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建安（漢獻帝年號）時期，以曹操三父子為代表的創作反映了社會的動亂和民生的疾苦的同時，又表現了統一天下的理想和壯志，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具有 “ 慷慨悲涼 ” 的獨特風格，這種杰出成就被稱為 “ 建安風骨 ” ，也叫 “ 魏晉風骨 ” 。
魏國統治者曹氏父子都愛好和獎勵文學，招攬文士，在他們周圍聚集了眾多作家。
他們直接繼承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掀起一個詩歌高潮。
【建安風骨】指漢魏之際曹氏父子、建安七子等人詩文的俊爽剛健風格。
漢末建安時期文壇巨匠“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玚、劉楨）繼承了漢樂府民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普遍采用五言形式，以風骨遒勁而著稱，并具有慷慨悲涼的陽剛之氣，形成了文學史上“建安風骨”的獨特風格，被后人尊為典范。
無論是“曹氏父子”還是“建安七子”，都長期生活在河洛大地，這種駿爽剛健的風格是同河洛文化密切相關的。
風骨一詞最早大量應用于魏、晉、南朝的人物評論，后引用到書畫理論和文學評論之中。
至于文學評論，當以南唐劉勰的《文心雕龍·風骨》最為精到：“怊悵述情，必始乎風；沉吟鋪辭，莫先于骨。
故辭之待骨，如體之樹骸；情之含風，猶形之包氣。
結言端直，則文骨成焉；意氣駿爽，則文風生焉。
”意思是端直的言辭結合駿爽的意氣，形成格調勁健和藝術感染力強的“風骨”。
風，就是文章的生命力和內在的感染力，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現力。
漢獻帝最后的年號為“建安”（公元196年～220年），文學史上的建安時期，是指建安至魏初的一段時間。
這一時代的作家，逐步擺脫了儒家思想的束縛，注重作品本身的抒情性，加上當時處于戰亂動蕩的年代，思想感情常常表現得更為慷慨激昂，他們創作了一大批文學巨著，形成了文學作品內容充實、感情豐富的特點，即人們常說的“建安風骨”。
建安時期的文學作品，尤以詩歌最為突出，建安詩歌是從漢樂府和“古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些著作表現了時代精神。
“曹氏父子”是建安文壇的領軍人物，曹操的詩文，深沉慷慨、氣勢雄渾；曹丕與文士相處極歡洽。
王粲死時，他率眾文士送葬，說：“王粲生前喜歡聽驢叫，我們都叫一聲送他。
”于是墓前響起一片驢叫聲。
曹植的文學成就最高，他文才富艷，辭藻華麗，善用比喻，因而具有“骨氣奇高、詞采華茂”的藝術風格。
他的《洛神賦》是千古名篇，以精煉的語言及淳厚的感情，描繪出洛神絕世之美及純潔無瑕的形象。
“七子”中成就最高的是王粲，其代表作《七哀詩》是漢末戰亂動蕩的真實寫照。
建安文學的輝煌成就，對后來文學藝術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南唐劉勰和鐘嶸反復推崇建安時期的文風；唐陳子昂盛贊“漢魏風骨”，李白有“蓬萊文章建安骨”的詩句；當代魯迅先生贊譽：建安是文學的自覺時代，從這個時候起，人們開始認識到文學有它自身的價值和獨立的地位。
曹丕的《典論·論文》是現存最早的文學批評論文，是建安時代文學自覺的標志。
曹丕的《燕歌行》是現存最早的純粹的七言詩。
“風骨”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概念，自南朝至唐，它一直是文學品評的主要標準，建安時代以五言詩為主的文學以風骨遒勁而著稱，被后來人尊為典范，這既是文學史上經常提到的“建安風骨”。
風骨一詞最早大量運用于魏、晉、南朝時的人物評論，大體上“風”偏重指精神氣質，“骨”偏重于指骨格形態，二者密不可分，合而為一為風骨。
后來也沿用到了書畫理論中。
至于文學評論中的風骨論，當以《文心雕龍》中講述的較為詳盡。
風，就是文章的生命力，是一種內在的、能感染人的精神力量，有了風，文章才能鮮明而生動，當然，“風”始終比較虛化，它與作品的內容和情感有關，但并非指內容和情感自身。
而骨是指文章的表現力，也就是說文章應該表現的剛健有力，“骨”是一個比較實的概念，直接體現在語言的運用上；語言準確、簡練、明晰，文章就能表現得有力。
