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詩。
全詩層次清晰，共分三個層次：第一層，寫了萬馬齊喑，朝野噤聲的死氣沉沉的現實社會。
第二層，作者指出了要改變這種沉悶，腐朽的觀狀，就必須依靠風雷激蕩般的巨大力量。
暗喻必須經歷波瀾壯闊的社會變革才能使中國變得生機勃勃。
第三層，作者認為這樣的力量來源于人材，而朝庭所應該做的就是破格薦用人材，只有這樣，中國才有希望。
詩中選用“九州”、“風雷”、“萬馬”、“天公”這樣的具有壯偉特征的主觀意象，寓意深刻，氣勢磅礴。
“萬馬齊喑究可哀”一句，深刻地表現了龔自珍對清朝末年死氣沉沉的社會局面的不滿，因此他熱情地呼喚社會變革，而且認為這種變革越大越好，大得該像驚天動地的春雷一樣。
他又認為實行社會變革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才，所以他熱情地呼喚：天公啊！請你抖擻精神，把各式各樣的人才都賜給我們吧。
龔自珍(1792-1841)，清末思想家、文學家。
字爾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簡，字伯定；又更名鞏祚，號定盦，又號羽琌山民。
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出身于世代官宦學者家庭。
祖父龔禔身，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詩》。
父麗正，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著有《國語注補》、《三禮圖考》、《兩漢書質疑》、《楚辭名物考》等書。
母段馴，著名小學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綠華吟榭詩草》。
生平
龔自珍一生可分三個階段：
①20歲以前，在家學習經學、文學。
他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詩文。
從8歲起學習研究經史、小學。
12歲從段玉裁學《說文》。
他搜輯科名掌故；以經說字、以字說經；考古今官制；為目錄學、金石學等。
同時，在文學上,也顯示了創作的才華。
13歲，作《知覺辨》,“是文集之托始”；15歲，詩集編年；19歲，倚聲填詞；到21歲，編詞集《懷人館詞》3卷、《紅禪詞》2卷。
段玉裁作序說他“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
尤喜為長短句”，“造意造言,幾如韓李之于文章”，認為“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懷人館詞序》)。
這可以說是對龔自珍20歲以前學習的概括總結。
②20歲至28歲，應鄉試至入仕時期。
嘉慶十五年(1810)，龔自珍19歲,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28名。
二十三年(1818)又應浙江鄉試,始中舉,主考官為著名漢學家高郵王引之。
次年應會試落選，嘉慶二十五年(1820)開始入仕，為內閣中書。
這時期他逐漸接觸社會政治現實,并從科試失意中體驗到政治腐敗,產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從劉逢祿學習《公羊傳》。
他寫出了《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尊隱》、《平均篇》等政論文。
嘉慶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佇泣亭文》及詩集一冊請教“吳中尊宿”王芑孫。
王認為他“詩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譜外紀》)。
同年，他開始戒詩。
今存這時期詩，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歲至去世。
嘉慶二十四年會試落選后，他又參加五次會試。
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會試,始中進士，時年38歲。
在此期間，他仍為內閣中書。
道光十五年（1835），遷宗人府主事。
改為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
兩年后，又補主客司主事。
這類官職都很卑微，困厄下僚。
48歲，辭官南歸（道光十九年，1839）。
50歲，暴卒于丹陽云陽書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時為鴉片戰爭第二年。
這時期,他對政治現實認識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寫出許多著名評論,如《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阮尚書年譜第一序》、《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歷史、哲學論文如《古史鉤沉論》等。
也有不少文學散文名篇，如《捕蜮》、《書金伶》、《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病梅館記》等。
