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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閃光——評鄭振鐸譯泰戈爾詩
（選自網絡）
一、幾種容易見到的泰戈爾詩集
如今，泰戈爾詩集早已不難找。
英文版的，可以從網上搜到；沒有能力或是更愿意讀中文版的，除各種選本、中英對照版外，還可以去看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的《泰戈爾詩選》（冰心、石真譯，1958年初版）、浙江文藝出版社版的《泰戈爾散文詩全集》（1990年初版），它們都曾再版過多次，前者還被當作課外閱讀書目之一，在近年再次重印，換了一種設計平凡的封面，向全國學生們推薦。
盡管所謂的《泰戈爾散文詩全集》并不全，另外讀完《泰戈爾詩選》，泰戈爾的大部分詩作就能讀到了。
然而，這就夠了嗎？讀這兩本書時，泰戈爾是否往往會給你“不過如此”的感覺？
如果是這樣，那么你需要尋找上海新文藝版的泰戈爾詩集。
找不到也沒有關系，從1981年起，上海譯文出版社將這套詩集重新出版，且比以前品種更全，如吳巖譯《情人的禮物》，便初版于1984年。
這套書，1987年曾經全部重印過。
這就夠了嗎？如果讀完它們，泰戈爾還會給你“不過如此”的感覺，那就遠遠不夠。
這時，你需要尋找人文版的兩種單行本，作為補充：
鄭振鐸譯《新月集》（1954年初版）
冰心譯《吉檀伽利》（1955年初版）
至少到1989年為止，這兩種可愛的小書都重版過。
這該夠了吧？
不。
還不夠。
不夠。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西諦譯泰戈爾詩，那還不夠。
因此，你該回到過去。
為西諦譯詩癡迷的人，請隨我來。
讓我們一起翻開《文學周報》，從逝去的年代中尋回鄭振鐸譯泰戈爾詩。
尋回那些純凈且美好的譯詩，尋回被他們扭曲的泰戈爾。
如果你想看更多的西諦譯泰戈爾詩，請隨我來。
二、綜述《文學周報》刊西諦譯泰戈爾詩
翻譯泰戈爾詩，當然絕非西諦的專利。
在1922年3月1日出版的第30期《文學周報》（時名《文學旬刊》，至第81期起名《文學》，至第172期始名《文學周報》）上，可以看到兩首“太戈爾”（泰戈爾）詩：
一是《毀謗》，徐培德譯自《新月集》；
一是“《園丁集》第67首”（實為第70首，報紙刊登有誤），[亻民]譯。
在這兩首譯詩發表的前后，西諦也在陸續譯泰戈爾詩。
1922年夏天，鄭振鐸選譯的《飛鳥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包括257首譯詩，“占全部的四分之三以上”（鄭振鐸《飛鳥集》新序），其余69首詩補譯于1956年；1923年秋天，鄭振鐸選譯的《新月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包括31首譯詩，其余9首補譯于1954年。
在1923年8月之前，王獨清（1898～1940）譯《新月集》已由創造社出版，這很可能是《新月集》的第一個全譯本。
商務印書館1924年8月初版的《星海》（上海書店1988年影印）中，有一份《最近文藝出版物編目》，其中提到：
飛鳥集，太戈爾著，鄭振鐸選譯 文學研究會叢書太戈爾詩選本
新月集，太戈爾著，鄭振鐸選譯 文學研究會叢書太戈爾詩選本
新月集，太戈爾著，王獨清譯 創造社出版
