年輕化、行文詩意化、構思奇詭化、結構隨意化、語言綿密化、意向空靈化、面貌陌生化等的特點。
如果說在21世紀初年那個時段,“新新散文”還是點點星火,那么在今天的散文文壇,它已經燃成燎原之勢了。
2011年的“新新散文”中,較突出的有沈葦的《女士們的西湖》。
初看這個題目,怎么也想象不到這是一篇游記散文。
這些“女士們”,竟然是白娘子、蘇小小、祝英臺,還有《斷腸集》的作者、女詩人朱淑真,花魁女莘瑤琴,削發為尼的琴操,孤山別墅里的戀影者馮小青,李漁家班里的女樂,戴望舒筆下的丁香姑娘,革命者秋瑾……通過述說她們與西湖的關系,寫出了杭州西湖的地域和文化、傳說和故事、前世與今生,這是多么詭異的角度,多么聰明的構思啊;還不止于此,作者還在記述、描寫了西湖的自然美景之后,又率真地表達出自己內心的愿望:為了環保和大自然,希望西湖是一個靜止在青春期、再也不要成長的湖;寫到這里,作者再度把筆鋒一轉,繼續把文章深化下去,從杭州城里到處都是的瓦舍、酒樓、歌館、茶坊,以及無處不在的飲宴、歌舞、美食、艷妓……所堆砌出來的無邊風月,聯想到西湖是女性享樂主義的湖,是對男人們的消磨和解構,因為“西湖這個感官與欲望的淵藪,會把他們的骨頭變成脆骨、軟骨和無骨”。
雖然結論有著“憤青”的偏激,但的確發人深省。
青年女作家納蘭的《歡會》也可看作一篇“新新散文”,但它不是勝在語言的狂歡,而是靠著冷辣的敘述視角、顛覆性的諷刺挖苦和我自巋然不動的自我解嘲,把當下流行的各種各路電影發布會,把那些發布會上下、內外的形形色色的奇異人與奇異事,淋漓盡致地抖落出來,大快朵頤地數落了一番,算是報了她當“小影記”時受苦之仇。
這種“80后”的眼光,離經叛道,尖刻料峭,剛好彌補了場面上的正統與道統,讓我們從其顛倒的思維中,獲得了耳目一新的體驗感和解脫感,重新打理起屬于自己的思維,咀嚼世界、社會、人生、路途等的多種新與舊的滋味。
可惜像沈葦和納蘭這種新穎的“新新散文”還是比較少的。
在連續閱讀了七八篇“新新散文”之后,我就產生了審美疲勞。
因為我發現,它們已停滯在創新的門檻之前,出現了千篇一律的同質化傾向。
在這里,模仿是第一殺手,大家都企望一窩蜂地搭上這艘船,躋身這場最時尚的語言狂歡。
然而,也許是今天的文學人口基數太大了,一兩個人的模仿還不算什么,但一兩百人、一兩千人都如是模仿,就變得非常可怖了。
所以,我認為追隨“新新散文”的群體性摹寫,已遇到一塊寫著“火山禁地,禁止通行”的牌子,另辟新路是前行的惟一通道。
而沖出去的希望不是不存在,誰若是能找到克服“新新散文”固有弊病的通道,比如拓寬它社會容量的視角,增加它思想的含金量,激發它震撼人心的情感力量等等,誰就能在當代散文史上留下新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