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溫州,常常看到本刊,覺得很是歡喜。
本刊印刷的形式,也頗別致,更使我有一
種美感。
今年到寧波時,聽許多朋友說,白馬湖的風景怎樣怎樣好,更加向往。
雖然于什么
藝術都是門外漢,我卻懷抱著愛“美”的熱誠,三月二日,我到這兒上課來了。
在車上看見
“春暉中學校”的路牌,白地黑字的,小秋千架似的路牌,我便高興。
出了車站,山光水
色,撲面而來,若許我抄前人的話,我真是“應接不暇”了。
于是我便開始了春暉的第一日。
走向春暉,有一條狹狹的煤屑路。
那黑黑的細小的顆粒,腳踏上去,便發出一種摩擦的
噪音,給我多少輕新的趣味。
而最系我心的,是那小小的木橋。
橋黑色,由這邊慢慢地隆
起,到那邊又慢慢的低下去,故看去似乎很長。
我最愛橋上的欄干,那變形的紋的欄干;我
在車站門口早就看見了,我愛它的玲瓏!橋之所以可愛,或者便因為這欄干哩。
我在橋上逗
留了好些時。
這是一個陰天。
山的容光,被云霧遮了一半,仿佛淡妝的姑娘。
但三面映照起
來,也就青得可以了,映在湖里,白馬湖里,接著水光,卻另有一番妙景。
我右手是個小
湖,左手是個大湖。
湖有這樣大,使我自己覺得小了。
湖水有這樣滿,仿佛要漫到我的腳
下。
湖在山的趾邊,山在湖的唇邊;他倆這樣親密,湖將山全吞下去了。
吞的是青的,吐的
是綠的,那軟軟的綠呀,綠的是一片,綠的卻不安于一片;它無端的皺起來了。
如絮的微
痕,界出無數片的綠;閃閃閃閃的,像好看的眼睛。
湖邊系著一只小船,四面卻沒有一個
人,我聽見自己的呼吸。
想起“野渡無人舟自橫”的詩,真覺物我雙忘了。
好了,我也該下橋去了;春暉中學校還沒有看見呢。
彎了兩個彎兒,又過了一重橋。
當
面有山擋住去路;山旁只留著極狹極狹的小徑。
挨著小徑,抹過山角,豁然開朗;春暉的校
舍和歷落的幾處人家,都已在望了。
遠遠看去,房屋的布置頗疏散有致,決無擁擠、局促之
感。
我緩緩走到校前,白馬湖的水也跟我緩緩的流著。
我碰著丐尊先生。
他引我過了一座水
門汀的橋,便到了校里。
校里最多的是湖,三面潺潺的流著;其次是草地,看過去芊芊的一
片。
我是常住城市的人,到了這種空曠的地方,有莫名的喜悅!鄉下人初進城,往往有許多
的驚異,供給笑話的材料;我這城里人下鄉,卻也有許多的驚異——我的可笑,或者竟不下
于初進城的鄉下人。
閑言少敘,且說校里的房屋、格式、布置固然疏落有味,便是里面的用
具,也無一不顯出巧妙的匠意;決無笨伯的手澤。
晚上我到幾位同事家去看,壁上有書有
畫,布置井井,令人耐坐。
這種情形正與學校的布置,自然界的布置是一致的。
美的一致,
一致的美,是春暉給我的第一件禮物。
有話即長,無話即短,我到春暉教書,不覺已一個月了。
在這一個月里,我雖然只在春
暉登了十五日(我在寧波四中兼課),但覺甚是親密。
因為在這里,真能夠無町畦。
我看不
出什么界線,因而也用不著什么防備,什么顧忌;我只照我所喜歡的做就是了。
這就是自由
了。
從前我到別處教書時,總要做幾個月的“生客”,然后才能坦然。
對于“生客”的猜
疑,本是原始社會的遺形物,其故在于不相知。
這在現社會,也不能免的。
但在這里,因為
沒有層迭的歷史,又結合比較的單純,故沒有這種習染。
這是我所深愿的!這里的教師與學
