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席慕容，(1943.11.12—）女，蒙古族，天蝎座。
席慕蓉全名是穆倫·席連勃，意即大江河，“慕蓉”是“穆倫”的諧譯。
1943年農歷10月15日生于重慶城郊金剛坡，祖籍內蒙古察哈爾盟明安旗，1949年遷至香港，幼年在香港度過，后隨家飄落臺灣，13歲時在日記中寫詩，1956年入臺北師范藝術科，1964年到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進修，入油畫高級班。
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于比利時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
1969年以蕭瑞為筆名，在臺灣《中央副刊》發表作品。
七月回臺灣，任教新竹師專美術科。
其后數年間應邀參加多次省級及國際性之美展。
并以蕭瑞、漠蓉、穆倫·席連勃等筆名投稿，作品多為散文。
1970年以穆倫為筆名，在《聯合副刊》發表作品。
作品多為散文。
1977年10月在皇冠雜志上開設《詩的畫，畫的詩》專欄。
1981年，臺灣大地出版社出版席慕容的第一本詩集《七里香》，還有著名的散文集《芊芊芳草》1989年九月前往父親及先母的家鄉，初見蒙古高原。
1987年元月詩集《時光九篇》由爾雅出版社出版。
1990年7月散文集《我的家鄉在高原上》由圓神出版社出版，同時亦出版編選之蒙古現代詩選《遠處的星光》。
1997年個人自選集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
席慕容十四歲起致力于繪畫，曾任臺灣新竹師范學院教授多年，至今仍視之為主要職業。
作為專業畫家，席慕容曾在國內外個展多次，曾獲比利時皇家金牌獎、布魯塞爾市政府金牌獎、歐洲美協兩項銅牌獎、金鼎獎最佳作詞及中興文藝獎章新詩獎等。
寫詩只是作為累了一天之后的休息。
她寫詩，為的是“紀念一段遠去的歲月，紀念那個只曾在我心中存在過的小小世界”。
一個“真”字熔鑄于詩中而又個性鮮明。
在她的詩中，充滿著一種對人情、愛情、鄉情的悟性和理解。
著作有詩集、散文集、畫冊及選本等五十余種，讀者遍及海內外。
近十年來，潛心探索蒙古文化，以原鄉為創作主題。
2002年受聘為內蒙古大學名譽教授。
新作《席慕蓉和她的內蒙古》即用優美的文字和親手拍攝的照片，記錄了席慕蓉自1989年與“原鄉”邂逅后，17年來追尋游牧文化的歷程。
剖析自己寫詩的歷程，席慕容對記者說：“年輕時因寂寞而寫詩，或許是一種對美的渴望；年紀稍長，因無法平撫心中的騷動而寫詩；初老時，因惆悵而寫詩，人也因此變勇敢了。”席慕蓉流連在詩的國度，“一首詩就是一個自給自足的世界”。
對于時間的流逝，對于生命的感動，還有許許多多生活中難于表述卻又感懷于心的東西，席慕蓉覺得只能以詩來表達。
“詩能說清楚的事情，平時卻怎么也說不清。”寫《七里香》時，正是席慕蓉一生中最安靜的時刻，那是讀書，戀愛，結婚，生子及只有一點點鄉愁的年歲，感覺靈敏而純粹，是生命最清靈的時刻。
《七里香》詩中的白描插圖，也是她哄孩子睡覺時畫的。
一支鋼筆、一本本子，擱在床邊，隨時隨地地畫。
小孩子們也特別安靜，看到他們的媽媽拿著筆，就很滿足地睡著了。
一直到現在，回頭再看自己的舊作，席慕蓉仍然為自己感到慶幸。
“幸好我在36歲的時候寫出了《七里香》，我慶幸在我要寫的時候寫了出來。
不少人都會悔其少作，但我沒有，我覺得幸運的是，在我走過來的路上，留下了《七里香》。”記者問席慕蓉，當初寫下這些詩，是因為生命的富足，還是對愛的渴望？席慕蓉一臉滿足：“應該是生命的富足。”
胡適5歲啟蒙，在績溪老家受過9年私塾教育，打下一定的古文基礎。
早年在上海的梅溪學堂、澄衷學堂求學，初步接觸了西方的思想文化，受到梁啟超、嚴復思想的較大影響。
1904年到上海進新式學校，接受《天演論》等新思潮，并開始在《競業旬報》上發表白話文章。