他的許多著名詩篇，如《能令公少年行》、《詠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雜詩》等，也都是這時期作品。
龔自珍墨跡政治學術思想 龔自珍生活的時代，是統一的封建國家面臨沒落崩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新階段，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加深。
龔自珍從青年時起，就深刻地意識到封建國家的嚴重危機,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
“秋氣不驚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梁啟超說:“舉國方沉酣太平,而彼(指龔自珍、魏源)輩若不勝其憂危，恒相與指天畫地，規天下大計。”（《清代學術概論》）早在嘉慶二十五年，他已指出“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戶”，“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西域置行省議》)。
在道光三年，他深刻認識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造成嚴重的民族危機，指出“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叩關，狎之則蠹國”（《阮尚書年譜第一序》）。
他對時代的危機，不止是敏銳地感覺它，而且也積極地建議挽救它；他肯定未來時代的必然變化，并寄以熱情的幻想和希望。
龔自珍處在過渡時代的開始階段。
他的思想發展，有一個艱苦、復雜和曲折的過程。
他最初接受的是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為代表的正統派考據學。
但他沖出考據學的藩籬，不為家學和時代學風所囿。
在現實社會運動主要是農民起義的啟發下，他以特有的敏銳的眼光，觀察現實，研究現實。
在《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等文中，他對腐朽黑暗的現實政治和社會，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平均篇》指出了貧富不均所造成的社會敗壞現象及其危險的后果:“小不相齊,漸至大不相齊,大不相齊,即至喪天下”；提出“均田”的改革主張，要求“貴乎操其本源，與隨其時而劑調之”，“挹彼注茲”，平均貧富。
在《尊隱》中，他隱晦曲折地表現出對農民起義的大膽想象和熱情頌揚，向往著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
但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徹底的。
后來他看到均田制是辦不到的，又作《農宗篇》。
主張按宗法分田：大宗百畝，小宗、群宗二十五畝，其余閑民為佃農。
其目的是“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建立以中小地主為基礎的封建統治。
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階級的根本立場，因此，他在《農宗答問第一》及《農宗答問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龔自珍到30歲前后，在學術思想上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
他從對正統派考據學嚴歷地批判到堅決拋棄考據學，接受今文經學《春秋》公羊學派的影響，從劉逢祿學習，“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
但他肯定考據學的有用的部分；同時也批判今文經學雜以讖緯五行的“惡習”，而主張“經世致用”，倡導學術要為現實政治服務。
從此他更自覺地使學術研究密切地與現實政治社會問題聯系，研究的課題更為廣泛。
他“為天地東西南北之學”，研究地理學，而特別致力于當代的典章制度和邊疆民族地理，撰《蒙古圖志》，完成了十之五六；對現實政治社會問題也提出了積極的建議，寫《西域置行省議》和《東南罷番舶議》，主張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和鞏固西北邊疆。
隨著生活經驗和歷史知識的增長，以及政治、學術思想的逐漸成熟，他深入探討了天地萬物以及社會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問題，并把經史、百家、小學、輿地以及當代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統一起來，形成一個相當完整的歷史觀。
他說：“周之世，官大者史。
史之外無有語言焉；史之外無有文字焉；史之外無人倫品目焉。
史存則周存，史亡而周亡。”（《古史鉤沉論二》）這里有前輩章學誠“六經皆史”觀點的影響，但比章說更擴大、通達、完整，更有科學性和戰斗性。
他把古代的一切歷史文化的功罪完全歸結到史官，并以當代的史官即歷史家自任。