生,也沒有什么界限。
在一般學校里,師生之間往往隔開一無形界限,這是最足減少教育效
力的事!學生對于教師,“敬鬼神而遠之”;教師對于學生,爾為爾,我為我,休戚不關,
理亂不聞!這樣兩橛的形勢,如何說得到人格感化?如何說得到“造成健全人格”?這里的
師生卻沒有這樣情形。
無論何時,都可自由說話;一切事務,常常通力合作。
校里只有協治
會而沒有自治會。
感情既無隔閡,事務自然都開誠布公,無所用其躲閃。
學生因無須矯情飾
偽,故甚活潑有意思。
又因能順全天性,不遭壓抑;加以自然界的陶冶:故趣味比較純正。
——也有太隨便的地方,如有幾個人上課時喜歡談閑天,有幾個人喜歡吐痰在地板上,但這
些總容易矯正的。
——春暉給我的第二件禮物是真誠,一致的真誠。
春暉是在極幽靜的鄉村地方,往往終日看不見一個外人!寂寞是小事;在學生的修養上
卻有了問題。
現在的生活中心,是城市而非鄉村。
鄉村生活的修養能否適應城市的生活,這
是一個問題。
此地所說適應,只指兩種意思:一是抵抗誘惑,二是應付環境——明白些說,
就是應付人,應付物。
鄉村誘惑少,不能養成定力;在鄉村是好人的,將來一入城市做事,
或者竟抵擋不住。
從前某禪師在山中修道,道行甚高;一旦入鬧市,“看見粉白黛綠,心便
動了”。
這話看來有理,但我以為其實無妨。
就一般人而論,抵抗誘惑的力量大抵和性格、
年齡、學識、經濟力等有“相當”的關系。
除經濟力與年齡外,性格、學識,都可用教育的
力量提高它,這樣增加抵抗誘惑的力量。
提高的意思,說得明白些,便是以高等的趣味替代
低等的趣味;養成優良的習慣,使不良的動機不容易有效。
用了這種方法,學生達到高中畢
業的年齡,也總該有相當的抵抗力了;入城市生活又何妨?(不及初中畢業時者,因初中畢
業,仍須續入高中,不必自己掙扎,故不成問題。
)有了這種抵抗力,雖還有經濟力可以作
祟,但也不能有大效。
前面那禪師所以不行,一因他過的是孤獨的生活,故反動力甚大,一
因他只知克制,不知替代;故外力一強,便“虎兕出于神”了!這豈可與現在這里學生的鄉
村生活相提并論呢?至于應付環境,我以為應付物是小問題,可以隨時指導;而且這與鄉
村,城市無大關系。
我是城市的人,但初到上海,也曾因不會乘電車而跌了一交,跌得皮破
血流;這與鄉下諸公又差得幾何呢?若說應付人,無非是機心!什么“逢人只說三分話,未
可全拋一片心”,便是代表的教訓。
教育有改善人心的使命;這種機心,有無養成的必要,
是一個問題。
姑不論這個,要養成這種機心,也非到上海這種地方去不成;普通城市正和鄉
村一樣,是沒有什么幫助的。
凡以上所說,無非要使大家相信,這里的鄉村生活的修養,并
不一定不能適應將來城市的生活。
況且我們還可以舉行旅行,以資調劑呢。
況且城市生活的
修養,雖自有它的好處;但也有流弊。
如誘惑太多,年齡太小或性格未佳的學生,或者轉易
陷溺——那就不但不能磨練定力,反早早的將定力喪失了!所以城市生活的修養不一定比鄉
村生活的修養有效。
——只有一層,鄉村生活足以減少少年人的進取心,這卻是真的!
說到我自己,卻甚喜歡鄉村的生活,更喜歡這里的鄉村的生活。
我是在狹的籠的城市里
生長的人,我要補救這個單調的生活,我現在住在繁囂的都市里,我要以閑適的境界調和
它。
我愛春暉的閑適!閑適的生活可說是春暉給我的第三件禮物!
