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注重文本,在閱讀文本時要多疑和善思,一步步走進文本
接受美學認為,文學總體活動是作家、作品、讀者三個環節的動態過程,作家寫出的只是文本,文本潛在包含著許多“不確定性”和“空白”,而它們的意義確定,必須依靠讀者閱讀,對它具體化,讀者把文本轉變為作品,作品的價值是作家和讀者共同創造的,讀者成了文學活動中最活躍的主體。
因此,作品最終必須由讀者完成,也只能由讀者完成。
這就是我們“走進文本”的理論依據。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產生于英國、40年代在美國得到發展的新批評派理論,更強調對具體的個別的作品的研究,他們強調文本是文學活動的本源,文本是文學的本體,研究文學就是通過對作品的仔細閱讀,去發現構成文學的特殊性質。
因為他們強調細讀,這種批評也被稱為細讀法批評。
這種理論,對于細讀文本,有直接的指導和示范意義。
所以,走進文本,就是帶著情感,按照自己的意愿,以自己獨特的體驗,涵泳感悟,解讀文本。
在解讀過程中,就是不要受到參考資料的束縛,不要把別人的理解作為定論來接受,不要盲從專家和權威的高見,而是通過仔細地研讀文本,獨立思考,讀出自己的疑問和心得體會。
只有讀中有疑,才會更進一步走進文本。
《故鄉》有這樣一段話:“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愿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展轉而生活,也不愿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
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這里的“別人”指誰呢?教參認為指楊二嫂。
我發現把楊二嫂理解為“辛苦恣睢”生活的典型,與小說的內容不符,細讀文本,從小說主題和楊二嫂的生活實際兩方面加以分析,閏土和楊二嫂雖有主次正反之分,但他們都應是“辛苦麻木”生活的一類人,再者,楊二嫂的生活雖不檢點,作為一個處于社會底層的弱者,為了生活,到處貪小便宜,蠅營狗茍,用這種可憐的手段,做些可鄙的事情,然而和那些公然搶劫,仗勢欺人且無法無天的放縱兇暴,任意胡為的“恣睢”者相比,實在是天壤之別,不可同類而語。
說楊二嫂是“辛苦恣睢”生活的典型,失之公允,是概括化,貼標簽式的思維方式,并沒有真正走進文本。
《聽聽那冷雨》是余光中散文的經典,而我們在教學中,往往流于表面和片面印象,僅僅把它理解為余先生鄉愁之作,失之片面。
我從三個方面對文本進行了解讀。
一是品味悠悠的追憶之情。
文本既有對大陸故鄉的思念之情,也有對初到臺灣早年生活的回顧和眷戀之情,文中有相當篇幅把現在的臺北生活和以前相對比,點明現在的臺北已無處可聽雨,其間還穿插和戀人雨中躲在三輪車油布篷里的風情,回憶或是想象冷雨中初戀的浪漫與淋漓。
這些內容,就很難以鄉愁來概括。
二是感悟深深的文化情思。
研讀文本,不難讀出,文中大量的古典詩文的引用和化用,對這些詩文所描繪的聽雨境界的傾心和神往,對這種境界不再的感嘆和傷感,無不表達了余先生對古典文化的深深情思,對古典文化的贊美和眷戀。
三是剖析理念的躬親實踐。
余先生在寫于1963年的《剪掉散文的辮子》的評論中,提出“現代散文的”概念,并指出現代散文是講究彈性、密度和質料的一種新散文,而創作于1974年的散文《聽聽那冷雨》,就是對這種理念的成功實踐。
《聽聽那冷雨》以“雨”字為核心,“聽”為線索,“冷”為情調,上下兩千年,縱橫十萬里,關涉鄉愁,鎖鑰文化,實踐作者自己的散文理念。
以抒情的語言為肌理,悠悠鄉愁為血液,深深的文化情思作靈魂,融人生經歷、歷史感喟、文學情致、詩般意境、現代散文理念于一體,蘊含著蒼涼與感傷,挾帶著現代詩的韻律、節奏和靈氣,注入讀者的心靈深處,淋漓盡致地顯示了一個文化大家的風范和氣象。
作為教師,我們要相信自己,專心思考,深入研究。
只有走進文本,才能讀出發現和感悟,欣賞文本的精妙,觸摸文本的靈魂。