為什么將王獨清譯本的出版時間限定在1923年8月之前？1923年8月27日出版的第85期《文學周報》上，刊有一篇鄭振鐸《太戈爾新月集譯序》，其中提到：
后來王獨清君譯的《新月集》也出版了。
我更懶得把自己的譯下去。
許多朋友卻時時催我把這個工作做完；他們都說王君的譯文，太不容易懂了，似乎有再譯的必要。
那時，我正有選譯太戈爾詩的計劃，便一方面把舊譯的稿整理一下，一方面參考王君的譯文，又新譯了八九首出來；……原集里還有七八首詩，因為我不大喜歡它們，所以沒有譯出來。
……而太戈爾之寫這些詩，卻絕非為兒童而作的。
……這正如俄國許多民眾小說家所作的民眾小說，并不是為民眾而作，而是寫民眾的生活的作品一樣。
……
十二、八、二十二。
從這些介紹看，王獨清的譯文也許采取了象征派手法，或者干脆用古文譯的，所以才不容易懂吧。
即便如此，對這種譯本也有了解的必要。
可是，這里引用的這兩段話，在人文版鄭振鐸譯《新月集》中卻只能找到幾個字，盡管那里也收錄了這篇譯序，但又改又刪，已非全貌。
我曾經以為，這篇譯序原本就是人文版《新月集》中印的那樣——這個騙，已經受了十多年了。
同樣，在上海譯文版《飛鳥集》中所收的序文恐怕也非昨日顏色，但我在《文學周報》里查不到它，但找到兩篇鄭振鐸談《飛鳥集》的文字，其一刊于1923年7月22日出版的第80期，題為《再論飛鳥集譯文——答梁實秋君》（另一篇見第79期）。
從文章看，估計當時王獨清譯《新月集》已經出版，且為全譯本，所以梁實秋才披著不贊成全譯本的外衣鬧事。
于是，西諦這樣回答他：“我最佩服梁君的同學聞一多君的批評態度”。
的確，聞一多的批評態度才是好的，雖然見解與鄭振鐸等不盡相同。
1923年12月3日第99期《文學周報》上，刊出一篇聞一多從美國郵寄來的《泰果爾批評》。
鄭振鐸一面表示不完全贊同，一面表示歡迎他的批評，兩種態度都是真誠的。
聞一多的這篇批評，用詞不無挖苦之意，卻很有些深刻見解，如這一段：
“哲理本不宜入詩……泰果爾也曾拿起Ulysses底大弓，嘗試了一番，他也終于沒有彎得過來。
泰果爾雖然愛好自然，但他愛的是泛神論的自然界，他并不愛自然底本身”。
從泰戈爾詩看，盡管他愛的的確是“泛神論的自然界”，卻無損于他詩歌的美。
此外，在《文學周報》還能找到兩條《小說月報》廣告。
1923年8月27日出版的第85期、11月19日出版的第97期《文學周報》上，分別能看到《小說月報》第14卷9號“太戈爾專號上”目錄和第16卷10號“太戈爾號下”目錄，從中可知，除鄭振鐸外，茅盾、趙景深也選譯了泰戈爾詩集：
《歧路》選譯——沈雁冰
《愛者之贈遺》選譯——鄭振鐸
《新月集》選譯——鄭振鐸
《吉檀伽利》選譯——鄭振鐸（以上見“太戈爾專號上”）
《愛者之貽》選譯——鄭振鐸
《園丁集》選譯——鄭振鐸
《采果集》選譯——趙景深
這些譯文都是值得期待的，可我缺乏買到這兩期《小說月報》的運氣，就只能在下面老老實實地談收入《文學周報》的西諦譯泰戈爾詩。
我想，其中的部分譯文大概也曾在《小說月報》的“太戈爾專號”上出現過，因為有時《文學周報》也會選刊《小說月報》上的文章。
三、較量：西諦譯泰戈爾詩與其他譯本的簡單比較
王獨清、茅盾、趙景深的譯本沒有見到，以上提到的其他譯本，都在我的手中。
那么，就讓我用鄭振鐸譯《新月集》的人文版單行本，還有《文學周報》刊西諦譯泰戈爾詩與其他譯本一較高下——當然，以下僅僅是我個人觀點。
此前，先列出1923～1925年《文學周報》刊出的西諦譯泰戈爾詩目錄。
目前，據我未必完全的搜尋（如有新發現，將再次補充），它們共19首：
第81期（7月30日），太戈爾詩一首（《愛者的贈遺》）