他認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從全面著眼，作客觀的、公正的現實政治社會的批判。
這實際是要使歷史和現實政治社會問題即“當今之務”聯系起來，應用《春秋》公羊學派變化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尊史”的口號下，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作全面的批判。
這就是他在《尊隱》里所尊“橫天地之隱”的具體化。
與此同時，他繼續不斷地關心現實政治社會的重大問題，不斷地提出批判和建議，始終沒有與庸俗官僚同流合污。
道光九年(1829)殿試《對策》中，他肯定經史的作用，更指出經史之用必以現實問題為依據，“不通乎當世之務，不知經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緩、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對現實問題，特別關切西北邊疆和東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國蒼生”，“益誡西邊將帥”。
同年十二月，有《上大學士書》，建議改革內閣制度。
他對腐朽的官僚機構和庸俗官僚深惡痛絕。
道光十二年(1832)夏，又有手陳“當今急務八條”，其中之一就是“汰冗濫”（《己亥雜詩》自注）。
道光十八年(1838)，林則徐奉命到廣東海口查禁鴉片，他作了《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則徐“獻三種決定義，三種旁義,三種答難義,一種歸墟義”。
主張嚴禁鴉片，堅決抵抗英國侵略者;主張和外國作有益的通商,嚴格禁止奢侈品的輸入；并駁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賈、紳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論調。
在中英鴉片戰爭發生后，江蘇巡撫梁章巨駐防上海，他在丹陽書院于暴死前數日寫信給梁“論時事,并約即日解館來訪,稍助籌筆”（梁章巨《師友集》卷六《仁和龔定盦主事》條），表示希望參加梁章巨的幕府，共同抵抗英國侵略者，更表現出堅決反抗外國侵略的愛國主義精神。
龔自珍在中年以后，隨著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煩惱和痛苦，“坐耗蒼茫想，全憑瑣屑謀”(《撰羽林山館金石墨本記成，弁端二十字》)。
有時想以“搜羅文獻”**，“狂臚文獻耗中年，亦是今生后起緣”（《猛憶》）；甚至想“發大心”，寄幻想于佛教，以求超世間的解脫。
但他愛祖國,關心現實,無法排除“外緣”，終于成不了佛教徒。
龔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導方面說，雖然他的批判不徹底，改良的目標不明確，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態度始終是積極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現實統治為“衰世”，為“日之將夕”，確信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并寄以極大的熱情和希望，也是始終一貫的。
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的前夕，一個主張改革腐朽現狀和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啟蒙思想家。
文學創作
龔自珍的文學創作，表現了前所未有的新特點，開創了近代文學的新篇章。
龔自珍認為文學必須有用。
他說，“曰圣之時，以有用為主”，“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同年生吳侍御杰疏請唐陸宣公從祀瞽宗……》）。
指出儒學、政事和詩文具有共同目的，就是有用。
他認為詩和史的功用一樣，都在對社會歷史進行批評，文章、詩歌都和史有源流的關系。
他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詩經》是史官采集和編訂起來的，而且“詩人之指，有瞽獻曲之義，本群史之支流”(《乙丙之際箸議第十七》)。
因此，選詩和作史的目的，都是“樂取其人而臚之，而高下之”，進行社會歷史批評。
所以他把自己的詩看成“清議”或“評論”,“貴人相訊勞相護,莫作人間清議看”(《雜詩，己卯目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安得上言依漢制，詩成侍史佐評論”(《夜直》)。
從這一詩論觀點出發，他認為詩歌創作的動機是由于“外境”即現實生活所引起，“外境迭至，如風吹水，萬態皆有，皆成文章”（《與江居士箋》），不得不然。
而創作方法則和撰史一樣，應利用一切歷史資料（《送徐鐵孫序》）。
龔自珍的詩和他的詩論是一致的。
他打破清中葉以來詩壇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絕少單純地描寫自然景物，而總是著眼于現實政治、社會形勢,發抒感慨,縱橫議論。
他的詩飽含著社會歷史內容，是一個歷史家、政治家的詩。