進而引導學生讀細文本,共同完成語文閱讀教學的目標。
二、閱讀中不僅走進文本,還應結合具體的寫作背景,知人論世
文學欣賞要走進文本,還應結合具體的寫作背景,更要“知人論世”。
《孟子﹒萬章下》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意思是:“吟詠他們的詩歌,研究他們的著作,不了解他的為人,可以嗎?所以要討論他那一個時代。”《孟子﹒萬章上》說:“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
以意逆志,是為得之。”意思是:“所以解說詩的人,不要拘于文字而誤解詞句,也不要拘于詞句而誤解原意。
用自己切身的體會去推測作者的本意,這就對了。”細讀文本,要了解作者的為人,要明白作者生活時代,寫作的背景,這些既要讀者的學識,更需要讀者的人生體驗。
而這一切,與讀本或多或少就有一定距離。
而學生相對學識不足,體驗缺乏,這樣學識需要補充,人生體驗也需啟發。
比如,楊絳先生的《老王》的結尾:“我回家看著還沒動用的那瓶香油和沒吃完的雞蛋,一再追憶老王和我對答的話,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領受他的謝意。
我想他是知道的。
但不知為什么,每想起老王,總覺得心上不安。
因為吃了他的香油和雞蛋?因為他來表示感謝,我卻拿錢去侮辱他?都不是。
幾年過去了,我漸漸明白,那是一個幸運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如何理解“幾年過去了,我漸漸明白,那是一個幸運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孫紹振教授撰寫了一篇關于《老王》的理解性文章,指出這種“愧怍”有兩個特點:一是幸運者對不幸者的;二是這幸運者對不幸者的愧怍并不是一下子產生的,而是“漸漸明白”的。
就是說作者的愧怍的產生是有一個過程的,起初是對“老王”的照顧和同情,后來看到老王的真誠,作者被感動,而震撼作者的還是老王去世前夕對作者一家的惦記和眷顧,正是這件事,使作者后來漸漸明白過來,感到十分愧怍。
孫教授這樣剖析事情原委,可謂抓住了牛鼻子,但要透徹理解,還需要聯系作者楊絳先生的“人”和“世”。
我初讀這段話時,不由想起白居易《觀刈麥》的最后幾句:“今我何功德,曾不事農桑。
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
念此私自愧,盡日不能忘。”身為縣尉的白居易為何“自愧”呢?看到農民在酷熱的夏天的勞碌與痛苦,詩人聯想到自己,不像農民那樣自食其力,卻能終年有糧,因而深感自愧,這是對農民的同情,也是詩人自我反省,自我解剖,自我批評。
這里就沒有官本位的思想,而表現出的是知識分子的良知和責任。
知識分子正是社會的眼睛和良知。
我想楊絳先生的“愧怍”,正是知識分子良知的發現、反省和批判。
楊絳先生當時是否是一個幸運的人呢?在史無前例的**浩劫中,楊絳和錢鐘書先生與同時代的知識分子一樣,所遭受的肉體、人格和精神迫害,世所罕見。
她先是被“揪出來”掛牌認罪掃廁所,挨打受罰剃“陰陽頭”,戴高帽子掛牌游街,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接受勞動再教育,顯然是不幸的。
但正是在這不幸的生活之中,楊絳先生發現了另外一群人,有眷顧自己一家的“老王”,有樂于助人的“送煤的老田”,有“公然護著我”的大娘,還有小說《林奶奶》中“林奶奶”的原型,給自己家洗過衣服、照顧過女兒錢瑗的于奶奶。
在這些人身上,作者看到了人性的美好,認為自己比他們幸運,實際是以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去善待他們。
作者和他們一樣,都是當時社會的不幸者,但他們確實比作者更卑微,更貧困,更無奈,對他們的愧怍,正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道義和責任的表現。
