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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余秋雨的行者無知
「一」
余秋雨的文章，眼下有點象翰林院的文章；翰林院的文章，雖然和太醫院的藥方，都察院的奏章，光祿寺的茶湯等等一樣，是京師的幾大可笑之一，但是錦繡華麗，但凡祭祖，誥封，宣戰等等典禮，斷斷是不可缺少的。
余秋雨的文章同樣是錦繡華麗，眼下既不能缺少，卻也有點象笑話。
余秋雨的文章，和翰林院的那些翰林們好用典故一樣，好談歷史。
余秋雨讀歷史，只讀故事，不讀文本，所以余秋雨的歷史當中，都是些好聽的故事；這些故事，經過余秋雨加上醬油，味精和醋，就變成了散文。
歷史的脈絡被斷開，變成散文以后，余秋雨就開始大發感慨。
感慨一發，這文章就多少有點動人。
文章雖然動人，余秋雨的歷史還是讀得不好；所以就有人專門寫文章，甚至出書，進行批評。
讀了幾篇批評文章，覺得有趣，于是也找來余秋雨寫的《行者無疆》讀，其中有一個部分，寫的是北歐；讀下來以后，更覺得有趣；因為余秋雨對于北歐歷史和文化的無知，完全到了空白的程度；于是不吐不快，也和余秋雨談談北歐的歷史。
且聽道來。
「二」
《行者無疆》的第四部分，北歐，從第五十四到第六十一，共八篇文章，寫了丹麥、瑞典、挪威和冰島四個國家。
通讀下來，幾乎每篇文章，都有因為無知而帶來的硬傷；余秋雨拿了人家大筆的錢，浮光掠影地到北歐國家走幾天；憑著余秋雨的文筆，寫幾篇風光游記，馬馬虎虎也算是有味道的；問題是，余秋雨偏偏要談到歷史。
北歐的歷史，國內向來介紹很少；所以余秋雨談起北歐歷史來，勁頭也十足；想來專門挖余秋雨爛腳的幾位先生，對北歐歷史，也不甚熟悉。
所以余秋雨不免大談特談；最為口沫橫飛地談歷史的，是《行者無疆》的第五十七章，《歷史的誠實》。
余秋雨訪問奧斯陸的“維京船博物館”，因此大發議論。
先說維京海盜；余秋雨在《行者無疆》的第四部分，到處宣稱他能閱讀“薩迦”。
這當然是余秋雨在吹牛，因為薩迦是用古冰島語寫的。
那么我們就理解成，余秋雨可以讀英文。
但是按照余秋雨所說，展出維京船的博物館，是挪威文化歷史博物館的一部分；挪威文叫Vikingskipshuset，維京船展館，英文是Viking Ship Museum，明明白白，是“維京船博物館”，余秋雨說：“奧斯陸的海盜博物館”。
這當然是一個很小的錯誤，但是犯這個錯誤的最主要原因，乃是余秋雨根本不懂維京的歷史，因此簡單而無知地把維京和海盜等同起來了。
正因為如此，余秋雨大言煌煌地說“海盜就是海盜，，，，”如此等等。
稍為懂點英語的人都知道，維京Viking是一個歷史專用名詞，比如說維京時代，維京文化等等，而海盜pirate則是一個普通名詞；把維京和海盜等同起來，等于是把一片竹林和一把竹椅子等同起來；無知和笑話，莫過于此。
不懂歷史，又大談歷史，正是余秋雨的笑話所在，下面一段話是：“你看挪威，古代也就是有人在海邊捕點魚，打點獵，采點野果，后來又學會了種植和造船，生活形態非常落后，應付不了氣候的變化和人口增多。”這就是典型的余秋雨式的，散文化的歷史。
歷史的事實是，古代北歐人的生活形態相當先進，他們的造船技術，冶煉和鍛鐵，航海技術，釀酒，養豬等等，遠遠超過同時代的歐洲人；維京人重視知識和智慧，很多人都是出口成章的詩人；他們還擁有盧尼文字，雖然有點迷信，卻也用來對歷史事件樹碑立傳。
美國《時代周刊》二零零零年五月發表了一篇長篇文章，題目為《不可思議的維京人》，在介紹維京人發現美洲大陸的歷史事實的同時，也比較中肯地指出，維京人政治民主，經濟上編織了一張龐大的，一直伸展到今天的伊拉克的貿易網絡；同時他們是鍛造，冶煉的大師；已經能夠用銀子和金子制作最為時髦的首飾。
