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明朝洪武、永樂年間大規模地移民是有其歷史背景和歷史原因的，這自然要從元末年間的歷史談起。
元朝在中國的統治只有89年，雖然盛極一時，但“只識彎弓射大雕”，到了元代末年，由于蒙古貴族及封建地主對農民殘酷剝削壓迫，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水旱蝗疫不斷，民不聊生，使河南、山東、河北皖北等中原地區“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九)，人民無法生活下去，只有揭竿而起，反抗元帝國的殘暴統治，僅至正元年( 1341)，山東、河北、湖廣等地就以生了百余次人民反元起義，以后人民起義更加頻繁，力量也越來越大，至正八年方國珍在臺州起義，至正十一年劉福通在穎州起義，號稱紅巾軍，徐壽輝在蘄州起義。
至正十二年郭子興、朱元璋在濠州起義，第二年張士誠也在江蘇泰州起義，其后十余年，特別是劉福通的紅巾軍與軍決戰于兩淮、河南、山東、河北等地，廣大農民紛紛響應，元軍出其精兵銳將與農民軍決戰，攻城掠地，擄掠殺人，干盡了殘暴之事。
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脫脫破徐州，遂屠其城”(《元史脫脫傳》)，至正十七年、二十一年元軍察罕帖木兒部與農民軍戰，“兩戰皆敗之，斬首萬余級”(《元史察罕帖木兒傳》)，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軍“劉起租守順德，糧絕劫民財、掠牛馬、民強壯者令充軍，弱者殺而食之”(《元史順帝本紀》)，后來元軍正規軍精兵使盡，無力把農民起義軍鎮壓下去，一些地主武裝，為了維護本身利益也配合元軍與農民作戰，山西的王保保(擴廓帖木兒)父子，陜西的李思齊，也出兵豫、陜、魯和兩淮，終于把紅巾軍鎮壓下去。
在這些戰斗中，元軍和地主武裝，對農民軍所據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元史.順帝本紀》)，使豫、魯、蘇北、皖北之民十亡七八，名城揚州城中當時被殺的僅余有十八家。
(《明在祖實錄》卷五)溫縣牛洼村《牛氏族譜》也載：“兵戮河南，赤地千里。”已到了“春泥歸來無棲處，赤地千里少人煙”的境地后來朱元璋出兵江淮，派派徐達、常遇春北伐，進取山東，收復河南，北定京都，元帝出亡漠北，這樣元末長達十六年的兵亂才算結束。
元朝末年除兵亂之外，水、旱蝗、疫也接連不斷。
黃、淮河又多次決口，使中原之地“漂沒田廬無算，死亡百姓無數，村莊城邑多成荒墟。”據《元史》載，僅元朝末年的雨旱災，山東19次、河南17次、河北15次、兩淮地區8次。
(《元史.五行志》)”造成“漂沒民廬、死者眾”(《元史.順帝本紀》，“禾不入地、人相食”(《元史.五行志》)，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幾乎每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濫，“至正元年，汴梁、鈞州大水...二年四月，睢州儀封縣大水害稼。
六月癸丑夜，濟南山水暴漲，沖東西二關，流小清河，黑山、天麻、石固等寨及臥龍山水通流入大清河，漂沒上下居民千余家，溺死者無算。
三年二月，鞏昌寧遠、伏羌、成紀三縣，山崩水涌，溺死者無算。
五月黃河決白茅口。
七月，汴梁中牟、扶溝、尉氏、洧川四縣，鄭州滎陽汜水、河陰三縣大水。
四年五月，霸州大水。
六月，河南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民居數百家。
濟寧路兗州、汴梁、鄢陵、通許、陳留、臨穎等縣大水害稼，人相食。
七月，灤河水溢出平地丈余，永平路禾稼廬舍漂沒甚眾。
東平路東阿、陽谷、汶上、平陰四縣，衙州西安縣大水……五年七月，河決濟陰，漂官民亭舍殆盡。
十月，黃河泛濫。
七年五月黃州大水……八年正月辛亥，河決，陷濟寧路。
六月已丑，中興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平地深丈有五尺余，漂沒六十余里，死者一千五百人。
是月，膠州大水。
七月，高密縣大水。
九年七月中興路公安、石首、潛江、監利等縣及沔陽府大水。
夏秋，蘄州大水傷稼……
十二年六月，中耠路松滋縣驟雨，水暴漲，漂民居千余家，溺死七百人。
七月，衙州西安縣大水。
十三年夏，薊州豐潤、玉田、遵化、平谷四縣大水……十四年六月，河南府鞏縣大雨，伊、洛水溢，漂沒居民，溺死三百余人。
秋，薊州大水……十六年，河決鄭州河陰縣，官署民居盡廢，遂成中流。
……十七年六月，暑雨，漳河溢，廣平郡邑皆水。