他從15歲開始詩編年,到47歲,詩集共有27卷。
他很珍惜他的少作，“文侯端冕聽高歌，少作精嚴故不磨”;“少年哀樂過于人,歌泣無端字字真”（《己亥雜詩》）。
這些“精嚴”而“字字真”的少作，雖然都已失傳，但當時卻是針對政治腐敗和官僚庸俗的“傷時”、“罵坐”之作，被一般文士視為“大不可”的。
因此他又曾幾次戒詩。
嘉慶二十五年(1820)的秋天，他開始戒詩，次年夏因考軍機章京未被錄取，賦《小游仙》15首，遂又破戒。
道光七年（1827）十月，他編了兩卷《破戒草》后，又發誓戒詩，“戒詩昔有詩，庚辰詩語繁”正是憤慨于他的詩不能為腐朽庸俗社會所容忍。
所以后來他又破戒作詩。
龔自珍詩今存的600多首,絕大部分是他中年以后的作品，主要內容仍是“傷時”、“罵坐”。
道光五年的一首《詠史》七律是這類詩的代表作。
詩中詠南朝史事，感慨當時江南名士懾服于清王朝的險惡統治，庸俗茍安，埋頭著書，“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梁謀”。
詩末更用田橫抗漢故事，揭穿清王朝以名利誘騙文士的用心：“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又如道光六年(1826)所作七律《釋言四首之一》，憤怒反譏庸俗官僚對自己的誹謗，“木有文章曾是病，蟲多言語不能天”;辛辣嘲弄朝廷大官僚對自己的嫌棄,“守默守雌容努力，毋勞上相損宵眠”。
晚年在著名的《己亥雜詩》中，詩人不僅指出外國資本主義勢力對中國的侵略和危害,統治階級的昏庸墮落，而且也看到了人民的苦難,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內疚，如“只籌一纜十夫多”、“不論鹽鐵不籌河”等，反映了當時社會的主要矛盾，具有深刻的現實意義和歷史意義。
龔自珍更多的抒情詩，表現了詩人深沉的憂郁感、孤獨感和自豪感。
如道光三年(1823)的《夜坐》七律二首，“一山突起丘陵妒，萬籟無言帝座靈”，在沉寂黑夜的山野景觀中，寄托著詩人清醒的志士孤憤，抒發著對天下死氣沉沉的深憂。
道光六年的《秋心三首》七律，“氣寒西北何人劍，聲滿東南幾處簫”，深深為邊塞形勢擔憂，感慨仗劍報國的志士無多，更缺少知音的同志。
他常常用“劍”和“簫”、“劍氣”和“簫心”來寄托他的思想志向。
“一簫一劍平生意，負盡狂名十五年”（《漫感》）；“少年擊劍更吹簫，劍氣簫心一例消”(《己亥雜詩》)；對于自己的志向抱負不能實現，深為苦悶。
在“拋卻湖山一笛秋，人間天地署無愁”（《夢中作四截句》）的現實環境下，詩人除了抒發感慨、縱橫議論之外，回憶值得留戀的快樂的過去，幻想現實之外美妙的境界和世界，乃成為詩人思想中一種必然的發展和出路。
因此，在詩人的許多作品中表現了重重矛盾。
作于道光元年的《能令公少年行》一首七言古詩相當集中地表現了詩人思想中的矛盾。
詩中有逃向虛空的消極因素，更多的積極意義在于詩人對無可奈何的現實社會環境的極端厭惡和否定，因而在《己亥雜詩》“少年尊隱有高文”、“九州生氣恃風雷”二詩中，他確信前所未有的、巨大時代變化必然到來，希望“風雷”的爆發，以掃蕩一切的迅疾氣勢，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氣沉沉的局面。
龔自珍詩的特點
1，政論、抒情和藝術形象的統一。
他的許多詩既是抒情，又是議論，但不涉事實，議論亦不具體，而只是把現實的普遍現象，提到社會歷史的高度，提出問題，抒發感慨，表示態度和愿望。
他以政論作詩，但并不抽象議論，也不散文化。
2，豐富奇異的想象,構成生動有力的形象。
在他的詩中,“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飛”、“爪怒”、“靈氣怒”等等，習見的景物變得虎虎有生氣，動人耳目，喚起不尋常的想象。
又如《西郊落花歌》描寫落花，使引起傷感的衰敗的景物，變為無比壯麗的景象，更高出尋常的想象之外。
“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己亥雜詩》)，則從衰敗中看出新生。
“天命雖秋肅，其人春氣腴”（《自春徂秋，偶有所觸，得十五首》），從沒落的時代中，也看到新生的一面。
3，形式多樣，風格多樣。
詩人自覺地運用古典詩歌多種傳統形式，“自周迄近代之體，皆用之；自雜三四言，至雜八九言，皆用之”（《跋破戒草》）。
實際他寫得多的還是五七言“古體詩”，七言的“近體詩”，而以七言絕句為大宗。
一般趨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縛，自由運用，沖口而出。
這也以七言絕句表現得最突出。
作于道光十九年(1839)的《己亥雜詩》315首，獨創性地運用了七言絕句的形式，內容無所不包，詩人的旅途見聞，以及生平經歷和思想感情的發展變化,歷歷如繪,因而成為一種自敘詩的形式。
它們可以作為一首詩讀。
由于作者這種充分地、富于創造性地運用，自然地使七言絕句成為一種最輕巧、最簡單、最集中的描寫事物、表達思想感情的形式。
復雜深刻的思想內容，多種多樣的語言形式，是龔詩風格多樣化的基礎。
“從來才大人，面貌不專一”（《題王子梅盜詩圖》），詩人是以風格多樣化自勉和自許的。
他的古體詩，五言凝煉，七言奔放；近體詩，七言律詩含蓄穩當，絕句則通脫自然。
4，語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麗，也有樸實；有古奧，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