英國的一項考古發現也表明，那些曾經居住在英格蘭的維京人，一個星期就洗一次澡，遠遠要比當地的英國人要干凈得多。
這樣的事實，余秋雨居然閉著眼睛說：“生活形態非常落后”？
余秋雨把維京人等同于海盜，首先犯了一個巨大的概念性錯誤；在這個錯誤引導下，余下的就全部是臆想和猜測了。
他根本不懂得，維京Viking這個詞匯，本身來自北歐語言，vik是港灣的意思，比如雷克雅維克，最后結尾的vik，就是港灣。
Vik加上后綴詞ing，或者復數形式ingar，意思是“來自海灣的人”，本身是個很中性的詞匯。
現代英語中，viking這個詞也沒有任何貶義。
對維京的貶義說法，并且和海盜聯系起來，來自于北歐國家和基督教的宗教對立。
在基督教一統天下的歐洲大陸，北歐那些強悍民族，不相信基督教的天主，而相信北歐神話中的多神教，自然是些野蠻人；這是一種典型的成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說法；基督教最后取得了勝利，所以把那些相信多神教的野蠻人稱為“海盜”。
公元八世紀至十一世紀，正是歐洲大陸黑暗的中世紀。
基督教禁錮人們的思想，壓抑人性，同時又把財富斂聚在教堂里。
基督教會同時又極端敵視異教徒，極盡征服迫害之能事。
這是歐洲歷史的常識。
正是在這種對立意義上，維京人海盜不免要攻打教堂，殺害僧侶，奪取教堂中斂聚的金銀財寶。
相反，在那些并不把他們當成野蠻人的地方，他們卻是一些彬彬有禮的商人。
比如在東路，維京人都是以貿易為主，并為此建立了他們的貿易基地基輔。
和基督教的唯我獨尊的姿態相反，維京人更加能夠尊重別的宗教。
考古學家甚至從一個瑞典國王的墓穴里，發現了一尊來自北印度的佛像。
「三」
當余秋雨，掉入了常識的陷阱以后，他的議論和感慨，就顯得十分可笑了。
“八世紀后期開始海盜活動，對被劫掠的地區和居民犯了大罪，但從遠距離看過去，客觀上又推動了航海，促進了貿易，，，，這便是從蒙昧走向了野蠻，又以不文明的方式為文明創造了條件。”這里，余秋雨完全顛倒了歷史事實，因為翻開任何一本關于維京海盜的著作，都可以讀到，維京海盜本身就是出色的航海家，不倦的探索者和貿易商人，只有在他們無法貿易的地方，尤其是在仇視他們的基督教地區，他們才成為狂暴的征服者和勇敢的戰士。
說是海盜活動推動和促進航海和貿易，余秋雨的根據在哪里呢？
顛倒歷史的因果關系，正是余秋雨的專長；因為余秋雨是不讀歷史的，他只讀歷史故事，并立即散文化，販賣。
在他談到冰島的時候，他說有些部落在挪威難以為生，到冰島、格陵蘭這樣的冰天雪地里去定居去了。
這句話自然大大地有毛病；挪威人根本不是因為難以為生，才到冰島和格陵蘭生活的，這且不說；居民集中的冰島首都雷克雅維克，也根本不是冰天雪地，因為雷克雅未克是海洋性氣候，既有大西洋暖流，又有極為豐富的地熱資源，因此氣候相對來說，還是溫暖濕潤的。
這樣的說法，在這本書里，基本上還是小問題；接下來，大問題來了。
緊接著，余秋雨無限感嘆地說，“定居是一種對文明的進入，不管開始時候的身份和態度如何，遲早會受到當地文明的同化”。
說得斬釘截鐵，毫無商量余地。
試問，北歐人進入冰島和格陵蘭，當地的文明是什么呢？又怎么同化他們的呢？換個地方說，西班牙殖民者進入美洲，難道也是“受到當地文明的同化”嗎？話再反過來，難道當地印第安人就沒有文明嗎？印第安文明，就是當地文明，照余秋雨的說法，美洲大陸，現在應該是印第安文明的一統天下。
歷史的無知正在繼續。
當余秋雨在第五十八章，《恬然隱者》中介紹冰島的時候，更多的無知出現了：“它（冰島）的歷史開始于九世紀，由于海盜。
它自此接受了來自挪威的移民之后，，，，，，”這一段，好象是引述的文字；但是余秋雨在讀過這些文字以后，就開始大膽想象了。