秋，薊州縣皆大水。
十八年秋，京師及薊州皆大水。
十九年九月、濟州任城縣河決。
二十年七月，通州大水。
二十二年三月，邵武光澤縣大水。
二十三年，孟州濟源、溫縣大水。
七月，河決東平、壽張縣，圮城墻，漂屋廬，人溺死甚眾。
二十四年三月，益都縣井水溢而黃。
懷慶路孟州、河內、武陟縣水。
七月，益都路霆光縣、膠州高密縣水。
二十五年秋，薊州大水。
東平須城、東阿、平陰三縣疔決小流口，達于清河，壞民居，傷禾稼。
二十六年二月，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其害。
六月，河南府大霖雨，＊水溢，深四太許。
漂東關居民數百家秋七月薊州四縣、衛輝、汴梁、鈞州大水害稼。
八月，棣州大清河決，濱棣二州之界，民居漂流無遺。
濟寧路肥城縣西黃水汛溢，漂沒田禾民居百有余里，德州齊河縣境七十余里亦如之"。
(《元史.五行志》)在《元史》中這類記載比比皆是。
特別是河南地區幾乎年年都有特大洪水泛濫。
中書省戶部曾上言："連年水旱，田禾不收。”(《元史.順帝本紀》)當時的一位治河大臣也說中原地區“連年饑饉，民不聊生。”(《元史紀事本末》卷二)
元末中原地區不但水患嚴重，大蝗災也頻頻而至，從至正元年到二十五年，大蝗災計有十八九次。
(《元史.五行志》)元時的大名路，至正十二年六月“開、滑、浚三州元城十一縣，水旱蟲蝗，饑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
(《元史.順帝本紀》)中原地區從元統三年到至元末年，大饑荒就達十五次(《元史.五行志》)，至正十七年河南大饑。
十八年“京師大饑，彰德亦如之”。
至正十九年冀、魯、豫大饑，通州民間五殺其子而食之。
保定路孽生盈道，軍士掠孱弱以食。
山東、河南之孟津、新安、澠池出現“民食蝗，人相食”的慘狀。
同時，危害極大的瘟疫又多次流行于河南、山東、河北、陜西以及南方諸省。
(《元史.五行志》)
以上種種，兵亂水旱蝗變疫相輔而至，百姓非亡即逃，使中原地區人煙稀少，土地荒蕪，元政府只好把一些路降為州，如“降徐州路為武安州”。
(《元史.順帝本紀》)就是到了明朝，由于人糧劇減也不得不把許多州，府降格，名城開封由上府降為了下府(《明太祖實錄》卷九十六、一百九十三)。
洪武十年河南等布政司所屬州縣“戶糧多不及數”，“凡州改縣者十二，縣并者六十”。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二十，一百六十四)到了洪武十七年全國各地仍把不足3000戶的30余州降為縣。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六十四)
明朝建立后，各地官吏紛紛向明政府告具各地荒涼情形，中原地區處處是“人力不至，久致荒蕪”(《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八)，積骸成丘，居民鮮少”(《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七十六)，“多是無人之地”(顧炎武《日知錄》卷十)，累年租稅不入，”(《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一，)勞動力嚴重不足，土地大片荒蕪，財政收入劇減，直接威脅明王朝統治，就連朱元璋也深知：“喪亂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謂田野辟，戶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務”(《明太祖實錄》卷二十五)，于是采納了萄州蘇琦(《明太祖實錄》卷五十)，戶部郎中劉九皋(《明史.食貸志》)，國子監宋納等人的奏議，為維護明王朝的封建統治，決定了移民屯田的戰路決策(《明太祖實錄》)，一場大規模的歷經數朝歷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開始了。
} 明朝洪武年間，開始大量移民，農業生產剛剛有所恢復，又發生了“靖難之役”，四年的戰爭又加劇了中原地區的荒涼局面，為此仍又有永樂遷民之舉。
明太祖朱元璋死后，建文帝繼位，為了鞏固中央集權，采取了”削藩”措施，燕王朱棣以入京誅奸為名，從北京進取南京，所過河北、河南、山東、皖北、淮北等地，與政府軍反復拉鋸作戰，進行了四年的戰爭，這就是中原地區盛傳的所謂“燕王掃碑”。
當時一部分地區的老百姓也自行組織武裝，拒抗燕王軍隊，這反映了人民要求安居樂業，恢復生產的愿望。
根據《明史》記載，燕軍在戰爭中，搶掠屠殺甚為嚴重，如“燕軍掠真定，順德、廣平、大名”。
(《明史.恭閔帝本紀》)在真定“斬首三萬級”，白溝河仗，燕王“乘縱火奮擊，斬首數萬，溺死者十余萬人”。
