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晁錯（前200年—前154），西漢潁川郡（今河南禹縣一帶）人。
早年跟軹縣張恢先生學習申不害、商鞅的刑名學說。
因通曉文獻典故，走上了仕途，當了太常掌故。
一生中著作二十篇。
漢初，對文化學術事業較為重視。
文帝時，朝廷沒有一個研究《尚書》的專家，只聽說濟南人伏勝原是秦朝的博士，精通《尚書》，已經九十多歲，因年老不能征召，文帝就詔令太常派人去向他學習。
晁錯被派去學習，回朝后，上書報告向伏勝學習《尚書》的情況。
從此晁錯被任命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后又提升為博士。
他呈上《言太子知術數疏》，很受文帝的稱贊，被任命為太子家令。
因他善辯，得到太子劉啟的寵愛，在太子家里號稱“智囊”。
這時匈奴勢力強盛，往往前來擾亂，漢朝實行防御政策。
晁錯呈上了《言兵事疏》。
文帝予以贊許，并以尊崇對方的言語給予答詔。
晁錯又把“守邊備塞、勸農力本”這兩件事，作為當世之急務，向皇帝呈上《守邊勸農疏》。
文帝聽從了晁錯的建議，招募百姓遷徙到邊塞地區。
晁錯又呈上《募民實塞疏》。
文帝詔令朝廷大臣推舉賢良文學士，晁錯是被推舉者之一。
文帝親自以詔書策問，晁錯呈上《舉賢良對策》，對時政大發議論。
這時賈誼已死，對策者一百多人，唯有晁錯名次最高，于是提升為中大夫，做了朝廷的顧問。
晁錯面對當時諸侯與朝廷存在矛盾的情勢，提出“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上書達三十篇。
文帝雖然沒有完全采納，“然奇其材”，當時，太子劉啟贊許晁錯的計策，而袁盎等一些大臣“多不好錯”。
景帝（即文帝的太子劉啟）即位，很想有所作為，馬上提拔晁錯為內史，讓他掌治京師。
晁錯多次請求與景帝個別談話，所議都被聽取，受寵超過九卿，“法令多所更定”。
這就引起了一些老臣的不滿。
丞相申屠嘉是“高帝時大臣”，因“自絀所言不用，疾錯”①。
他覺得晁錯所為不對，但又無法阻止。
內史府座落在太上廟的墻外，大門朝東，因外有廟墻擋著，出入不方便，晁錯就命令開了一個南門以便出入，因此鑿開了堧垣（廟外的圍墻）。
申屠嘉得知大怒，打算把此事奏請皇帝殺掉晁錯。
晁鍺聽到消息，當晚請求皇帝個別接見，說明情況。
申屠嘉上朝報告，說晁錯擅自拆廟墻為門，請求交給廷尉處死。
景帝心里已經明白，說：“此非廟垣，乃堧中垣，不致于法。”申屠嘉無可奈何，退朝后憤怒地對其部下長史說：“吾當先斬以聞（即先斬后奏），乃先請，為兒（指晁錯）所賣，固誤。”回到家里，因氣憤“歐血而死”②。
從此晁錯更為顯貴。
晁錯升任為御史大夫，掌管全國糾察、彈劾等事，地位僅次于丞相。
他向景帝報告諸侯王勢力膨脹的事實，請求削去他們的“支郡”。
景帝將晁錯的建議交給公卿、列侯和宗室討論。
誰也不敢反對，獨有外戚竇嬰持不同意見，由此與晁錯產生矛盾。
對于晁錯所更定的三十章法令，諸侯“喧嘩”。
晁錯的父親知道后，急忙從潁川老家趕來長安，對晁錯說：“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晁錯答：“固也。
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其父說：“劉氏安矣，而晁氏危，吾去公歸矣！”于是這位膽小怕事的老人喝了毒藥而死，臨終時說：“吾不忍見禍逮身。”
過了十多天，吳楚等七國起兵反叛朝廷，聲稱誅伐晁錯。
景帝與晁錯商議出兵征伐，晁錯打算讓景帝親自帶兵出征，自己在京城留守。
這時竇嬰所推薦的袁盎正應詔來到。
景帝向袁盎問對付吳楚叛亂的策略和具體辦法。
袁盎原與晁錯有矛盾，又因受吳王劉濞賄賂被晁錯懲治過，懷恨在心，現在景帝發問，見報復的時機已到，就要求個別談話。
景帝命眾臣退下，獨有晁錯還在。
袁盎對景帝說：“臣所言，人臣不能得知。”于是景帝讓晁錯出去。
晁錯退避到東廂房，心知袁盎在搗鬼，十分惱恨。
這時袁盎對景帝說：“吳楚相遺書，言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晁錯擅謫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
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景帝面臨著重要的決策，是犧牲晁錯而向吳楚讓步呢？還是堅持重用晁錯而堅決征伐吳楚呢？他一時默然不語，過了很久才表示，要看真實情況如何，并說：“吾不愛一人謝天下。”意思是，如果情況真象袁盎所說，那就可以犧牲晁錯而向吳楚認錯。
袁盎還要求景帝仔細考慮。
景帝就任命袁盎為太常，秘密地出使吳國。