和上面一段聯系起來，說是因為挪威人在挪威難以為生，才移民冰島！余秋雨在冰島“文化考察”了半天以后，居然對冰島的歷史，一無所知。
關于冰島的最常識的歷史知識是，挪威國王“美發哈拉德”（860-940）用武力統一挪威時，很多挪威北方的部落酋長聯合起來反對“美發哈拉德”；等到反對聯盟失敗，才有一些酋長為了躲避美發哈拉德的北上大軍，跑到了冰島，并且居住下來；后來一些跑到蘇格蘭的挪威酋長，也回歸到了冰島。
所以冰島的最早居住者，是為了避難，而不是余秋雨所說，什么在挪威難以為生；否則聽上去倒有點象三五九旅墾殖南泥灣一樣。
緊接著，余秋雨又說：“以至今天的冰島人能夠毫無困難地閱讀古挪威文字，而挪威人自己卻已經完全無法做到”。
這是關于挪威文的最大的笑話。
眾所周知，古代北歐國家的語言是統一的，屬于古日耳曼語的一種；稱為諾思古語（Norse）。
所謂古挪威文，就是這種諾思古語，受到丹麥語影響以后，成形的一種“官方語言”。
挪威的語言比較有趣，和中國白話文出現之前的情況一樣，寫的語言和說的語言，是不一樣的。
所謂古挪威語，其實就是書面語言，Bokm？l，或者叫官方語言，而一般人說話的時候，則用一種新挪威語，Nynorsk或者稱為鄉下話landnorsk.問題是挪威人在媒體，文學和公文當中，最常使用的還是那種書面語言，余秋雨居然說“挪威人自己卻已經完全無法做到”，實在是件讓人笑掉大牙的事情。
「四」
再說薩迦。
北歐文化之源，有一個有趣的特點，那就是在古代北歐人的眼中，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是經緯分明的。
希臘神話中，經常有狗皮倒灶的神，和人類通婚生子；在北歐，這就是神干預了人類的生活。
正因為如此，北歐文化的經典著作，通常把神話和英雄傳奇，區分得比較清楚。
比如《詩體埃達》，前十四首是神話，后面的都是寫英雄傳奇的。
薩迦就是專門寫英雄傳奇的。
余秋雨“考察”北歐的文化，如果有點文化的話，多少應該知道兩部《埃達》和薩迦。
但是在這數萬字的煌煌文章中，而且談的就是北歐的歷史和文化，余秋雨沒有提到一句，關于北歐神話，表明他對北歐神話是絲毫不懂的；因為余秋雨的特點是，但凡他懂得一點的事情，一定會說得天花亂墜的；甚至于在維京船博物館，抄來一些展覽說明，甚至把博物館的名字都抄錯了，照樣說得口沫橫飛；大大地引申開去，做一篇錦繡文章。
雖然不知道《埃達》為何物，但是冰島的大使，送給余秋雨一套《薩迦選集》。
這是令余秋雨感動非常光鮮的事情，所以在《行者無疆》的最后幾篇文章中，余秋雨不厭其繁，多次談到那幾本薩迦，如何放在旅行袋里背來背去，如何夜讀，等等。
其實這套《薩迦選集》，是商務印書館前幾年，靠冰島大使館資助，已經出版了的中文譯本。
余秋雨讀了其中的一篇，于是寫了《行者無疆》當中的一篇文章，第六十一《尼雅爾薩迦》。
其實這篇文章，不去冰島“考察”，估計也是寫得出來。
說余秋雨只讀了其中一篇，是因為余秋雨談到薩迦的時候，多少有點驢唇不對馬嘴。
余秋雨說，“我知道我的這些想法是受了薩迦的影響。
這里生活節奏緩慢，一切行為都伴隨著長時間的等待”；什么“令人窒息的心靈沖撞”等等。
看來這冰島大使的書是白送了，因為薩迦故事，除了《尼雅爾薩迦》，比較象一篇當代北歐小說以外，其他的都是一些豪闊的英雄傳奇，比如《維音蘭的薩迦》，講述維京探險家如何到達維音蘭，也就是在哥倫布之前五百年，發現美洲的故事；這和“節奏緩慢”“令人窒息”，又怎么沾得上邊呢？
「五」
更多的事實謬誤是，第六十一章，“冰島古籍手稿館館長，，，”冰島根本沒有這樣一個古籍手稿館。
冰島收藏最古老典籍的，是個研究所，叫做“阿尼。
馬格努遜研究所”，是為了紀念冰島學者阿尼。
馬格努遜而設立的。
