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摘 要：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發生了驚人了變化，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
回顧改革開放的歷程，文章討論了兩個問題：計劃經濟體制為什么異常牢固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怎樣起步的。
從當初迷信計劃經濟體制到懷疑計劃經濟體制，最終到下決心摒棄計劃經濟體制，必須歸功于**同志關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
打破了長期的、不正常的寂靜，造成了再也平靜不下來的經濟格局，使中國經濟不可逆轉地走向改革，走向開放，走向市場經濟。
關鍵詞： 計劃經濟體制，經濟體制改革，市場經濟，改革開放 從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算起，到200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整整30年。
這30年，中國的變化是驚人的、舉世矚目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這個過程中有親身的經歷。
我們誰都不是先知先覺者，誰都不可能在1978年就能預知此后的中國經濟會怎樣一步步發展起來。
我們都在改革開放的道路上學習、提高、成長。
回顧這30年，使我感觸最深的是：第一，計劃經濟體制為什么異常牢固?第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是怎樣起步的?在序言中，我想就這兩個問題談一談自己的想法。
計劃經濟體制為什么異常牢固 在已經建立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國家，改革是非常艱難的。
盡管中國同發達國家在經濟和技術上的差距越來越大，但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仍然可以照常維持下去。
這一體制的性質決定了它有可能頑強地存在下去。
原因是： 第一，計劃經濟體制把企業置于行政部門附屬物的地位，企業既不能自主經營，又不能自負盈虧。
企業的生產數量、生產品種、價格以及企業的生產要素供給與生產成果的銷售都處于政府計劃部門和有關行政主管機構的控制之下，企業如果想自行決定生產和經營，稍稍擺脫一下計劃的安排，稍稍違背一下行政主管機構的意愿，就會受到制裁，直到把企業領導人撤職或給予其他處分。
行政權力支撐著整個計劃經濟體制的運轉。
因此，一個企業想背離計劃經濟的軌道，是十分困難的。
同樣的道理，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居民個人實際上也處于行政部門附屬物的地位。
個人作為勞動者，在什么工作崗位上就業和擔任什么工作，都由勞動人事機構按計劃安排好，流動難以如愿，抵制這種安排等于自己斷送了繼續工作的機會。
個人作為消費者，也要由計劃部門安排，具體表現為生活必需品是憑票證供應的、住房是由單位提供的、甚至子女的升學就業也無一不同行政主管機構的安排有關。
假定居民個人想離開計劃經濟所安排的居住地點或工作單位，他在生活上將遇到很大的困難。
這樣，從居民個人的角度來看，同樣可以認為計劃經濟的運轉得到了行政權力的支撐。
第二，計劃經濟體制是由若干個次一級的體制組成的。
例如，計劃的企業體制、計劃的財稅體制、計劃的金融體制、計劃的價格體制、計劃的勞動用工體制與人事體制等等。
它們彼此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個次一級的體制依存于另一個次一級的體制，而另一個次一級的體制又依存于第三個次一級的體制，盤根錯節，難解難分，此存則彼存，此損則彼損。
于是，要想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對任何單個的企業或單個的居民個人來說，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而且，就算某個企業或某個居民個人在某種情況下能夠違背計劃經濟體制的規定而使自己的經濟活動有所發展，那也只能被當作偶然的、非常規的事情，而不可能成為經常性的、別人可以效法的行為。
在這種情況下，絕大多數企業或單個居民都只好對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安排采取默認和順從的態度，企業和個人都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同強大的計劃經濟體制相比是太微不足道了，無法掙脫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
第三，計劃經濟體制有一種被認為是正確無誤、不容懷疑的計劃經濟理論體系作為支柱，這種經濟理論為計劃經濟體制進行辯護，把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說成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唯一選擇，把任何背離計劃經濟體制的經濟行為都說成是修正主義的。
這就是說，通過計劃經濟理論的解釋，選擇計劃經濟體制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即使計劃經濟體制之下出現了這種或那種問題，但一來這是歷史所注定的選擇，無法更改；二來如果要離開計劃經濟的軌道，那就是滑到了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了，對社會、對企業、對個人的后果都是十分嚴重的，因為這等于背叛。
計劃經濟體制既有行政權力作為支撐，又有計劃經濟理論體系為之進行辯護和論證，要想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不僅如此，由于長時期內計劃經濟理論在意識形態方面占據著統治地位，被確定為正統的經濟理論，任何對計劃經濟提出懷疑，甚至想作出修正的觀點都被打成異端。
由于人們從學校里、從書籍報刊上、從電影電視中所讀到的和看到的都是宣傳計劃經濟的東西，于是人們也就自覺地或不自覺地對各種想擺脫計劃經濟束縛的行為加以譴責、加以抵制。
某個企業或某個居民個人如果在擺脫計劃經濟體制方面有些舉動，就會陷于非常孤立的境地，周圍的人鄙視他、嘲笑他、斥責他，使他不得不屈從于輿論的壓力、周圍的人的壓力。
盡管這些壓力往往是無形的，以致于到后來，連最初懷疑過計劃經濟體制的人也會進而懷疑自己可能真的錯了：立場錯了，觀點錯了，于是本來正確而且很有創新意義的改革嘗試，就這樣被扼殺了、消失了。