1906年考入中國公學，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留學生，赴美后先入康乃爾大學農學院，后轉文學院學哲學。
1915年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唯心主義哲學家杜威，接受了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并一生服膺。
1917年畢業并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同年7月回國。
[1]回國后，任北京大學教授，加入《新青年》編輯部，撰文反對封建主義，宣傳個性自由、民主和科學，積極提倡“文學改良”和白話文學，成為當時新文化運動的重要人物。
同年，胡適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改良芻議》，主張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提出寫文章“不作無病之呻吟”，“須言之有物”等主張，為新文學形式作出初步設想。
“五四”時期，與李大釗等展開“問題與主義”辯難；陪同來華講學的杜威，任杜威的翻譯逾兩年；與張君勱等展開“科玄論戰”，是當時“科學派”丁文江的后臺。
從1920年至1933年，主要從事中國古典小說的研究考證，同時也參與一些政治活動，并一度擔任上海公學校長。
抗日戰爭初期，出任國民黨“國防參議會”參議員，1938年被任命為中國駐美國大使。
抗戰勝利后，于1946年任北京大學校長。
1949年寄居美國，致力于《水經注》的考證等工作。
后去返回復興基地。
1954年，任"光復大陸設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1957年，出任"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院長"。
1962年，在臺灣的一個酒會上突發心臟病去世。
胡適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北大文學院院長、輔仁大學教授及董事、中華民國駐美利堅合眾國特命全權大使、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名譽顧問、北京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位于臺北南港）院長等職。
胡適深受赫胥黎與杜威的影響，自稱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杜威教他怎樣思想。
因此胡適畢生宣揚自由主義，是中國自由主義的先驅。
提倡懷疑主義，并以《新青年》月刊為陣地，宣傳民主、科學。
畢生倡言“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言必有證”的治學方法，以及"認真的作事，嚴肅的作人"的做人之道。
胡適是個學識淵博的學者，在文學、哲學、史學、考據學、教育學、倫理學等諸多領域均有不小的建樹。
就對孔子和儒學的研究而言，在1919年出版《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中，胡適首先采用了西方近代哲學的體系和方法研究中國先秦哲學，把孔子和儒學放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用“平等的眼光”與諸子進行比較研究，破除了儒學“獨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具有開創性的影響。