(《明史.成祖本紀》)中原地區的老百姓自動幫助政府軍抗擊燕軍朱棣勝利后，對忠于建文帝的軍隊和百姓殺無遣漏，河北、山東等一些族譜中記載，燕兵所至，村城成墟，當燕王打到冀、豫交界處時，遭到地方武裝“十八村聯誼會”的把抵抗，燕王無標轉路攻取南京，后燕王把一帶人殺的只留狐、劉兩家，山東臨清縣寨村光緒四十年寫的《李氏族譜》記載，蓋燕王靖難兵起，在建文時南北構兵，南兵大軍追襲，則南兵自南而北，北兵勝大軍犯闕則自北而南，想爾時，或殺，或刮，或逃，東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幾為丘墟焉。
因此，靖難之役“，加劇了中原地區荒涼局勢，民非殺即逃，這也是永樂移民的又一原因。
當元末中原地區荒疫兵亂之時，山西卻是另外一種景象，中原地區的兵亂及各種災疫很少波及山西，山西大部地區也沒有發生大的水旱蟲災，風調雨連豐收，同鄰省相比社會安定，經濟繁榮，人丁興盛，元人鐘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記》中說：當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黃河)南北噍類無遺，而河東一方居民叢雜，仰有所事，俯有所育，這雖然是封建文人溢美之詞，但也說明晉垌帶比較安定，再加鄰省難民流入山西，使山西南部人口是稠密洪武十四年，河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一千多人，河北人口是一百八十九萬三千多人，而山西人口卻達四百零三萬零四百五十口，等于河北、河南人口的總和。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四十)
山西的人口和中原的人口相比，極不平衡。
據《明實錄》記載，洪武十四年(1381年)，河南人口為189.1萬人，河北人口為189.3萬人，而山西人口卻多達403.04萬人，比河南、河北人口的總和還多25萬。
再從人口密度來看，同樣是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山西平均每平方公里27.52人，而河南每平方公里12；85人，河南的人口密度不足山西的一半。
這樣，山西“地狹人稠生計難”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連朱元璋也認識到“山西民眾而地狹”。
這時朝中的要臣一再提出應從山西移民到中原，如洪武三年(1370年)，鄭州知州蘇琦提出“時宜三事”，其中一事就是移民中原，洪武十五年(1382年)，晉府致仕長史桂彥良上《太平治要》20條。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戶部侍郎劉九皋又奏請遷移山西之民以實中原，終于得到了朱元璋的認可。
于是拉開了—場轟轟烈烈移民活動的序幕。
明代初期山西的移民，說是從洪洞大槐樹下遷走的，實際上遠遠不止如此。
根據《明史》記載，“成祖核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丁多田少”，以“分其丁口”的辦法進行移民。
這個范圍是相當大的，包括現在的晉中、晉南、呂梁和晉東南等地區。
按照明初山西的行政區劃，所謂太原指太原府，轄6個州20個縣；平陽即平陽府，轄6個州29個縣；澤是澤州，為省直隸州，轄4個縣；遼是遼州，省直隸州，轄2縣；沁指沁州，省直隸州，轄2縣；潞是潞州，省直隸州，轄6縣；汾指汾州，省直隸州，轄3縣。
這樣，明初山西移民就涉及到2府、17州、66個縣。
在當時關山重重、道路阻塞的自然條件下，這么多地方的移民全要集中到洪洞縣的大槐樹下，有沒有必要?是不是可能?恐怕是沒必要也不可能的。
但是，由于洪洞大槐樹下是當時最大的移民“點行地”，在后來的歷史上影響特別大，移民后裔們自然也就樂于認同這樣一個出發地了。
關于移民的次數，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經學者們的反復考證，洪武、永樂兩朝共有17次。
簡單的情況是：
洪武六年(1373年)，從山西及河北正定府移民至安徽鳳陽墾荒。
洪武九年(1376年)十一月，再從山西及正定府移民至鳳陽墾荒。
因為是冬天，政府發給移民過冬的棉衣。
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從山西招募2.4萬戶百姓從軍，后又都復員為老百姓，就地安置墾荒種地。