對于社會的責任,知識分子理應肩負得更多,出于良知,應該使社會更平等,更美好,而當時的社會恰恰相反,我想這才是楊絳先生對不幸者“愧怍”的深層社會原因,是作者恥于當世而又不推卸責任的“內心的崇高的道德法則”使然。
讀《老王》結尾的這段話,如果不“知人論世”,我們就很難讀懂,當然也不能細讀文本。
其實,這只是一個例子,我們讀魯迅的雜文,巴金的散文,北島的詩等等,如果不“知人論世”,不僅很難讀懂,甚至還會誤解,只有把握好作者和文本,把作者和文本結合起來,“知人論世”,走進文本,才能真正讀懂。
三、文學理論是細讀文本的鑰匙,閱讀欣賞要善于正確運用理論
文學理論,對于我們閱讀文本,永遠有指導意義。
除上文提到的細讀法批評、接受美學,其他像我們欣賞古詩的意境說,閱讀現代詩的象征主義、以丑為美的手法,閱讀小說的“敘述者的多重角色”及意識流理論等,對于我們細讀文本都有直接的指導意義。
當我們面對文本“山重水復疑無路”時,而恰當的理論運用卻能使我們的細讀“柳暗花明又一村”,大有豁然開朗之感。
比如讀聞一多先生的《發現》和《死水》。
讀《發現》,很容易感知作者強烈的愛國之情。
詩人運用的正是直抒胸臆的手法。
而讀《死水》,就覺得不好理解,這一溝絕望的骯臟的死水,能寫詩嗎?詩總是美的,而《死水》又美在何處呢?學生不僅不認為美,而且恰恰認為“丑”,而這就是“以丑為美”的藝術奧秘。
“以丑為美”理論的涉入,可以讓學生理解詩的對象是丑的,而詩人偏偏展開奇特的想象,把它往美里寫,而表面上寫得越美,所揭示的對象的本質就越丑,從而引出我們嚴肅思考,進而理解詩要表達的主題和感情。
教學鄭愁予的《錯誤》一詩時,我發現“達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這句詩,不好理解,而評論此詩,有人認為這個“錯誤”是“我”主動造成的,有人認為是“思婦”主動造成的。
姑且這樣認為,但結合詩的內容來看,不管是“我”還是“思婦”造成的,這個“錯誤”還“美麗”嗎?我感覺問題好像出在“我”上,但如何讀通,毫無頭緒,最后運用“敘述者的多重角色”的理論,問題才迎刃而解。
現代敘述學在分析小說時認為,在作家和文本之間存在著一個敘述者,作家并不直接在作品里站出來敘事,而是通過敘述者來敘事。
含敘事成分的詩歌亦如此。
古代詩歌中,閨怨詩多為代言體,詩人與詩的敘述者區別明顯。
如唐沈如筠的《閨怨》:“雁盡書難寄,愁多夢不成。
愿隨孤月影,流照伏波營。”詩人就是以一個旁觀者的身份客觀地敘述。
有的詩人把自己設想為思婦,直接以思婦的口吻敘述,如唐金昌緒的《春怨》:“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
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而《錯誤》是一首現代詩,詩中的敘述者,與此不盡相同,這個敘述者就是“我”,在詩中充當兩個角色,或者說敘述時采用了兩種視角:受限制的視角和全知視角。
《錯誤》詩第一句“我打江南走過”,采用的是受限制的視角,接下來的第二句和第二節詩,采用的是全知視角,第三節,采用的又是受限制的視角。
正因為視角的變化,思婦在敘述者(詩人)而不在“我”的視角之內。
詩中“我”的身份開始并沒有明確,我們讀完第二節詩時,也會善意地犯一個“美麗的錯誤”,這樣詩便充滿了張力,讀者產生期待心理,結果卻又超乎讀者的意料,獲得一種意外的美感。
這種手法的運用,促使讀者會產生新奇感,閱讀興趣更濃厚,可以更深刻地獲得美的享受。
因此,可以說《錯誤》一詩在人稱運用和敘述視角上確實獨特高妙。
清楚了敘述視角,明白了敘述視角的轉換,我們就很容易理解這是一個無奈的事實,并非是誰主動造成的,因而才能說是“美麗”的,或許有些凄婉,詩意更加敦厚,否則,詩情就顯得輕薄了。
(參見拙作《一首充滿古典意象的現代詩》,見《名作欣賞中學閱讀》2007年12期)
細讀文本,是一個無法窮盡的話題,也是我們語文閱讀教學中具體而需切實解決的問題。
以上只是本人的一些嘗試和心得。
不揣淺陋,請大家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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