以后又發表長篇論文《說儒》，提出“儒是殷民族教士”，“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遺民”，“靠他們的禮教知識為衣食之端，他們都是殷民族的祖先教的教士，行的是殷禮，穿的是殷衣冠”；周滅殷后，“他們負背著保存故國文化的遺風”，“儒是柔懦之人，不但指那褒衣博帶的文縐縐的樣子，還指亡國遺民忍辱負重的柔道和生觀”；孔子是殷民族“懸記”而生的“救世主”，“他從一個亡國民族的教士階級，變到調和三代文化的師儒”，孔子的最大貢獻在于殷民族部落性的“儒”，擴大到到“仁以為己任”的儒，把柔懦的“儒”改變到剛毅進取的“儒”。
孔子不是“儒”的創造者，而是儒學的中興者。
孔子的學說強調個人在社會中的地位，強調教育和仁政，并以此來影響整個社會。
胡適“大膽假說”的觀點在當時是驚世駭俗的，他的論證不夠充分，不過他假設“儒”在殷時代就有了被后來的甲骨文研究判為事實。
胡適并不盲目崇拜孔子和儒學，他認為，“現在大多數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夢”（《新思潮的意義》）辛亥革命后的中國社會進步，“不是孔夫子之賜，是大家努力革命的結果，是大家接受一個新世界的新文明的結果。
只有向前走是有希望的，開倒車是不會成功的。”（《寫在孔子誕辰之后》）對儒家強調的“三綱五常”持批判態度，說：“三綱五論”的話，古人認為是真理，因為這種話在古時宗法社會很有點用處。
但現在時勢變了，國體變了……古時的天經地義現在變成廢話了。
（實驗主義》）
胡適著作很多，又經多次編選，比較重要的有《胡適文存》《胡適論學近著》《胡適學術文集》《胡適自傳》等。
多部作品廣為流傳。
父親是胡傳，字鐵花，官至臺灣臺東直隸州知州，后因乙未戰爭離臺。
母親馮順弟。
胡適1910年考取庚子賠款第二期官費生赴美國留學，于康乃爾大學先讀農科，后改讀文科，1914年往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哲學，學于哲學家約翰·杜威。
1917年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考試，同年夏天回國。
胡適因提倡文學革命而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之一。
顧城，男，1956年生于北京。
12歲時輟學放豬。
“**”中開始寫詩。
1973年開始學畫，次年回京在廠橋街道做木工。
1977年重新開始寫作。
并成朦朧詩派的主要代表詩人。
1980年初所在單位解體，失去工作，從此過漂游生活。
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1987年應邀出訪歐美進行文化交流、講學活動。
1988 年赴新西蘭，講授中國古典文學，被聘為奧克蘭大學亞語系研究員。
后辭職隱居激流島。
1992年獲德國DAAD創作年金，在德國寫作。
1993 年10月8日在其新西蘭寓所辭世。
留下大量詩、文、書法、繪畫等作品。
顧城是朦朧詩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詩集《白晝的月亮》、《舒婷、顧城抒情詩選》、《北方的孤獨者之歌》、《鐵鈴》、《黑眼睛》、《北島、顧城詩選》、《顧城的詩》、《顧城童話寓言詩選》、《顧城新詩自選集》。
逝世后由父親顧工編輯出版《顧城詩全編》。
另與謝燁合著長篇小說《英兒》。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顧城的詩》。
詩集《白晝的月亮》。
顧城是我國新時期朦朧詩派的代表人物，被稱為以一顆童心看世界的“童話詩人”。
與舒婷的典雅端麗、委婉綽約、美麗憂傷相比，顧城的詩則顯得純真無瑕、撲朔迷離。
但是，在顧城充滿夢幻和童稚的詩中，卻充溢著一股成年人的憂傷。
這憂傷雖淡淡的，但又象鉛一樣沉重。