第82期（8月6日），太戈爾詩三首（《園丁集》，第28、34、46首）
第83期（8月13日），太戈爾詩三首（《歧路》）
第93期（10月22日），太戈爾詩選譯（《愛者之貽》，3首）
第94期（10月29日），太戈爾詩選譯（《園丁集》，第2首）
第95期（11月5日），雜譯太戈爾詩（《園丁集》，第17、18首）
第96期（11月12日）雜譯太戈爾詩（《園丁集》，第35首）
（以上刊1923年《文學周報》）
第158期（2月2日），太戈爾詩雜譯（《園丁集》第4首）
第159期（2月9日），太戈爾詩雜譯（《園丁集》第6首）
第160期（2月16日），太戈爾詩雜譯（《園丁集》第9首）
第163期（3月9日），太戈爾詩雜譯（《園丁集》第13首）
第164期（3月16日），園丁集選譯（《園丁集》第19首）
（以上刊1925年《文學周報》）
從這個目錄看，《愛者之貽》原來的譯名是《愛者的贈遺》，后來才變得那么完美，并為石真的譯本所采用。
那么，石真譯《愛者之貽》又如何？就用它開始比較吧。
《愛者之貽》第十三首（石真譯）
昨夜，在花園里，我向你獻上青春洋溢的醇酒。
你舉起杯兒，放在唇邊，合上雙眼微笑著。
我撩起你的面紗，撥散你的長發，將你那寧靜而又洋溢著柔情蜜意的臉龐貼在我的胸膛上。
昨夜，月光夢一般漫溢在安睡的大地。
……（收于浙江文藝版《泰戈爾散文詩全集》P213）
還不錯，是嗎？且再看第93期《文學周報》所載西諦譯《愛者之貽》第十三首：
昨夜我在花園里，獻我的青春的白沫騰跳的酒給你。
你舉杯在唇邊，開了兩眼微笑著，而我掀起你的面幕，解開你的辮發，把你的沈默而甜柔的臉妝在我的胸前，明月的夢正泛溢在微睡的世界里。
……
就算并不準確，西諦的譯文也比上面的好得太多。
再來看看第83期《文學周報》所載西諦譯《歧路》第十二首的全文：
我的心呀，緊緊的握住你的忠誠，天要黎明了。
“允諾”的種子已經深深的埋在土里，不久便要發芽了。
睡眠如一顆蓓蕾，將要向光開放它的心，沈靜也將找到它的聲音。
你的負擔要變成你的贈賜，你的痛苦也將燭照你的道路，這日子是近了。
石真將這個集子譯為《渡口》，這一首的譯文是：
心兒呀，不要沮喪，天將破曉，黎明即將來到。
諾言的種子，深深扎根土中，終將發芽，破土而出。
睡眠，像花蕾，就要向著光明敞開胸懷，沉默終將發出聲響。
負重將得到報償，苦難將照亮你的路程，這一天即將到來。
（收于浙江文藝版《泰戈爾散文詩全集》P238）
這一次，西諦的譯文要好得更多。
再來簡單比較一下《園丁集》。
如第94期《文學周報》所載西諦譯《園丁集》第二首中的一句：
“如果我在生的岸上，熟思死和未來，那末有誰為它們編造熱戀的歌呢？”
這一句，吳巖譯作：
“如果我坐在人生的海岸上，竟冥想死亡與來世，那末，有誰來譜寫他們的熱情的歌呢？”（吳巖譯《園丁集》P4，上海譯文版）
冰心則譯作：
“如果我坐在生的岸邊默想著死亡和來世，又有誰來編寫他們的熱情的詩歌呢？”（浙江文藝版《泰戈爾散文詩全集》P43）
冰心的譯文稍好些，但以上哪種都比不上西諦譯文。
不要說鄭振鐸，別人譯的《園丁集》也可能更好些。
1922年3月1日出版的第30期《文學周報》上刊出的那首 [亻民]譯《園丁集》第70首，開頭部分為：
我記得我做小孩子的時候，有一天浮一只紙船在小溪里。
那時正是七月的一個陰天，
我快樂的做我的游戲，
浮我的紙船在小溪里。
吳巖譯《園丁集》第70首開頭是：
我記得我童年時期的一天，我浮一葉紙船在溝渠里。
這是七月里潮濕的一天；我獨自一人，玩得好生高興。
我浮我的紙船在溝渠里。
冰心譯《園丁集》第70首開頭是：