什么冰島古籍手稿館，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
同一章最后，說博爾赫斯只遺憾，沒有到這里來看看，看上去余秋雨比博爾赫斯要神氣得多；而事實上，博爾赫斯在一九七九年就到過冰島，而且還學習了冰島文。
第六十章《拍雪進屋》一文中，說到冰島的公社議會，阿爾庭。
當然，余秋雨也不懂什么叫公社議會。
但是，他明顯地把說明給抄錯了：“參加議會的有三十六個地方首領”。
冰島的公社議會，參加的酋長人數，向來難以計算。
但是相對固定的是，在公社議會上，酋長們共同任命三十六個法律發言人，好比是法官團。
很明顯，余秋雨在抄說明的時候，把法律發言人，誤作地方首領了。
同一章，“一群從北歐出發的海盜及其家屬，在這里落腳生根”，這更是可笑的常識錯誤了；冰島難道不是北歐的一個部分嗎？事實上，北歐Nordic這個詞，正是為了囊括冰島，而使用的概念；否則的話，應該稱為斯堪的納維亞。
由此可見，余秋雨連北歐最基本的地理概念也沒有。
最后一段，“這里并無神靈廟堂，，，，，”。
從上下文看，這段話不僅僅指的是公社議會的會址，而是泛指冰島。
如果是這樣，余秋雨當然不會知道，冰島歷史上存在過許多祭祀眾神的廟宇；就算是光讀中文版的《薩迦選集》，至少也能知道，在許多薩迦中，都提到了眾神的廟宇。
瓦茲達拉薩迦Vatnsd？la saga中第十五章，就描繪了這樣的一個廟宇，寬達百英尺之多。
第五十六章《兩難的實驗》一文中，說到瑞典的時候說：“二十世紀初出現在世界眼前的瑞典已經是一個十分富裕的工業化強國。”又是一個可笑的結論。
瑞典的工業化，一直到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因為避免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才得以完成；二十世紀初的瑞典，不過是一個農業國。
余秋雨的散文，一下子把瑞典的工業化，整整提前了半個世紀！
第五十四章《北歐童話》，講到安徒生的故居的時候，“證據是，很少升國旗的丹麥把一面國旗端端正正地升起在那幢紅頂房上”。
這根本是煽情；丹麥人恰恰是世界上最喜歡升國旗的國家之一。
關于丹麥宗教哲學家克爾愷郭爾，余秋雨說：“十九世紀最耀眼的哲學星座，，，，”這有點讓人奇怪。
莫非余秋雨先生是一位存在主義者？如果不是，克爾愷郭爾固然偉大，但是比成“最”耀眼的哲學星座，那么，黑格爾、康德和馬克思，相比之下，就該屬于比較黯淡的哲學星座了？
「六」
寫了這么多，余秋雨的翰林院文章，其對歷史的無知和謬誤，基本上清楚了。
大體說來，余秋雨在寫到北歐歷史的時候，經常會讓關公去戰一下秦瓊。
關公戰秦瓊，其實也沒有關系，問題是戰了以后，余秋雨又開始浮想聯翩，甚至開始抒情。
這才是最要命的地方，至少要比翰林院的文章，要命多了。
因為翰林院的文章，至少是不許抒情的。
還是回到維京歷史上。
余秋雨讓關公戰秦瓊，也就是把維京人等同于海盜這個概念以后，就開始歷史地聯想了。
一個聯想，是“挪威人對自己祖先的這段歷史，既不感到羞恥，也不感到光榮”，所以要“更深入地領悟挪威人的心態”。
這樣的聯想，完全基于他對歷史的錯覺。
挪威人，也包括其他北歐國家的人，恰恰對自己的祖先，尤其是這一段多神崇拜的歷史，感到非常的驕傲。
所以，如果余秋雨先生能夠看懂Viking這個字眼的話，北歐到處是以維京命名事物，維京航線，維京出版社，維京大酒店，維京紀念品。
這樣的情勢之下，余秋雨居然想到，挪威人是否會“向受害各國道歉”，實在是有點多慮了。
從余秋雨對北歐維京人使用的字眼上來說，用了很多類似“救贖”，“昄依”“醍醐灌頂”甚至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說法。