因為這不僅是詩人個人的憂傷，而是一代人覺醒后的憂傷，是覺醒的一代人看到眼前現實而產生的憂傷。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經歷過“**”的一代青年，對著名朦朧詩人顧城（1956年9月～1993年10月）的這兩句詩是再熟悉不過的了。
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朦朧詩，是當時激動人心的思想、文學“解放”潮流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是當代新詩革新的起點。
在顧城冥壽50周歲的前一年，四卷本的“顧城文學系列”首卷―――《顧城文選？別有天地》近日由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
顧城1962年開始寫詩，1987年5月應邀赴德國參加明斯特“國際詩歌節”，隨后開始周游西歐和北歐諸國，后定居新西蘭，1993年10月8日，他與妻子謝燁雙雙死在新西蘭激流島上。
據此次“顧城文學系列”策劃人劉曦強介紹，此套四卷本將延續至明年9月出完，整套文選由“顧城之城”網站站主江曉敏和顧城胞姐顧鄉聯合編選并注釋。
總計 150多萬字的散文體作品，囊括了顧城旅居海外的1992年至1993年這一創作高峰期的作品，有望展示一個全面而立體的顧城。
“顧城之城”站主江曉敏是浙江溫嶺一所中學的高三語文老師，她于1993年閱讀了詩集《海籃》開始接觸顧城的詩，“1994年讀《詩探索》上面顧城的朋友文昕寫的《最后的顧城》，讀到顧城鑄腳印那個段落的那一刻，我就深深地喜歡上顧城了。
后來讀了幾乎能搜集到的顧城的所有資料。”
顧城早期的《生命幻想曲》、《分別的海》和后期的《頌歌世界？是樹木游泳的力量》都讓江曉敏特別喜歡。
她用“真”概括了顧城為人的最大特點，“自然純凈”則是她心目中顧城詩歌的最大特點，“他的詩不是做出來的，而是從心間流出來的。
讀他的詩時，你忘掉了自己是人，你一會兒是瓢蟲，一會兒是河流，一會兒又是石頭，這是另一層面上的‘自然’”。
為了“讓更多的人知道顧城，分享顧城優美的詩句”，江曉敏于1999年創辦了“顧城之城”網站。
然而，也有不少當年的詩友，如今卻不愿再重新“面對顧城”。
“關于他的事兒，我不想發表任何意見”，一位當年頗有影響力的朦朧派詩人以此拒絕受訪。
另一位當年和未出國前的顧城“有過比較多的交往”的詩人，則宣稱正忙著寫一部文化散文書稿而無暇評說舊友。
“朦朧詩”陣地《今天》的編輯徐曉在今年年初出版的著作《半生為人》中，對北島、芒克等詩人有濃墨重彩的回憶，但談起顧城卻沒有太多的印象，“當時編他的詩主要是北島，我也只是在公開場合見過他幾次而已。”
多數詩友的不愿置評，或許有眾多不同的復雜原因。
但顧城真的就是這樣給人一種“活在自己一個人的城堡里”的感覺。
姐姐顧鄉比顧城大兩歲兩個月零三天，顧城在她印象中的最大特點就是“不愛湊熱鬧”。
顧城不到一歲時就會走路，“他那時干得最多的事，是走到離地不高的大穿衣鏡前，對著鏡子看自己”。
上了幼兒園的顧城還是“不愛湊熱鬧”，每次顧鄉去接他時，“也就不在玩鬧一起的孩子群中找他，他熱衷躲在一邊看樹或者看螞蟻。”
顧鄉回憶，從小博覽群書的顧城，一次為了安慰受欺負的同學居然給人家講起了《三國演義》的故事，并得到了“故事”的雅號。
但同學們圍攏著想聽他講時，“還是不容易聽到他講故事，因為他不習慣被圍在中間”。
“但是他又是想講的，也很想有人聽。”
在渴望與外界交流和退回內心的“心理拉鋸”中，顧城只好尋求姐姐當他“一個人的聽眾”，姐姐沒空聽時，“無奈之下他就進了別的屋子，隔著床一個人對著墻講起來”。
及至“**”的風浪裹挾一切，顧城還是“獨自在烈日下、在落葉中、在寒風里走，在古城墻上拾一枚舊幣，在荒草中間找螞蚱、蜣螂”，“高音喇叭、滾滾人流、漫天傳單，對他如無一般。
他嘲笑我（顧鄉），痛恨我，不許我去參加集體、社會活動，認定那些事情都很無聊，而我的同學都很庸俗。”
這個活在自己“一個人的城堡”里的顧城，給人印象最深的、最常見的裝束，是戴一頂高高的帽子。
1992年6月在荷蘭演講時是這樣，1992年12月在德國演講時也是這樣。