我已說了我的“春暉的一月”;我說的都是我要說的話。
或者有人說,贊美多而勸勉
少,近乎“戲臺里喝彩”!假使這句話是真的,我要切實聲明:我的多贊美,必是情不自禁
之故,我的少勸勉,或是觀察時期太短之故。
1924年4月12日夜作。
(原載1924年4月16日《春暉》第27期)
陶淵明有“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的詩句,那是一些“素心人”的樂事,“素心
人”當然是雅人,也就是士大夫。
這兩句詩后來凝結成“賞奇析疑”一個成語,“賞奇析
疑”是一種雅事,俗人的小市民和農家子弟是沒有份兒的。
然而又出現了“雅俗共賞”這一
個成語,“共賞”顯然是“共欣賞”的簡化,可是這是雅人和俗人或俗人跟雅人一同在欣
賞,那欣賞的大概不會還是“奇文”罷。
這句成語不知道起于什么時代,從語氣看來,似乎
雅人多少得理會到甚至遷就著俗人的樣子,這大概是在宋朝或者更后罷。
原來唐朝的安史之亂可以說是我們社會變遷的一條分水嶺。
在這之后,門第迅速的垮了
臺,社會的等級不像先前那樣固定了,“士”和“民”這兩個等級的分界不像先前的嚴格和
清楚了,彼此的分子在流通著,上下著。
而上去的比下來的多,士人流落民間的究竟少,老
百姓加入士流的卻漸漸多起來。
王侯將相早就沒有種了,讀書人到了這時候也沒有種了;只
要家里能夠勉強供給一些,自己有些天分,又肯用功,就是個“讀書種子”;去參加那些公
開的考試,考中了就有官做,至少也落個紳士。
這種進展經過唐末跟五代的長期的變亂加了
速度,到宋朝又加上印刷術的發達,學校多起來了,士人也多起來了,士人的地位加強,責
任也加重了。
這些士人多數是來自民間的新的分子,他們多少保留著民間的生活方式和生活
態度。
他們一面學習和享受那些雅的,一面卻還不能擺脫或蛻變那些俗的。
人既然很多,大
家是這樣,也就不覺其寒塵;不但不覺其寒塵,還要重新估定價值,至少也得調整那舊來的
標準與尺度。
“雅俗共賞”似乎就是新提出的尺度或標準,這里并非打倒舊標準,只是要求
那些雅士理會到或遷就些俗士的趣味,好讓大家打成一片。
當然,所謂“提出”和“要
求”,都只是不自覺的看來是自然而然的趨勢。
中唐的時期,比安史之亂還早些,禪宗的和尚就開始用口語記錄大師的說教。
用口語為
的是求真與化俗,化俗就是爭取群眾。
安史亂后,和尚的口語記錄更其流行,于是乎有了
“語錄”這個名稱,“語錄”就成為一種著述體了。
到了宋朝,道學家講學,更廣泛的留下
了許多語錄;他們用語錄,也還是為了求真與化俗,還是為了爭取群眾。
所謂求真的
“真”,一面是如實和直接的意思。
禪家認為第一義是不可說的。
語言文字都不能表達那無
限的可能,所以是虛妄的。
然而實際上語言文字究竟是不免要用的一種“方便”,記錄文字
自然越近實際的、直接的說話越好。
在另一面這“真”又是自然的意思,自然才親切,才讓
人容易懂,也就是更能收到化俗的功效,更能獲得廣大的群眾。
道學主要的是中國的正統的
思想,道學家用了語錄做工具,大大的增強了這種新的文體的地位,語錄就成為一種傳統
了。
比語錄體稍稍晚些,還出現了一種宋朝叫做“筆記”的東西。
這種作品記述有趣味的雜
事,范圍很寬,一方面發表作者自己的意見,所謂議論,也就是批評,這些批評往往也很有
趣味。
作者寫這種書,只當做對客閑談,并非一本正經,雖然以文言為主,可是很接近說
話。
這也是給大家看的,看了可以當做“談助”,增加趣味。
宋朝的筆記最發達,當時盛
行,流傳下來的也很多。
目錄家將這種筆記歸在“小說”項下,近代書店匯印這些筆記,更
直題為“筆記小說”;中國古代所謂“小說”,原是指記述雜事的趣味作品而言的。
那里我們得特別提到唐朝的“傳奇”。
“傳奇”據說可以見出作者的“史才、詩筆、議
論”,是唐朝士子在投考進士以前用來送給一些大人先生看,介紹自己,求他們給自己宣傳
的。
其中不外乎靈怪、艷情、劍俠三類故事,顯然是以供給“談助”,引起趣味為主。