風骨這一概念很強調完整性，它們可以從不同的側面去理解，但是不能分成兩個概念來看。
建安風骨所指的文學風貌主要是內容充實、感情豐富的特點。
建安時代的作家，擺脫了儒學的束縛，注意作品的抒情性，再加之處在戰亂的年代，思想感情更常常是表現的慷慨激昂。
還有就是建安詩文所具有的明朗剛健的風格。
建安詩歌是從漢樂府和“古詩”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雖也講究用辭和文采，但仍保持了樂府民歌的本色，不象后來某些文人詩那般過分追求辭藻。
此外，劉勰也強調：辭藻修飾與風骨良好的結合，才是文章中的精品。
如像曹植的詩，既有一定的華美，又不至于傷害風骨，因此人們在提倡建安風骨時，不僅肯定了它的風骨，也肯定了它風骨和藻飾結合的一面。
所以，從南朝到唐，提倡建安風骨的人盡管各自的著眼點不同，但基本上都是針對當時文壇上的一些不足，象辭藻過于華麗，用字過于艱深，風格軟靡無力，內容或空洞或繁雜，感情昧暗等，而要求作品有生氣，內容充實，感情充沛，風格明朗剛健等，這在文學史上起到了有益的作用。
漢獻帝最后的一個年號叫作“建安”，當時實際掌握政權的是曹操，建安年代及在這稍前和稍后一段時期內的文學，一般統稱為“建安文學”。
這是文學史上的一個輝煌的時代，當然也是詩歌史輝煌的時代，從這個時候起，當時的人開始認識到文學有它自身的價值，獨立的地位。
魯迅先生說：這是“文學的自覺時代”。
在這個時代里，詩歌、辭賦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長足的發展。
尤其的詩歌，興起了中國文學史上第一次文人詩的高潮，從此奠定了文人詩的主導地位，給后世留下極深遠的影響。
建安文學的主要作家群——就是三曹：曹操、曹丕、曹植，還有“建安七子”：孔融、陳琳、王粲、徐干、阮瑀、應玚、劉楨七人。
三曹是其時文壇的領袖人物，成就最高。
建安七子簡介
孔融(153-208)
孔融其實家學淵源，他是孔子的二十世孫，魯國曲阜人，后來為曹操所用。
他年少時曾讓大梨給兄弟，自己取小梨，因此名垂千古，這也就是『孔融讓梨』的故事了。
早年加入討伐董卓行列，后來為曹操辦事，但因勸阻曹操攻打劉備而被處死.孔融為建安子子之首，文才甚豐。
現存作品只有散文和詩。
散文如《薦禰衡表》、《與曹公論盛孝章書》辭藻華麗，駢儷氣息較多；《與曹操論禁酒書》則有詼諧意味。
其《雜詩》第二首，以白描手法寫喪子之痛，哀婉動人。
陳琳（？ -- 217）
字孔璋，廣陵（今江蘇江都）人，為建安七子之一，擅長章奏書記。
《飲馬長城窟》為他的詩歌代表作，假借秦代筑長城故事，揭露當時繁重的徭役給民間帶來的苦難，尤為深刻。
王粲(177-217)
字仲宣，山陽高平（今山東鄒城）人，為建安七子之一，并在七子中成就最高。
他的《七哀詩》和《登樓賦》最能代表建安文學的精神。
《七哀詩》之一（《西京亂無象》）寫他由長安避亂荊州時途中所見饑婦棄子場面，深刻揭示漢末軍閥混戰造成的慘象及人民深重災難，使人怵目驚心。
《登樓賦》是荊州時登麥城城頭所作，主要抒發思鄉之情和懷才不遇的愁恨，富于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賦的名篇。
徐干(171-217)
字偉長，北海（今山東濰坊市）人，建安七子之一。
主要著作是《中論》，曹丕稱贊此書『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后。
』（《與吳質書》）其情詩《室思》也寫的一往情深。
阮瑀 (?-212)
字符瑜，陳留尉氏（今河南開封）人，建安七子之一。
所作章表書記很出色，名作有《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詩有《駕出北郭門行》，描寫孤兒受后母虐待的苦難遭遇，比較生動形象。
應玚 （?-217)
字德璉，汝南（今河南汝南縣東南）人，建安七子之一。
擅長作賦，有文賦數十篇，代表性詩作《侍五官中郎將建章臺集詩》，音調悲切。
劉楨 (?-217)
字公干，東平（今山東東平縣）人，建安七子之一。
今存詩十五首，《贈從弟》三首為代表作，言簡意明，平易通俗，長于比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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