但是正在余秋雨大發議論的時候，他似乎忘記了，如果北歐維京人是客體的話，那么這些宗教詞匯的主體，或者說主語是什么呢？如果說，維京人象余秋雨所說的，是惡的代表，那么去救贖他們的，中世紀的基督教會就是善的化身了？話反過來，當年成吉思漢及其子孫們，大軍一直打到多瑙河邊；在歐洲人眼里，也不過是一群強盜罷了。
照余秋雨的邏輯，中國豈非也要考慮向受害國家“賠禮道歉”了？
余秋雨作為一位公共知識分子，任何文章，都有無數的人在讀。
理性地說，余秋雨的文章，公共化的程度越高，對整個社會的知識化，都會是一種貢獻。
但是更重要的一點，公共化的，必須是真實的知識，而不是抄錯了的展覽說明。
這也就是說，余秋雨不應該在根本不知道《埃達》，只讀過一篇薩迦的情況下，大談北歐歷史；這往往是大量的以訛傳訛的源頭。
講到文化，在以訛傳訛的源頭上，站立著的，往往不是一個那么正面的形象；因為歷史本身，最能掂量，文化的分量。
《石破天驚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辨》 東方網2003年6月30日
6月27日下午，記者前往《石破天驚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辨》一書作者金文明先生的寓所，就日前《深圳商報》、《新民晚報》等媒體上刊發的《被“咬”者的回答——余秋雨談所謂“126處差錯”》一文進行采訪。
為便于讀者的對照閱讀，我們基本沿用了《被“咬”者的回答》一文的訪談結構，并就該文中提到的一些具體問題進行了采訪。
“死文字”與“活文字”和胡適
記者：金先生，你最近出版的專著《石破天驚逗秋雨——余秋雨散文文史差錯百例考辨》一書中批評余秋雨把“致仕”一詞用錯了。
余秋雨先生認為：從兩千多年前的儒學經典起確實有把退休說成“致仕”的，因為在“致”字的很多含義中，有一個接近于“歸還”；一個人歸還官職、祿位給君王，那就是退休。
但這是早已不用的古語，而“致”字的常見含義是達到、給予。
他并不是在文章中講解某個古代術語，而是在用現代話語寫現代散文，因此必須服從現代規則，豈能將退休說成是把什么“歸還給君王”。
古詞變義，比比皆是。
在現代寫作中，雖是一些同樣的字，卻完全可以不去考慮它們的古義。
這個問題，胡適之先生在新文化運動之前就有不少主張和實踐，清楚地劃分了“死文字”和“活文字”的區別。
金先生，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金文明：詭辯是余先生一貫使用的手法。
他在“致仕”一詞上所作的詭辯，讓他在世人面前進一步出盡了洋相。
余秋雨《山居筆記·十萬進士》文中的原話是：“大量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便是爭取科舉致仕。”很明顯，余秋雨在這里是把“致仕”當作“獲得官職”來用了。
“致仕”自古以來就只有“辭官”一個意思。
現代生活中已經不用，人們只有在談到古代人物的生平行歷時才偶爾使用，必須符合古義，不能任意發揮創造，一走樣別人就看不懂了。
余秋雨談的是古代科舉的話題，用得到去創造新義嗎？所謂“新義”不是哪個人可以自說自話憑空創造的。
它必須能為人們所接受，并在語言的實踐中逐步推廣，約定俗成。
詞義具有凝固性與整合性。
“致仕”這個詞的意思并不是“致”和“仕”兩個字意義的簡單相加。
不能因為“致”的常用含義有“達到、給予”的意思，就可以把“進入仕途”的意思強加給“致仕”。
這是語言學的常識。
現在余秋雨的用法，不但在他之前的古人沒有用過，而且在他之后的今人也無一用過。
可以說是空前絕后的獨家創造！如果他是個人念念有詞地亂說，別人無法干涉，但想要強加給廣大的讀者，恐怕是辦不到的。