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八月，又從山西的澤州、潞州，挑選“田少丁多”或無田之家，遷往彰德、正定、臨清、歸德、太康等地墾種。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九月，山西沁州百姓張從整等116戶自愿外遷屯田，戶部給予獎勵，讓他們回沁州招募居民。
同年同月，后軍都督朱榮向朝廷報告：由山西遷居到大名、廣平、東昌三府的百姓，一共分給他們2.6萬頃土地。
同年十一月，命后軍都督府僉事李恪等遷移山西百姓，到彰德、衛輝、歸德、臨清、東昌等地栽桑種棗，墾荒種地。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八月，馮勝、傅友德與常升等到山西招募百姓從軍，共設16個衛所。
大約是平陽府選了9衛，太原、遼、沁、汾選了7衛，每衛5600人，共有9萬余人。
同年十二月，朝廷命后軍都督僉事李恪、徐禮去山西招募移民共598戶，分別遷至彰德、衛輝、廣平、大名、東昌、開封、懷慶等地。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正月，山西馬步官軍2.66萬人，往塞北筑城屯田。
建文四年(1402年)，戶部核實太原、平陽二府，澤、潞、遼、汾、沁五州，“丁多田少”及“無田之家”，遷至北平各府、州、縣。
永樂二年(1404年)九月，從太原、平陽、澤、潞、遼、汾、沁移民1萬戶，充實北京。
永樂三年(1405年)九月，再次從以上地區移民1萬戶，充實北京。
永樂四年(1406年)正月，湖廣、山西、山東等縣吏李懋等214戶人愿到北京為民，戶部給他們發了安家費。
永樂五年(1407年)五月，朝廷命戶部從山西的平陽、澤、潞及山東的登、萊等州，招募了5000戶到北京的上林苑監，牧養栽種。
永樂十五年(1417年)五月，山西平陽、大同、蔚州、廣靈等府州，向朝廷申請到北京、廣平、清河、正定、冀州、南宮等府州縣為民，開荒種地，依律交稅，得到政府的獎勵和資助。
綜上所述，明初從洪武六年(1373年)到永樂十五年(1417年)，近半個世紀中，從山西向外地移民17次，每次數百戶，甚至上萬戶，前后人數達到100萬以上。
回顧我國歷史上政府組織的移民活動，漢代僅限于屯墾戍邊，并沒有形成全國規模；三國割據一方，各自分散屯田；唐代移民屯墾興盛，但安史之亂以后廢弛；宋代重文輕武，屯田時盛時衰；元代全國興屯，但很快天下大亂。
所以說，明初山西移民，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官方移民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移民。
那時候還創造了一個詞叫“解手”，一直流傳到現在仍然使用，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百姓們被迫登記以后，為了防止他們途中逃亡，官兵們把他們反綁起來，然后用一根長繩串連起來。
那時候，遷徙路上，到處是一串串的移民，他們一步三回頭，天愁地也愁。
在押解過程中，由于長途跋涉，人們免不了要大小便，但一根繩子拴幾個甚至幾十個人，大小便非常不方便。
于是只好向押解官兵報告說：“老爺，請解手，我要大小便。”這樣子日復一日，人復一人，次數多了，日漸簡化，只要說上一聲：“老爺，我要解手。”
明初有個袁公正，字成甫，曾隨朱元璋打天下，南征北戰，屢建戰功，官拜鎮威將軍。
明朝統一后，首要的大計，是移民墾荒。
袁公正又自動報名，舉家從洪洞遷至山東曹縣黃崗集落戶。
當時彳艮受朱元璋欣賞，親賜一塊“袁氏題名玉碑”，還給他提升了三級頭銜。
袁公正在曹州以北約20公里處的關王廟北土崗上安下家來，取名“袁家固堆”，并題詞曰：“洪洞分枝老門第，曹州安居舊家風。”
陜西省的山西移民比較多，大概是與山西一河之隔距離近的緣故。
據征集的譜諜看，武功縣的戴氏、麟游縣的趙氏、邢氏、扶風縣的劉氏、彬縣的陳氏、固源縣的鄭氏、米脂縣的楊氏、并氏、眉縣的劉氏，其先祖都是明初從洪洞遷去的。
綜前所述，洪洞大槐樹下的移民，當初直接遷入地是豫、魯、冀、京、皖、蘇、鄂、陜、甘、寧、晉等省市。
然而數百年間，峰回路轉，這些地方的移民后裔，又輾轉遷到云南、四川、貴州、新疆、東北、港臺等地。
特別是近幾十年里，遷移的浪潮此起彼伏。
例如解放前的“走西口”、“下關東”、“下南洋”，建國后的城市知青“支邊”、“上山下鄉”，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的出國留學、探親、定居，更使洪洞移民后裔的足跡，踏遍了神州大地、天涯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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