一般自然清麗，沉著老練，有杜韓的影響，有些篇章由于用典過繁或過生，或含蓄曲折太甚，不免帶來艱深晦澀的缺點。
龔自珍先進的思想是他許多優秀詩篇的靈魂。
思想的深刻性和藝術的獨創性，使龔詩別開生面，開創了詩的一個新的歷史時代，不同于唐宋詩，實開近代詩的新風貌。
龔詩在當時欣賞的人不多，它的影響始大于晚清，主要由于它的突出的思想性和政治性，使抒情與思想政治內容結合，又不落于以文字、學問、議論為詩。
龔自珍文在當時比詩有名，也更遭到一般文士的非議,目為禁忌,不敢逼視。
除幾組學術論文外，它們重要的一部分是不同形式的政論文。
有些“以經術作政論”，“往往引公羊義譏切時政，詆排專制”（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
這些文章都是用《春秋》公羊學派的觀點與現實的政治聯系，引古喻今，以古為用。
如《乙丙之際箸議七》、《乙丙之際箸議九》和《尊隱》等，都是公羊“三世說”的運用。
有些則是直接對清王朝腐朽統治的揭露和批判，如《明良論》；以及各種積極建議的篇章，如《平均篇》、《西域置行省議》、《對策》、《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等。
另一類是諷刺性的寓言小品，如《捕蜮》、《病梅館記》等。
還有許多記敘文，記人、記事、記名勝、記地方，如《杭大宗逸事狀》、《書金伶》、《王仲瞿墓志銘》、《書居庸關》、《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等,內容不同,都富有現實意義。
龔文的表現方法
一般很簡單，而簡括中又有鋪敘夸張，有的直率，有的奇詭。
他的散文語言活潑多樣。
有的散行中有駢偶,有的瑰麗,有的古奧，甚至偏僻、生硬、晦澀。
龔文區別于唐宋和桐城派的古文，是上承先秦兩漢古文的一個獨特的發展，開創了古文或散文的新風氣。
龔自珍的詞也很著名。
譚獻認為龔詞“綿麗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復堂日記》二)。
實際上，他的詞沒有擺脫傳統詞的影響，偏重于詞的言情本性。
他也寫了一些抒發感慨懷抱的詞，如〔鵲踏枝〕《過人家廢園作》抒發孤獨而自豪的感情；〔鳳凰臺上憶吹簫〕《丙申三日》寫與庸俗文士的矛盾和理想不能實現的感慨；〔浪淘沙〕《書愿》寫愿望，略同《能令公少年行》；〔百字令〕《投袁大琴南》寫與袁琴南兒時同上家學的情景；〔湘月〕《壬申夏泛舟西湖》寫思想上劍態和簫心的矛盾，有志于作為，又思退隱，留戀山水。
但龔詞大部分還是消閑之作，抒寫纏綿之情，成就遠遜于詩。
晚年他發現自己詞的缺點：“不能古雅不幽靈，氣體難躋作者庭。
悔殺流傳遺下女，自障紈扇過旗亭。”（《己亥雜詩》）他所謂氣體，就是風格，自知缺乏現實社會內容。
本集和版本 龔集傳世版本甚多，最初有《定盦文集》3卷、《余集》1卷，附《少作》1卷,道光三年自刻本。
《己亥雜詩》亦有道光十九年自刻本。
龔自珍去世后第二年，魏源所輯《定盦文錄》12卷，又考證、雜著、詩詞12卷（《定盦文錄敘》），無刻本。
后有《定盦文集》3卷、《續集》4卷，同治七年吳煦刻本。
今有上海商務印書館《萬有文庫》排印《定盦文集》4冊，涵芬樓影印《定盦文集》3冊，均吳煦本。
光緒以來至清末，傳本益多，有光緒十二年朱之榛《定盦文集補編》4卷；以“全集”名者，有光緒二十三年萬本書堂刻本《龔定盦全集》；有宣統元年國學扶輪社排印本《精刊龔定盦全集》；有宣統元年邃漢齋校訂時中書局排印本《校訂定盦全集》10卷；有宣統二年掃葉山房石印本《定盦全集》等。
民國以后，有1935年上海襟霞閣本《龔定盦全集》；1935年王文濡編校、國學整理社本《龔定盦全集》；1937年夏同藍編世界書局本《龔定盦全集類編》等。
1959年王佩諍校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本《龔自珍全集》,此本基本上參照邃漢齋校訂本編例,分為11輯，第1至第8輯為文，第9、10輯為詩,第11輯為詞。
二十七歲為舉人。
道光元年（1821）官內閣中書，任國史館校對官。
九年，始成進士。
官至禮部主事。
十九年，棄官南歸。
二十一年，于江蘇云陽書院猝然去世。
龔自珍初承家學淵源，從文字、訓詁入手，后漸涉金石、目錄，泛及詩文、地理、經史百家。
受當時崛起的“春秋公羊學”影響甚深。
面對嘉道年間社會危機日益深重，他棄絕考據訓詁之學，一意講求經世之務，一生志存改革。
青年時代所撰《明良論》、《乙丙之際著議》等文，對封建專制的積弊，進行了揭露和抨擊。
他的思想為后來康有為等人倡公羊之學以變法圖強開了先聲。
中年以后，雖然志不得伸，轉而學佛，但是“經世致用”之志并未消沉。
他支持林則徐查禁鴉片，并建議林則徐加強軍事設施，做好抗擊英國侵略者的準備。
龔自珍一生追求“更法”，雖至死未得實現，但在許多方面產生了有益的影響。
在社會觀上，他指出社會動亂的根源在于貧富不相齊，要求改革科舉制，多方羅致“通經致用”的人才。
在哲學思想上，闡發佛教中天臺宗的觀點，提出人性“無善無不善”，“善惡皆后起”的一家之談。
在史學上，發出“尊史”的呼吁，并潛心于西北歷史、地理的探討。
在文學上，則提出“尊情”之說，主張詩與人為一。
他生平詩文甚富，后人輯為《龔自珍全集》。
參考資料：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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