又過了十多天，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張歐向景帝劾奏晁錯。
他們認為，吳王反叛朝廷，應當誅伐，現在御史大夫晁錯提出討伐軍不可交給群臣，而要陛下親自帶領，讓晁錯居守京師，又主張把尚未淪陷的徐、僮等縣送給吳國。
這說明晁錯不能宣揚陛下德信，打算疏遠君主與臣民的關系，又打算以城邑送給吳國，實無臣子之禮。
他們建議：“錯當腰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臣請論如法。”景帝下令說：“可。”晁錯還不知道。
于是派遣中尉召晁錯，騙他乘車巡行市中。
晁錯穿著朝服被斬于東市。
晁錯死后，在討伐軍中當校尉的鄧公，回朝來報告軍事，面見皇帝。
景帝問他：你從部隊中來，知道晁錯處死，吳楚罷兵否？鄧公回答：吳王蓄意謀反已幾十年了，是因削減他們的封地而惱怒，以誅晁錯為名，其本意并不在晁錯。
現在殺了晁錯，我擔心天下之士箝口不敢再講這件事了。
景帝驚問：“何哉？”鄧公說：“夫晁錯患諸侯強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
計劃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喟然長嘆，說：“公言善，吾亦恨之。”景帝后悔莫及。
晁錯生活的西漢前期，是我國歷史上鞏固和發展國家統一和封建專制的重要時期。
他的政治言論和活動，對當時的國家統一和封建專制，對所謂“文景之治”，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晁錯在治國問題上，主張君主集權、任人唯賢。
晁錯在《舉賢良對策》和《言太子知術數疏》兩篇政論文中，根據歷史經驗和朝廷面臨的形勢，論述了發揮朝廷的威力，打擊分權和分裂勢力的問題，為加強封建專制提供了思想武器。
在《舉賢良對策》中，晁錯提出了加強國家政權必須遵循的一些原則，其中特別強調君主要“躬親”政事，通過君主親自執政，以加強封建專制主義的集權。
文帝對他的對策很欣賞，擢為“高第”，說明君臣倆是靈犀相通的。
在《舉賢良對策》中，晁錯較為系統地論述了選拔人才的意義和標準。
他指出，古代賢明的君主之所以賢明，就在于他們善于選擇賢臣以輔助自己。
他詳細地論述了選拔賢臣的標準和條件：制定法令以“興利除害，尊主安民”為目的，而不是“苦民勞眾”；對害國傷民的法令與行為，要敢于“直言極諫”，“請而更之”，而不是聽之任之；按功罪定賞罰，不徇私情；品行端正，“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不以無能居尊顯之位”。
這是強調“任人唯賢”，而否定“任人唯親”。
在《舉賢良對策》中，晁錯還闡述了自己對制令行政要“本于人情”的政治見解。
他說，三王時代君臣合謀相輔，計安天下，使得“百姓和親，國家安寧”，是“明于人情”的功效。
還說，人情都是“欲壽”、“欲富”、”欲安”、“欲逸”，就是想要活得長一點，家庭富一點，生活安一點，還要舒服一點；三王對待的辦法，則是“生而不傷”，“厚而不困”，“扶而不危”，“節其力而盡”，就是順乎人情的做法，而不是違背民情。
晁錯說三王如何如何，顯然不是歷史事實，而是借助于傳說以表自己的政見。
他要明乎人情的，是要漢朝統治者明乎當時的階級斗爭和政治斗爭的形勢，接受秦朝末年“賦斂不節”、“宮室過度”、“民力疲盡”，以至“內外咸怨”、“陳勝先倡，天下大潰”的歷史教訓，不致于有覆舟之災。
晁錯強調本于人情，是為了“名位不失”，使“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父母，從之若流水”，也就是為了鞏固封建統治，但這對國家統一和社會安定也還是有利的。
在《言太子知術數疏》中，晁錯強調君主要知“術數”，就是要講究任用官吏、駕馭政權、控制國家的方法和手段。
他指出，皇太子雖然讀書很多，而未深知術數，是無用的，所以提出用“術數”教育太子的建議。
文帝對此頗為稱許，所以任命晁錯為太子家令，輔導太子劉啟學習。
后來劉啟為帝頗有權術，與晁錯的輔導自然有一定關系。
晁錯在經濟思想方面，是主張重農貴粟，防荒備戰。
經秦楚之際大戰亂，到了漢初，“民失作業”，土地荒蕪，糧食缺乏，人民困苦，以至“人相食，死者過半”的地步①。
同時，有些諸侯王與地主富商私營冶鐵、煮鹽、鑄錢等手工業和商業，嚴重地影響了農業生產和朝廷收入。
西漢朝廷早就制定了重農抑商政策，雖有一定的功效，但并沒有真正解決問題。
晁錯在《論貴粟疏》和《勿收農民租》兩篇政治經濟論文中，針對當時政治經濟情況，發揮了先秦法家的“耕戰”思想，提出了重農、貴粟、抑商、防備邊患和防水旱災害等一系列政治經濟主張，對于發展當時的經濟和鞏固封建統治，起了積極的作用。
在《論貴粟疏》中，晁錯開頭就提出了發展農業、搞好糧食生產的“開其資財之道”問題。