無論
照傳統的意念,或現代的意念,這些“傳奇”無疑的是小說,一方面也和筆記的寫作態度有
相類之處。
照陳寅恪先生的意見,這種“傳奇”大概起于民間,文士是仿作,文字里多口語
化的地方。
陳先生并且說唐朝的古文運動就是從這兒開始。
他指出古文運動的領導者韓愈的
《毛穎傳》,正是仿“傳奇”而作。
我們看韓愈的“氣盛言宜”的理論和他的參差錯落的文
句,也正是多多少少在口語化。
他的門下的“好難”、“好易”兩派,似乎原來也都是在試
驗如何口語化。
可是“好難”的一派過分強調了自己,過分想出奇制勝,不管一般人能夠了
解欣賞與否,終于被人看做“詭”和“怪”而失敗,于是宋朝的歐陽修繼承了“好易”的一
派的努力而奠定了古文的基礎。
——以上說的種種,都是安史亂后幾百年間自然的趨勢,就
是那雅俗共賞的趨勢。
宋朝不但古文走上了“雅俗共賞”的路,詩也走向這條路。
胡適之先生說宋詩的好處就
在“做詩如說話”,一語破的指出了這條路。
自然,這條路上還有許多曲折,但是就像不好
懂的黃山谷,他也提出了“以俗為雅”的主張,并且點化了許多俗語成為詩句。
實踐上“以
俗為雅”,并不從他開始,梅圣俞、蘇東坡都是好手,而蘇東坡更勝。
據記載梅和蘇都說過
“以俗為雅”這句話,可是不大靠得住;黃山谷卻在《再次楊明叔韻》一詩的“引”里鄭重
的提出“以俗為雅,以故為新”,說是“舉一綱而張萬目”。
他將“以俗為雅”放在第一,
因為這實在可以說是宋詩的一般作風,也正是“雅俗共賞”的路。
但是加上“以故為新”,
路就曲折起來,那是雅人自賞,黃山谷所以終于不好懂了。
不過黃山谷雖然不好懂,宋詩卻
終于回到了“做詩如說話”的路,這“如說話”,的確是條大路。
雅化的詩還不得不回向俗化,剛剛來自民間的詞,在當時不用說自然是“雅俗共賞”
的。
別瞧黃山谷的有些詩不好懂,他的一些小詞可夠俗的。
柳耆卿更是個通俗的詞人。
詞后
來雖然漸漸雅化或文人化,可是始終不能雅到詩的地位,它怎么著也只是“詩馀”。
詞變為
曲,不是在文人手里變,是在民間變的;曲又變得比詞俗,雖然也經過雅化或文人化,可是
還雅不到詞的地位,它只是“詞馀”。
一方面從晚唐和尚的俗講演變出來的宋朝的“說話”
就是說書,乃至后來的平話以及章回小說,還有宋朝的雜劇和諸宮調等等轉變成功的元朝的
雜劇和戲文,乃至后來的傳奇,以及皮簧戲,更多半是些“不登大雅”的“俗文學”。
這些
除元雜劇和后來的傳奇也算是“詞馀”以外,在過去的文學傳統里簡直沒有地位;也就是說
這些小說和戲劇在過去的文學傳統里多半沒有地位,有些有點地位,也不是正經地位。
可是
雖然俗,大體上卻“俗不傷雅”,雖然沒有什么地位,卻總是“雅俗共賞”的玩藝兒。
“雅俗共賞”是以雅為主的,從宋人的“以俗為雅”以及常語的“俗不傷雅”,更可見
出這種賓主之分。
起初成群俗士蜂擁而上,固然逼得原來的雅士不得不理會到甚至遷就著他
們的趣味,可是這些俗士需要擺脫的更多。
他們在學習,在享受,也在蛻變,這樣漸漸適應
那雅化的傳統,于是乎新舊打成一片,傳統多多少少變了質繼續下去。
前面說過的文體和詩
風的種種改變,就是新舊雙方調整的過程,結果遷就的漸漸不覺其為遷就,學習的也漸漸習
慣成了自然,傳統的確稍稍變了質,但是還是文言或雅言為主,就算跟民眾近了一些,近得
也不太多。
至于詞曲,算是新起于俗間,實在以音樂為重,文辭原是無關輕重的;“雅俗共賞”,
正是那音樂的作用。
后來雅士們也曾分別將那些文辭雅化,但是因為音樂性太重,使他們不
能完成那種雅化,所以詞曲終于不能達到詩的地位。
而曲一直配合著音樂,雅化更難,地位
也就更低,還低于詞一等。
可是詞曲到了雅化的時期,那“共賞”的人卻就雅多而俗少了。
真正“雅俗共賞”的是唐、五代、北宋的詞,元朝的散曲和雜劇,還有平話和章回小說以及
皮簧戲等。
皮簧戲也是音樂為主,大家直到現在都還在哼著那些粗俗的戲詞,所以雅化難以
下手,雖然一二十年來這雅化也已經試著在開始。
平話和章回小說,傳統里本來沒有,雅化