一頂高高的帽子，在詩人的國度里，又何嘗不是一頂想像中的王冠呢？他又何嘗不是他自己的“王”呢？顧城后來和妻子謝燁在新西蘭激流島上養雞種菜的生活也頗有獨立王國、自給自足的意味。
在北京電影學院教授崔衛平眼里，“顧城是個比較膽小的人，不是一個愛說話的人，是一個比較退卻、喜歡‘坐在后面’的人。”崔衛平教授肯定顧城在朦朧詩派中“貢獻是相當大的”，但對“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進行了質疑―――“聲稱環境黑暗而自己光明這種表述是一個任性的表達。
一個人不能意識到自己身上陰影的存在、不自警是可怕的”，“在觀照社會時，也要反思自己”。
《今天》雜志的重要成員劉自立，對“白話是否能寫詩”表示了根本性的質疑，因此對“朦朧詩”的整體評價都不太高，他覺得，顧城“只是其中一員，也不比別人高明。”
劉自立是在不認識顧城的時候看過顧城的詩，“覺得他像個小孩兒在寫詩，又有老小孩兒的成熟，但不是大人寫詩。”劉自立認為，顧城的創作，一是比較注重寓意和象征，較少考慮詩歌的音樂性；二是帶有某種童話色彩，有所謂“頑童”性格―――是對“**”僵硬的思維模式的反撥，但這種“反抗”方式，是以一種孩子的方式完成的。
因此，“頑童”到最后也容易失控，這和他的詩歌的不足、人格缺陷以及與社會溝通的中斷，都有聯系。
劉自立認為，顧城試圖用散文體語言賦予他的詩歌以神秘感和宗教主義，但事實上，“尋找光明”和“相信未來”，并不新鮮。
[編輯本段]人物生平
(1956-1993)
顧城，男，原籍上海，1956年九月生于北京，1969年隨父顧工下放山東廣北農場，1974年回北京。
做過搬運工、 鋸木工、借調編輯等。
“**”期間開始詩歌寫作，1973年開始學畫，并進入社會性作品寫作階段，1974年起于《北京文藝》、《山東文藝》、《少年文藝》等報刊零星發表作品。
1977年起重新進入純凈寫作，在《蒲公英》小報發表詩作后在詩歌界引起強烈反響和巨大爭論，并成朦朧詩派的主要代表。
1980年初所在單位解體，失去工作，從此過漂游生活。
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1987年應邀出訪歐美進行文化交流、講學活動。
1988年赴新西蘭，講授中國古典文學，被聘為奧克蘭大學亞語系研究員。
后辭職隱居激流島。
1992年，獲德國學術交流中心（DAAD）創作年金，1993年，又獲德國伯爾創作基金，在德國寫作。
1993年10月8日于新西蘭所居島因為離婚與其妻謝燁發生沖突，謝燁受傷倒地，過程成謎，顧城隨即自殺，謝燁于其死后數小時不治。
媒體捕風捉影稱“顧城用斧頭殺妻”，令詩人在死后從童話詩人被妖魔化成精神異常的殺人惡魔，死后蒙冤。
（從顧城姐姐顧鄉所做“顧城最后的十四天”中看，斧頭只是偶然在場物件，跟案件根本無關。
）1993年3月曾回國探親，慘案發生時，值其夫婦從德返新西蘭不久。
顧城留下大量詩、文、書法、繪畫等作品。
著作主要有《黑眼睛》（1986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英子》（1994年元月北京華藝出版社出版，與謝燁合著）、《靈**語》(1994年3月敦煌文藝出版社出版，老木、阿楊編）、《顧城詩集》、《顧城童話寓言詩選》、《城》等，部分作品被譯為英、德、法等多國文字。
另有文集《生命停止的地方,靈魂在前進》，組詩《城》、《鬼進城》、 《從自我到自然》、《沒有目的的我》。
顧城是朦朧詩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詩集《白晝的月亮》、《舒婷、顧城抒情詩選》、《北方的孤獨者之歌》、《鐵鈴》、《黑眼睛》、《北島、顧城詩選》、《顧城詩集》、《顧城童話寓言詩選》、《顧城新詩自選集》。
逝世后由父親顧工編輯出版《顧城詩全編》。
舒慶春生于北京的一個貧窮家庭，他的作品深受讀者的喜愛。
曾任小學校長（北京17小學）、中學教員、大學教授（北京大學、山東大學）。