胡適先生談論的“死文字和活文字”問題，是針對新文學創作而言的。
某些死去的舊詞經過改造，賦予新的意義，可以讓它復活，但必須符合現代語言發展的規律，并不意味著讓他個人隨心所欲地亂說亂用。
他的名聲再大，也沒有這個權利。
余秋雨過去不需要胡適先生的時候，曾經把他強行按納在“真空與賣國之間”；一旦現在需要他了，又把他請出來為自己壯膽。
當然，時過境遷，應該允許一個人轉變。
過去他在署名文章中對胡適先生的評價，是“中國現代歷史上一個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并且也向我們推薦讀他評《水滸》的言論，稱為“投降派論投降主義，很值得一讀”。
我按照你的“指示”認認真真地讀了。
今天你又耳提而命，指導我去讀胡適先生關于“死文字和活文字”的理論，不過你總得先把我心中的一個疑問消除一下：胡適先生究竟是個“臭名昭著的投降派”，還是一位在新文學史上有過大貢獻、應當肯定的學者。
如果屬于前者，那他的理論再好，我也“不敢”讀了。
究竟是誰在曲解歷史人物？
記者：你批評余秋雨在《都江堰》這篇有名的文章中武斷地斷定李冰在公元前251年為蜀郡守。
余秋雨反駁說：他在李冰研上花過不少功夫，既然你自稱參與編纂《辭海》，“那就翻翻你的《辭海》吧。”這個年代明明白白地印在《辭海》1989年版第1422頁中，盡管書里的起止年份與他的考證不盡相同。
他問你，“難道是《辭海》純屬杜撰嗎？”
▲金文明：由于史料的欠缺，李冰被任命為蜀郡守的具體年份，從未見有明文的記載。
《辭海》“李冰”條明明講李冰是在約公元前256年－前251年為蜀郡守的，余秋雨憑的什么法道，竟然一口咬定是公元前251年呢？也許他已經意識到自己的寫法跟《辭海》不完全相同，于是就又用一句空話來搪塞，但就是不提任何根據。
記得他在談到某個學術界一時無法考定的年份時，往往喜歡采用“一
刀切”的方法。
我在《石破天驚逗秋雨》書中對此有專章的論述，讀者自可參閱。
余先生還就此說我“給全國讀者開了個大玩笑”，其實開這個大玩笑的是他而不是我。
關于“李冰”任蜀守的時間，他讓讀者去查《辭海》1989年版第1422頁。
6月27日上午，我接到了30多位朋友和讀者打來的電話，他們說在1422頁上根本查不到，問我余秋雨是否另有辭書社專贈給他這位“編寫人”的秘本。
我笑著回答，不可能有什么“秘本”。
你們查的大概是三卷本，既然查不到，那肯定是縮印本的頁碼。
有人沒有買過縮印本，還特地跑到辭書社門市部書架上去翻查才算查到，用了整整一個上午，還花了四元車費。
余先生家里不會沒有三卷本，但他偏偏找了個縮印本的頁碼，又不按規矩說明一下——這也許是他治學作風粗疏的一貫表現，結果讓這么多讀者來回折騰，浪費了寶貴的時間和精力，這個玩笑也實在開得太大了！
記者：你認為“沈萬三”是正確寫法，而寫作“沈萬山”是錯誤的。
他辯答說，還是請你再翻一翻《辭海》。
《辭海》的1015頁有記載，那位神秘的富豪正名為沈萬山，別名沈萬三。
他還說：“金文明說，這個人排行第三，就不可能叫沈萬山了，這太可笑了，而且所謂‘排行老三’的資料也不可靠”。
▲金文明：我為了考證是“沈萬三”還是“沈萬山”，查檢了10多種明、清以來的史料，連清末、民初的地方志也引用了，哪有不查《辭海》之理？我認為《辭海》是一部非常嚴謹的工具書，絕大部分條目的釋文都正確無誤，經得起考驗。
但個別地方還是可以商榷的。
以“沈萬山”為正名就是一例。
我糾錯的對象也包括《辭海》該條在內，可供其今后修訂時參考。
但文中沒有點到《辭海》。
我認為辭書社的領導和編輯最可貴的精神就是從善如流，有錯必糾。