沒有合式的榜樣,進行就不易。
《三國演義》雖然用了文言,卻是俗化的文言,接近口語的
文言,后來的《水滸》、《西游記》、《紅樓夢》等就都用白話了。
不能完全雅化的作品在
雅化的傳統里不能有地位,至少不能有正經的地位。
雅化程度的深線,決定這種地位的高低
或有沒有,一方面也決定“雅俗共賞”的范圍的小和大——雅化越深,“共賞”的人越少,
越淺也就越多。
所謂多少,主要的是俗人,是小市民和受教育的農家子弟。
在傳統里沒有地
位或只有低地位的作品,只算是玩藝兒;然而這些才接近民眾,接近民眾卻還能教“雅俗共
賞”,雅和俗究竟有共通的地方,不是不相理會的兩橛了。
單就玩藝兒而論,“雅俗共賞”雖然是以雅化的標準為主,“共賞”者卻以俗人為主。
固然,這在雅方得降低一些,在俗方也得提高一些,要“俗不傷雅”才成;雅方看來太俗,
以至于“俗不可耐”的,是不能“共賞”的。
但是在什么條件之下才會讓俗人所“賞”的,
雅人也能來“共賞”呢?我們想起了“有目共賞”這句話。
孟子說過“不知子都之姣者,無
目者也”,“有目”是反過來說,“共賞”還是陶詩“共欣賞”
的意思。
子都的美貌,有眼睛的都容易辨別,自然也就能“共賞”了。
孟子接著說:
“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聲也,有同聽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這說的是人
之常情,也就是所謂人情不相遠。
但是這不相遠似乎只限于一些具體的、常識的、現實的事
物和趣味。
譬如北平罷,故宮和頤和園,包括建筑,風景和陳列的工藝品,似乎是“雅俗共
賞”的,天橋在雅人的眼中似乎就有些太俗了。
說到文章,俗人所能“賞”的也只是常識
的,現實的。
后漢的王充出身是俗人,他多多少少代表俗人說話,反對難懂而不切實用的辭
賦,卻贊美公文能手。
公文這東西關系雅俗的現實利益,始終是不曾完全雅化了的。
再說后
來的小說和戲劇,有的雅人說《西廂記》誨淫,《水滸傳》誨盜,這是“高論”。
實際上這
一部戲劇和這一部小說都是“雅俗共賞”的作品。
《西廂記》無視了傳統的禮教,《水滸
傳》無視了傳統的忠德,然而“男女”是“人之大欲”之一,“官逼民反”,也是人之常
情,梁山泊的英雄正是被壓迫的人民所想望的。
俗人固然同情這些,一部分的雅人,跟俗人
相距還不太遠的,也未嘗不高興這兩部書說出了他們想說而不敢說的。
這可以說是一種快
感,一種趣味,可并不是低級趣味;這是有關系的,也未嘗不是有節制的。
“誨淫”“誨
盜”只是代表統治者的利益的說話。
十九世紀二十世紀之交是個新時代,新時代給我們帶來了新文化,產生了我們的知識階
級。
這知識階級跟從前的讀書人不大一樣,包括了更多的從民間來的分子,他們漸漸跟統治
者拆伙而走向民間。
于是乎有了白話正宗的新文學,詞曲和小說戲劇都有了正經的地位。
還
有種種歐化的新藝術。
這種文學和藝術卻并不能讓小市民來“共賞”,不用說農工大眾。
于
是乎有人指出這是新紳士也就是新雅人的歐化,不管一般人能夠了解欣賞與否。
他們提倡
“大眾語”運動。
但是時機還沒有成熟,結果不顯著。
抗戰以來又有“通俗化”運動,這個
運動并已經在開始轉向大眾化。
“通俗化”還分別雅俗,還是“雅俗共賞”的路,大眾化卻
更進一步要達到那沒有雅俗之分,只有“共賞”的局面。
這大概也會是所謂由量變到質變罷。
1947年10月26日作。
(原載1947年11月18日《觀察》第3卷第11期)
這兩篇朱自清的,我看了一下都挺好的!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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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