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改革開放30年 強國之路 歌曲《春天的故事》中唱到：1979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國的南海邊畫了一個圈。
這位老人是在1978年想到要畫這個圈的，距今正好三十年。
小 平同志是如何認識到中國未來的發展方向？可能要感謝李 光耀。
1978年11月，鄧小 平訪問新加坡，他在年輕時去過新加坡，現在故地重游，他深深地被新加坡的繁榮與發達所震撼。
在談話中鄧 小平提到，中國要從十年浩劫中恢復過來需要很多年，但李光耀不同意，李認為中國真要追上來，甚至會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沒有問題。
因為怎么說新加坡人都不過是福建、廣東等地目不識丁、沒有田地的農民的后裔，而中國大陸有的卻盡是留守中原的達官顯宦、文人學士的后代。
李光耀寫道：鄧小 平聽后沉默不語。
同樣都是華人為主的國家，為什么中國卻比新加坡落后這么多？新加坡的面積只有上海的十分之一，沒有任何自然資源。
這番談話一個月后，即1978年12月，中國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在會上提出了“改革開放”政策。
1980年深圳成立，從一個小漁村發展到現在的大都市，2007年人均GDP超過了一萬美元。
新加坡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明確的發展參照標準，在1979年底的一次中共省、市、自治區第一書記座談會上，鄧小 平講了如下這番話： 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們利用外資的一些情況。
外國人在新加坡設廠，新加坡得到幾個好處，一個是外資企業利潤的35%要用來交稅，這一部分國家得了；一個是勞務收入，工人得了；還有一個是帶動了它的服務行業，這都是收入。
……外國人為什么要來，他們判斷，中國確實有償付能力。
我們有稀有金屬，有各種礦藏，有油水。
如果沒有償付能力，他不會干的。
… …人家來做生意，就是要賺錢，我們應該使得他們比到別的地方投資得利多，這樣才有競爭力。
我們的勞動力比較便宜，有這個優越條件。
… …我們干幾件事，慢慢就懂了。
小 平同志的預見此后一一實現，但外國人擔心的倒不是中國人有沒有償付能力，他們主要擔心中國政府會不會在毫無預兆的情況下改變政策，這種不確定性是極高的成本，足以使多數人放棄投資，幸好小平同志意識到了，于是保證這一政策50年不變。
現在有很多人，在改革過程中遇到了一些問題和挫折，就幻想著回到以前的所謂烏托邦里去，這種想法是非常危險的，胡 錦濤主席已經指出，啟動改革的內因就是以前的路走不通了，所以我們必須堅持深化改革、擴大開放。
人類社會的環境一直在迅速變化，而人類針對環境的認識往往還停留在以前，一直以來，環境對我們來說就是零和的，所以人們總也想不通可以通過合作使得多方受益。
改革開放初期就有人問：為什么要讓外國人賺我們的錢？便是例證。
如果一件事情總也做不對，那么很可能是因為我們對它的認識本身就錯了，一旦有了正確的認識，那么很快就能把事情做對。
拋掉錯誤認識，接受正確認識，這就是思想解放。
三十年之后，我們又一次面臨思想大解放。
先問個問題，政府為什么要努力提高GDP？這是因為改革之初，多數中國人還不知道有另一種經濟模式，也沒機會出去看一看，大家都等著政府來負責自己的生老病死，這就只能靠政府從上至下的推動經濟發展。
但是經濟本身是一個有機體，一旦起步就能自行運轉，需要的只是一個自由的空間。
那些先富起來的省市要認識到，本地的GDP很大一部分是由外來務工者貢獻出來的，即所謂“打工經濟”，他們拿著極低的工資，卻創造了極大的財富。
解決這個問題才是政府的當務之急，例如，政府是否可以補貼農民工的社保金，農民工存一塊錢，政 府補貼幾毛錢；在信息化的今天，農民工的社保是否可以在地域之間自由流動；根據現有的政策，職工的社保主要是企業和個人負擔，政府連年提高的財政收入是否也可以反哺？不可否認，這些事情比起政績工程來說，是看不見摸不找的，但是老百姓的心里可都記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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