余秋雨淺薄無理、拒諫飾非的態度，跟他們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辭書社社長李偉國同志已經主動向我要書，可能就是要看看書中提供的史料是否對今后的修訂有所幫助。
我本來也想送一本給余秋雨，但看了他6月26日的“回應”，決定不送了。
我知道他很想看這本書，否則就不會那樣東查西翻，還沒有見書就憑報上轉載的簡單問答題來大放厥辭了。
我的考證如果真是那么簡單，還會寫這本書嗎？我光是引用的古代文獻資料和近人的研究著作就有170種之多，跟他那信口開河的所謂“大文化思考”是根本不同的。
我的那篇《為江南首富沈萬三正名》，考證一個人名就寫了4千多字，還專門去了一趟周莊。
是不是可靠，有沒有根據，讀者看了自會明白，這里不再多說了。
記者：你認為沈廳是沈萬三后代修的，而不是他本人。
余秋雨在此又犯了一個錯誤。
余秋雨先生說，他手邊的文匯出版社出的《余秋雨簡要讀本》，關于這一段是這樣寫的：“這個碼頭屬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現在叫做‘沈廳’，據說與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萬山和他的后代有關”。
他問這難道有什么問題嗎？他又表示，寫那篇文章初稿時他對沈廳的建造時間尚未研究清楚，表述上有點模糊，后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很快就寫清楚了。
而你利用他研究出來的成果，去反“咬”他初稿中的模糊，這種做法有點戲弄讀者。
請問是這樣嗎？
▲金文明：余秋雨又在撒謊。
“戲弄讀者”的是他而不是我。
他說寫文章初稿時“對沈廳的建造時間尚未研究清楚。
表述上有點模糊，后來隨著研究的深入，很快就寫清楚了”。
他什么時寫初稿我不清楚，但他在2003年3月《文化苦旅》最新版本中還是這樣說的：“這個碼頭屬于一所挺有名的宅第，現在叫做‘沈廳’，原是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萬山的居所。”2003年3月距今不到3個月，這總是余秋雨研究清楚以后的觀點吧。
怎么現在又甩出來一個《余秋雨簡要讀本》呢？它的出版總不會晚于2003年3月吧？余秋雨的最新研究成果，究竟以早出的“簡要讀本”為準呢，還是以后出的新版《文化苦旅》為準？
何況他急匆匆地拋出來的這個“簡要讀本”，其說法也還是錯誤的。
“簡要讀本”把“據說與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萬山的居所”一句，改為“據說與明代初年江南首富沈萬山和他的后代有關”。
這種模棱兩可的寫法，活現出余秋雨捉襟見肘的無奈窘態和遮羞蓋丑的良苦用心，哪里談得上什么深入研究的最新成果，簡直是一筆糊涂賬！他還是堅持沈廳與“江南首富沈萬山……有關”，這不是活見鬼嗎？至于所謂“和他的后代有關”，也是羞羞答答的說法。
沈廳就是后人建造的，怎么會僅僅是“有關”呢？所以，余秋雨說自己“很快就寫清楚”了，應當把“清楚”二字改成“模糊”才對。
這種“戲弄讀者”的模糊研究成果，白送給我還嫌討厭，叫我怎么去利用它呢？
還有，余秋雨說“直到今天為止還沒有研究確定沈萬山生前在周莊居住的準確地點”。
我可以明告余先生，這個問題我在書中已經考清楚了。
別再無謂地浪費你的寶貴時間。
不妨
參考資料：http://**culture/editor/yuanchuang/050722/050722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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