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怎樣起步的 從當初迷信計劃經濟體制到懷疑計劃經濟體制，最終到下決心摒棄計劃經濟體制，必須歸功于**同志關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歸功于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的歷史性的決策，歸功于理論工作者和經濟實踐者這些年來在推進改革與開放中的努力。
可以回想一下，當時，在“兩個凡是”的思想統治下，要在改革開放方面邁出第一步是何等困難。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從而引發了關于真理標準的討論。
這場討論受到了“左”的方面的壓制。
**同志支持了這場討論，并領導了全國范圍內的思想解放運動。
**同志在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中進行了重大創新。
他領導的中國改革開放事業，他所設計的實現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方案與道路，以及他對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理論研究，填補了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史上的空白，揭開了這一理論的新的一頁，并用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豐富了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寶庫。
毫無疑問，假定沒有理論的指導，沒有理論上的突破，中國的經濟改革不可能取得進展，計劃經濟體制也就不可能被逐漸打破。
改革開放初期，從1979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經濟體制改革在農村家庭承包制的推廣、鄉鎮企業的興起和經濟特區的建立這三個方面取得了成績。
正是這些沖擊的結果，導致了計劃經濟體制逐步失去陣地，最終不得不趨于解體。
要知道，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廣、鄉鎮企業的興起、經濟特區的建立，無一不依賴于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依賴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以及由此帶來的思想解放。
如果沒有這些，即使有的農村中出現了家庭聯產承包這種生產組織形式，它也不可能持久，而且更不可能在全國范圍內推廣，甚至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在農村普遍挨餓的條件下，可以容忍家庭承包，只要經濟形勢稍好一些，馬上就展開攻勢，把家庭承包取消了。
再說，即使有的鄉鎮辦起了一些不受計劃經濟控制的小企業，那它們也頂多只是小型企業。
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生產一些被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所不注意或不屑于生產的小商品，起著拾遺補闕的作用，不可能擴大生產規模，不可能成為與國有大中型企業一爭高下的經濟力量。
而更有可能的是：它們遲早會被上級主管部門以各種方式納入計劃經濟的軌道，朝著所謂“更高級的公有制形式”過渡。
至于經濟特區的建立，那更是絕不可能的。
經濟特區的建立與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鄉鎮企業的興起之間的一個重要區別是：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和鄉鎮企業的興起，最初純粹是自發性的，而不是政府部門有意識地倡導的，只是在政府領導人發現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好處及其意義，發現了鄉鎮企業的作用及其在中國經濟中的不可替代性之后，經過研究甚至辯論，統一了認識，才加以肯定，給予扶植。
經濟特區則不然，在計劃經濟體制之下，經濟特區沒有自發建立的任何可能性，經濟特區的建立完全是政府的有意識的行動。
只有這樣，在中國這塊土地上才有可能出現深圳等經濟特區。
從經濟特區建立與發展這一事實，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到計劃經濟體制與行政權力怎樣牢固地、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假定不是政府采取有意識的行動，那是不可能在計劃經濟體制與行政權力牢固結合的條件下，使某一個地區沖破計劃經濟體制的束縛，按市場經濟的規則來發展經濟的。
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終于發生了有深遠意義的變化。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推廣了，鄉鎮企業興起了，經濟特區建立了。
農村經濟改革的成就給人們這樣一種啟示，即只要擺脫計劃經濟體制的僵硬控制，讓農民能夠自主經營，自己承擔生產經營的風險，并得到自己勞動成果中應當歸于本人的部分，蘊藏于廣大農村中的生產潛力就會充分發揮出來，使農村的經濟走向繁榮；經濟特區建設的成就給人們這樣一種啟示，即中國與發達國家在經濟技術上的差距是可以通過改革與開放而大大縮小的。
只要計劃經濟少一些，市場調節多一些，經濟就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會以較大的幅度提高。
啟示的威力是巨大的，農村經濟改革和特區經濟建設的成就向全國人民傳達了一個信息：城市經濟改革，尤其是國有企業的改革，已經滯后了，必須抓緊時機，推進改革。
20世紀80年代前期的經濟改革預示著一場更深刻、更艱巨的改革即將展開。
它們就像投向死氣沉沉的計劃經濟體制湖面的大石頭，激起層層波浪。
它們打破了長期的、不正常的寂靜，造成了再也平靜不下來的經濟格局，使中國經濟不可逆轉地走向改革，走向開放，走向市場經濟。
這就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初歷史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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