我記得在童年時代，有一天我在水溝里漂一只紙船。
那是七月的一個陰濕的天，我獨自快樂地嬉戲。
我在溝里漂一只紙船。
冰心的譯文稍好，但以上哪種都比不上[亻民]的譯文。
雖然不知西諦是否譯過《園丁集》第70首，但從[亻民]的譯風看，他譯的泰戈爾詩照西諦還有一大段距離。
鄭振鐸譯《吉檀伽利》不可見，無法與冰心譯本相比，下面惟有比較一下幾種《新月集》譯文了。
第30期《文學周報》刊出的徐培德譯“太戈爾”詩《毀謗》，第一句就叫人討厭：
“為什么原故有那些眼淚在你的眼睛里，我的孩兒？”
這一首，在人文社版鄭振鐸譯《新月集》中名為《責備》，該句譯文為：
“為什么你眼里有了眼淚，我的孩子？”
不知冰心是否專門譯過《新月集》，但冰心譯《吉檀伽利》的第60、61、62首，即鄭振鐸譯《新月集》中的《海邊》、《來源》、《時候與原因》這三篇。
比較一下，就能發現，冰心的譯文比較拘謹、冷淡，無法體現出詩中特有的那種男子，尤其是泰戈爾那樣的男子在詩中流露出的（與女性比較而言，絕無對女子的貶意）熱情、率真及泛愛胸懷。
冰心的譯文，本是好的，與鄭振鐸相比，竟黯然失色。
這是為什么？我認為，更重要的原因還在于譯者是否不能夠與作者相互“重疊”，成為相似甚至相同的一個。
泰戈爾詩中，“孩子氣”與“成人氣”往往不相上下，里面有夜月般的沉靜，水晶般的通明，兒童般的天真，對自然界的泛愛，可也有烈火般的激情，智者的感喟，不媚權貴者的桀驁。
因而，泰戈爾的詩終究是陽性的，讀了它們，恍如看到一個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阿基米德——為了所追求的，甚至不惜生命，癡，然而誠。
故此，《新月集》這一類的詩集尤為難譯。
然而，對鄭振鐸來說，這些都不在話下，尤其是《新月集》，而他譯的《新月集》也的確可以用絕美來形容，因為，他不但能夠與泰戈爾相互“重疊”，且同樣具有《新月集》中的濃烈“孩子氣”。
別的泰戈爾詩譯者，卻往往不能夠如此。
寫過《寄小讀者》、《小桔燈》的冰心可以算有一點“孩子氣”，但與西諦比還嫌不夠，她的《小桔燈》等文字里面，終究還不脫隔膜口氣，她譯的泰戈爾，也拘謹了一些。
鄭振鐸的“孩子氣”到底有多重？請讓我引用幾段葉圣陶為鄭振鐸夫婦編選的童話集《天鵝》所作的序文說明：
安徒生有童心，人稱他為“老孩子”。
因聯此想，振鐸的適當的別稱更無過于“大孩子”了。
他天性爽直，……這種純然本真，內外一致的情態，惟有孩子常常是這樣的。
朋友們舉行什么集會，……往往輪流講個笑話，……論到振鐸，他總說，“我講一個童話。”于是朋友們嘩然笑起來，……。
他訪問朋友的家里，……總先去找那些孩子，……孩子們當然高興，……盡鬧盡舞，常常有壓扁了他的帽子弄破了他的眼鏡的事情。
到他想要走時，也許并沒有同主人談過一句話。
（《天鵝序》，原載《文學周報》1924年12月1日第150期）
“孩子”而且“老”，才能寫出《新月集》這樣的文字，才能將《新月集》這樣的文字完美地譯成中文。
翻譯泰戈爾詩，當然絕非西諦的專利。
然而，有西諦在，泰戈爾便不會給你“不過如此”的感覺。
西諦譯泰戈爾詩，將永遠閃光。
我希望，最終可以讀到所有的西諦譯泰戈爾詩。
最后，讓我用以上的所有文字作為鄭振鐸先生的懷念——沒有他，國內文壇是寂寞的，始終是寂寞的。
參考資料：http://**s/blog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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