他認為，民眾如果饑不得食，寒不得衣，即使慈母也難保全其子，君主也難保全其民，所以英明之主應當“貴五谷而賤金玉”。
他說：“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重農貴粟實是其經濟思想的核心問題。
他向文帝建議，為了長有其民，就要鼓勵百姓從事農業生產，廣積糧食，充實倉庫，以供應邊防之需，防備水旱之災。
他還針對當時“地有遺利，民有余力”，“游食之民未盡歸農”的實際情況，提出了一些重農貴粟的具體措施，如：勸農力本，使游食之民盡歸于農，以保證農業生產有穩定的勞動力；“薄賦斂”，甚至“可時赦，勿收農民租”，使農民有一定的糧食儲備，有能力供給戰爭物資和應付水旱之災；“貴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為賞罰”，納粟于國者“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從富人那里取得糧食，就可少收農民的賦稅，這就是“損有余補不足”的辦法。
這在以小農經濟為基礎，需要發展農業生產以防荒備邊的西漢社會，是適時的可貴的經濟思想與主張。
同時，晁錯對于當時的“弛禁”政策①，對于私人冶鐵、煮鹽、鑄錢不加限制，以至富商與諸侯王富侈，農民貧困，出現了農民“棄本逐末”，大片農田荒蕪，“耕者不能過半”狀況，極為不滿。
他指出：“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他認為要改變這種狀況，只有抑商而重農，使游食之民盡歸于農。
文景之時是貫徹重農政策的。
文帝曾規定入粟拜爵的標準與辦法，下詔減收一半租稅，還一度免除民田的租稅。
景帝屢次命令“有司以農為務”，“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②。
所以當時農業有所發展，“五谷豐熟，百姓足，倉廩實，蓄積有余”③，米價降低，由漢初每石五千錢降至每石數十錢④。
到武帝時，竟有“京師之錢累巨萬”，“太倉之粟陳陳相因”，“眾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群”的盛況。
這說明晁錯的重農抑商思想，符合于當時的歷史要求。
晁錯在軍事思想方面，主要是守邊備塞，抵御侵擾。
他在《言兵事疏》、《守邊勸農疏》、《募民實塞疏》等三篇軍事論文中，根據當時漢匈斗爭的形勢，提出了守邊備塞的方針政策以及抵御匈奴的戰略戰術。
在《言兵事疏》等文中，晁錯總結了近世漢匈關系的經驗教訓，分析了雙方的特點和長短，提出了對待匈奴的戰略戰術。
以從事農業的漢民眾對待前來侵擾的游牧族，晁錯以為漢初那種敵來則消極抵抗，敵去則缺乏邊防的被動挨打狀況，必須解決。
他主張招募內地之民移屯于邊塞，適當安排，使他們一面從事農業生產，一面進行軍事訓練，亦農亦兵，“卒伍成于內”，“軍正定于外”，做好守邊備戰工作。
在《守邊勸農疏》和《募民實塞疏》中，晁錯強調募民徙邊，一定要“本于人情”，使他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這就要求官府為他們安排好生活與生產，不僅要管衣食住行，還要注意“男女有婚，生死相恤，墳墓相從”。
這樣才能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貧民相募而勸往”。
同時，要把徙邊之民組織起來，“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四里一連”，“十連一邑”。
按組織進行軍事訓練，“居則習民以射法，出則教民以應敵”。
再加之有一套賞罰獎勵的辦法，就可起到守衛邊塞和維護農業生產的作用。
在《言兵事疏》中，晁錯從實際出發提出的戰略戰術，也是值得一提的。
他把“得地形”、“卒服習”、“器用利”作為克敵制勝的重要條件，詳盡地論述了武器、地形與士兵三者間的關系。
他認為，武器要完備精良，要選擇和創造有利的地理條件，還要嚴格訓練士兵，使他們行動敏捷，嚴守紀律，掌握好手中的武器。
在此基礎上，又提出兵器要利，士兵可用，將要知兵，君要擇將等軍事要素。
晁錯還提出聯合受匈奴政權壓迫的少數民族，供應其作戰物資，發揮其“長技”，使其與漢軍“相為表里”，共同抗擊匈奴侵擾的策略思想。
② 材料主要根據于《史記·晁錯列傳》和《漢書·晁錯傳》，凡引此兩篇文字不另加注。
① 《史記·申屠嘉列傳》。
② 《史記·申屠嘉列傳》。
① 《漢書·食貨志》。
① 《史記·貨殖列傳》。
② 《漢書·食貨志》。
③ 《風俗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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