字“舍予”，老舍是他最常用的筆名，另有絜青、絜予、口青等筆名。
因為老舍生于陰歷年底，父母為他取名“慶春”，大概含有慶賀春來、前景美好之意。
舒慶春上學后，自己更名為舒舍予，“舍予”是“舒”字的分拆：舍，舍棄；予，我。
含有“舍棄自我”，亦即“忘我”的意思。
“老舍”這一筆名，是他在1926年發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時首次使用的。
在“舍予”前面添“老”字，而后面去掉“予”字，便成了現今人們熟知的“老舍”。
這個“老”并不表示年齡大，而是含有一貫、永遠的意思，合起來就是一貫、永遠“忘我”。
他用“老舍”這一筆名發表了大量文學作品，以致不少人只知道“老舍”而不知舒慶春是誰。
老舍的一生，總是在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藝界當之無愧的“勞動模范”。
他自己說：“我終年是在拼命地寫，發表也好，不發表也好，我要天天摸一摸筆。”正因為如此，他勤奮筆耕，創作了《駱駝祥子》《四世同堂》《茶館》《二馬》《龍須溝》等大量文學作品，贏得了“人民藝術家”的崇高贊譽。
“舍予”“老舍”，就是他一生忘我精神的真實寫照。
曾經擔任齊魯大學等名校教授。
一生主要作品有：《貓城記》《老張的哲學》《駱駝祥子》《四世同堂》及未完成的《正紅旗下》，話劇《龍須溝》《茶館》等,還有很多著名的文章，如：《濟南的冬天》等被選入小學中學的課文中。
其中《茶館》極為著名。
1899年2月3日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現名小楊家胡同），滿族正紅旗人，父親是一名滿族的護軍，陣亡在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城的巷戰中，老舍出生于北京一個貧苦旗人家庭。
一歲半喪父，襁褓之中的老舍，家曾遭八國聯軍的意大利軍人劫掠，還是嬰兒的老舍因為一個倒扣在身上的箱子幸免于難。
老舍九歲得人資助始入私塾。
1913年，考入京師第三中學（現北京三中），數月后因經濟困難退學。
同年考取公費的北京師范學校。
于1918年畢業。
五四新文化運動掀起的民主、科學、個性解放的思潮，把他從“兢兢業業辦小學，恭恭順順侍奉老母，規規矩矩結婚生子”的人生信條中驚醒；文學革命的勃興，又使他“醉心新文藝”，由此開始生命和事業的新起點。
1922年任南開中學國文教員。
同年發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說《小鈴兒》。
1924年赴英國，任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中文講師。
教學之余，讀了大量外國文學作品，并正式開始創作生涯。
陸續發表《老張的哲學》、《趙子曰》和《二馬》三部描寫市民生活的諷刺長篇小說。
自1925年起，陸續寫了3部長篇小說：《老張的哲學》對烏煙瘴氣的教育界做了生動的揭露；《趙子曰》的鞭撻鋒芒指向以新派自詡其實醉生夢死的青年學生；《二馬》的主人公是旅居英國的北京人，諷刺的仍是在封建的小生產的社會土壤里培植出來的“出窩兒老”的畸形心態——都以清脆的北京口語，俏皮的幽默筆墨，渲染北京的民俗風情，通過閉塞守舊、茍且偷安的民族心理的剖析，申述對于祖國命運的憂慮，顯示出與眾不同的藝術個性和思想視角。
3部作品陸續在《小說月報》上連載后，引起文壇的注目。
1926年老舍加入文學研究會。
1929年夏，繞道歐、亞回國。
在新加坡逗留期間，為當地高漲的民族解放要求所鼓舞，創作反映被壓迫民族覺醒的中篇童話《小坡的生日》。
1930年回到中國，任濟南齊魯大學文學院副教授，并編輯《齊魯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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